罗炳辉将军是一位传奇色彩十分浓郁的人民英雄。

　　1937年，著名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在延安的土窑洞中访问了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罗炳辉。后来，她在《在红色中国内部》（即《续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中国人对他都会感到亲切。他是中国人所爱好的‘关帝（三国名将关羽）型，，的英雄，听他说述的诱敌故事简直象从《三国演义》里摘出来的一样——它们自身总有一天会成为民间的英雄故事。”她的预言是准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罗炳辉的种种“民间的英雄故事”在中国十几个省份广为流传，其中尤以在安徽、云南、江西、福建、贵州、四川、湖南、江苏、山东诸省为最盛。他的赫赫威名，还通过外国记者的笔，远播海外。

　　本书以记述罗炳辉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为任务。但是，在《附录》中增写此文，概略地介绍他在来淮南根据地之前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以期比较完整地展示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我们想，这是符合读者愿望的。

　　当然，增写此文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近十多年来，在对罗炳辉的宣传上出现了过多的混乱和失误，其严重程度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是鲜见的。过分依赖口碑资料、不加考订地靠抄抄摘摘成文、未作全面深入的鑑别和研究，是产生讹误的主因。凡此种种，致使严格意义上的罗炳辉的历史形象在许多重要方面变得驳杂模糊甚至失实失真。因此，廓清讹误已成为必须。

　　本文将努力做到精审慎取，不事雕琢，洗尽铅华，客观地记述罗炳辉的前半生，限于篇幅，不能展开，但对某些近年来产生了混乱的问题，仍要着较多笔墨予以匡正。

　　一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自字宿星，1897年1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九日）诞生在云南镇雄阿都山偏坡寨（今属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的一户汉族农民家庭里。

　　近年间出现的“罗炳辉是彝族奴隶娃子出身”的说法，尽管次第刊载于《云南日报》、上海《文汇报》和《人民日报》，播放于某省人民广播电台，甚至还编进了某些辞书，但此说纯系毫无历史根据的臆测和以讹传讹。

　　据确凿的史料记载，罗炳辉是汉族人，原籍是并无彝族的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地区）。在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浪潮中，罗炳辉的先祖迁到湖南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地区）的邵阳县占籍。江西移民入湘的规模相当巨大。有史料记载：宋代邵阳全县居民14个大姓中，有10个是从江西庐陵迁来。元代邵阳19个大姓中，10个是江西移民。到了明代，江西移民入湘达到高潮，在邵阳县51个大姓中占36个，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当然也有从湖南迁出的。与“江西填湖广”齐名的，便是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了。

　　明末清初，长期残酷的战乱和连年灾荒，使四川这个天府之国人烟儿绝，一片荒凉，即史称之“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清政府强制推行了“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在皇帝亲自督促下大规模地向四川移民，始自顺治，盛于康熙。“文”的一手是夸张地宣传四川的种种好处，“武”的一手是强行捆绑押解。罗炳辉的祖先由邵阳移居到了四川省叙州府隆昌县。隆昌并非乐土，虽然“甲申罹乱，隆人烟几绝”，但其地交通发达，“第邑当孔道，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达荆湘，东北徂安岳荣城，西南往黎雅燹羌”，当移民潮水般涌至时，“以弹丸之地而当六路之冲”的隆昌又难以承受，“故十邑之苦，莫苦于隆”。罗炳辉的祖先对隆昌这异地当然谈不上甚么乡土依恋。北接秦陇乃高寒贫瘠之域，且极迢远。东面是来路。西面是更加拥挤的成都平原。唯有南通滇海可成为选择。于是，罗家又南迁到相距不远的云南省镇雄县，复分系至今彝良县。

　　罗炳辉的高祖父罗凤鳌于清乾隆戊子（1768年）出生在四川隆昌。道光初年，年轻力壮的罗凤鳌携家带眷，出镇雄西行，向着莽莽苍苍的鸟蒙山腹地进发。他们穿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涉过金沙江支流之一的洛泽河，攀上离角奎镇不远的高峻的阿都山，在离山顶不远的一堵峭壁的顶端开山造田，安下家来，繁衍子孙。到罗炳辉是第5代。罗凤鳌于道光乙已（1845年）逝世并葬在阿都山。作为罗家在彝良这一支的始祖，后辈称他为“老天天”。

　　罗炳辉家的谱系为“国、卫、天、星、凤、成、学、守、德、代、安、宁”，纯乎汉家体制。（顺带提及，彝族人取名是实行“父子连名制”。即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儿子名字的开头一个字。如：一世希孟越，二世越道觚，三世觚觉世……等等，与汉族迥然大异。）讫今为止尚未发现罗家曾有人与彝族人联姻。他家的姻亲均为汉人。

　　经过三代人的辛勤垦荒，到罗炳辉的祖父时代，家境已经相当富裕。1943年5月27日，罗炳辉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中，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在来安县大刘郢新四军二师师部开始亲笔撰写《自传》。他在开篇即写道：“既然从儿童时代谈起，首先说到家庭经济和当地社会环境。祖父时代是富裕的家庭”。然而，在官府盘剥和土霸敲诈之下，到罗炳辉的父亲罗守清幼年时，家境已一贫如洗。罗守清成年后，租地主的田地耕种，收获与地主平分，还四出做零工，入冬又肩挑山货做小生意，逐渐衣食自给，遂造屋置田，娶汉族农家女黄氏成家，先后生1女3男。长女无名，成年后嫁本县汉族蒋姓农民。3男为罗德富、罗德生、罗德银。德富即炳辉，居长。罗炳辉出世后，父母起早贪黑、勤苦劳作，家道日兴，“日渐成为富裕中农，渐升到富农”。（罗炳辉《自传》）

　　父母在体格奇伟、相貌堂堂的长子身上寄托了极大希望。因家境富足，罗炳辉7岁入私塾读书，读了3年。10岁时，因土霸敲榨、家境复艰而辍学务农。

　　四代人的顽强挣扎、发愤兴家和仿佛是命定般的惨败，完全击垮了罗守清的意志，使他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人。黄氏却性格刚强，常痛哭着对罗炳辉说：“儿呀，你要争气!长大了除掉这帮土霸，我死才闭眼!”罗守清则责骂妻子乱说，会招来横祸，害死全家。

　　当时的云南，偏远闭塞，贫穷落后，官府腐败，匪霸横行，人民痛苦甚于各省。租高税重、徭役繁多不说，穷人的妻女稍微长得漂亮一点，一旦被土霸看中，就于夜间明火执仗率众抢去，并绑架亲夫或父亲到旷野，持刀枪勒逼在早已写好的文书上打手印，按脚印，舔舌印，形同匪域。

　　罗炳辉11岁时，一个土霸登门勒索。罗炳辉毫无惧色，大声抗辩。土霸说：“这个干娃娃（云南土话，意即“穷孩子”）吃了雷公胆啦!长大了还不要翻天?非弄死他不可!”父亲吓坏了，骂罗炳辉惹祸，把他狠狠捆打了一顿。夜里，母亲把他搂在怀里，抚慰说：“好儿子，有志气。”被捆打时没掉一滴眼泪的罗炳辉，此时伏在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了。父亲则蹲在一旁叹息。父亲的深夜叹息声和母亲的啜泣声，在童年罗炳辉的记忆里烙下了很深的印痕。

　　罗炳辉12岁时，又惹下了一场塌天大祸。一个在当地最有权势的土霸带着打手到罗家讹诈，父亲吓得不敢说话，罗炳辉挺身而出跟土霸辩理。土霸说：“老子在这片地方，比谁都要跳高三尺!”罗炳辉说“三尺算什么!老子长大了要飞起来!把你这样的坏蛋杀光”父亲慌忙要出外借钱消灾，罗炳辉阻拦说：“拿钱塞狗洞，还不如跟他打官司!”土霸命令打手行凶，罗炳辉幸得乡邻保护，逃下阿都山，在亲戚帮助下写下了状纸，尽数这个土霸的平日罪恶，直奔官衙，击鼓喊冤，正正经经打起官司来，传审时，官吏十分震骇：“这个12岁的娃娃好大的胆!”土霸偷鸡不成蚀把米，靠花钱贿赂县官，才勉强判了个平头。顿时，“吃了雷公胆的干娃娃罗德富”轰动四乡，成了众口称颂的人物，也成了土霸劣绅们的眼中钉。

　　这场轩然大波，把罗炳辉的父母都吓坏了。他们怕罗炳辉还会闯出更大的祸来，殃及两个幼弟，便硬着心肠决定分家，让罗炳辉结婚，分出去独立门户，以免日后受连累。父母料定年幼的罗炳辉无法独立生活，等到他要求合并时，再以“约法三章”捆紧他的手脚，免得再生事端。

　　罗炳辉13岁时，由父母作主，与比他大4岁的李贵秀订婚。岳父家是汉族破产地主，此时正因与土司打官司败讼而携家外逃躲灾，也同意立刻嫁女。于是，13岁的罗炳辉又羞又怕地做了新郎。新婚之夜，他受不了贺喜的亲友们的戏谑调笑，躲了起来。家人慌忙打着火把遍山寻找，一直寻到天亮，才发现他睡在柴房里。众人来拉，被他乱打乱咬，当场伤了4人。李贵秀以为罗炳辉不喜欢她，伤心地哭了一夜。其实，罗炳辉还是很体贴她的。婚后两人发愤兴家，精耕细作，居然种出一季好庄稼，产量冠于全乡。农闲时他们做小生意，又侥幸赚了点钱，全都拿去孝敬了父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30日（旧历九月初九日），昆明“重九起义”成功。11月1日，大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

　　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国号改称民国，县衙改叫县政府。罗炳辉的家乡于民国2年新设置了彝良县，县治设在阿都山下不远的角奎镇。但社会依旧黑暗，土霸依旧嚣张，罗炳辉因与土霸结仇，处境依旧非常险恶。

　　民国2年，罗炳辉得一子，按家谱取名罗代勋。同年，彝良城里出了一件大事：大恶霸谢戒城白白被两名士兵痛殴了一顿，家具也被捣毁大部。谢戒城气势汹汹坐轿去见驻军连长，要求严惩那两名士兵。连长却护着那两个士兵，不予理睬。谢戒城无可奈何，威风扫地以尽。原来，这两个士兵是亲兄弟，本城人，父早丧，寡母曾受过谢戒城的敲榨和欺压，这次总算报了仇。这件事在彝良流传极广，也使罗炳辉受到极大鼓舞，他认定：要报仇雪恨只有一条路——去当陆军!

　　罗炳辉几次离家出走，都被家人追回。父母和岳父加强了防范，但动摇不了罗炳辉去当陆军的决心。1915年冬，他出走成功，翻山越岭艰难跋涉2000多华里，到了省城昆明。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故乡。这一年，他刚满18岁。

　　二

　　罗炳辉到陆军报名，才知道当兵条件很严，必须有殷实铺保，还不能零补。他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只得打零工糊口。老板有家产10万，膝下无子，见罗炳辉一表人材，勤劳忠厚，就提出要收他为子。工友们都说他交了鸿运，平步青云当上了小老板。但是，罗炳辉不为所动，干脆辞掉零工，到军营去当帮工，他先帮伙伕，后帮马伕，不久，得到滇军炮兵大队长刘安华的贯识，补入炮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此刻，中国大地上空，正酝着雷霆风暴，密布着浓重战云。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窃国，帝制自为。19日，秘密赴滇的蔡锷将军安抵昆明。25日，云南宣布独立。1916年元旦，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率护国军至昆明校场祭告天地，誓师讨袁。罗炳辉投身于护国战争的袭天狂澜之中。

　　护国军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军威雄壮，军纪严明。进军川、桂，再图湘、鄂、粤、赣，与曹锟部激战于泸州、纳溪、叙府间，战况极为惨烈，终以数千饥疲之师，击败10万凶暴之敌。云南首义，全国响应，贵州、广西相继独立。3月17日，护国军在川南发动总反攻，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国人唾骂声中郁郁而死。3个月的护国战争，使罗炳辉受到了最初的战争锻炼。蔡锷将军爱国爱民、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和滇军英勇无畏的优秀传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熏陶，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战后，罗炳辉律己更严，对泛滥于旧军队中的烟（鸦片）、赌、色诸恶习，一丝不沾。他的勤奋和刻苦，在滇军之中是鲜见的。有时竟至拚死忘命的程度。别人操练一遍的，他自己要抽时间操练几十遍，直至精熟。他常于夜间悄悄起床练功，每每直至天明，终于练出了超人的臂力、精湛的武艺和百发百中的神奇枪法。在滇军每3个月举行一次的非常严格的晋升考核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连连晋升，由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三等下士、二等下士、一等下士，直升到中士，一次都没有脱过，为军中所罕见。他因此而被誉为“模范士兵”。在行伍中，他以作战勇敢、刚直无私、仗义疏财和敢打抱不平而深受士兵们的拥戴。

　　罗炳辉在滇军中连连晋升，引起家乡土霸和劣绅的极大不安。他们加紧了对罗炳辉亲属的迫害。1918年，地主王海云等人以罗炳辉“当兵打仗，有死无回”为理由，逼李贵秀改嫁。罗炳辉的母亲不许，被毒打致伤，气疯惨死。

　　罗炳辉接到家信，当即痛哭昏倒。愤怒的士兵弟兄纷纷要求带枪随他回家乡报仇，被上司苦苦劝阻。罗炳辉明白，带枪离队是违反军法并要受到严厉处罚的，他不愿拖累滇军兄弟，便同意了营长的处置：由军队致函彝良县政府，要求严惩凶手。

　　公文到了彝良县，土霸、劣绅十分恐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指使王海云在请罗守清喝酒时拔刀自伤，反诬罗守清持刀杀人。在法庭上，罗守清责问：“王海云说我刺他三刀，请查看，为什么有六个眼?”原来，王海云怕刺伤内脏，把肚皮捏紧，拎得老高，横戳3刀，结果留下了6个眼。这是明明白白的诬告，但是，县长早已被土霸买通，不由分辨，将罗守清逮捕下狱，抄没家产，通缉家人。土霸料定罗炳辉必定要回乡报仇，便精心策划，派打手埋伏在昆明至彝良的半路，准备狙杀罗炳辉。

　　罗炳辉的姐夫和二弟罗德生得知土霸、劣绅们的密谋，乘黑夜逃出家乡，到昆明报信，苦劝罗炳辉千万不要回去自投罗网。营长也力劝他忍耐，同时报请上级发公文保释罗守清出狱，但没有结果。护国丧家，罗炳辉心中深深地埋下了对黑暗社会仇恨的种子。

　　1920年，营长决定推荐罗炳辉到云南讲武堂读书，罗炳辉临行前，营长又考虑讲武堂3年所学还不及罗炳辉入伍5年来已经学到的东西多，遂改变主意，于9月问推荐罗炳辉担任唐继尧、唐继禹兄弟的随行军士。

　　云南督军唐继尧是云南省会泽县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历任云南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兼云南讲武堂总办、贵州都督、云南都督兼民政长、护法军政府元帅等职，此时正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统治云南、控制川、黔。唐继禹后来曾任贵州督军。二唐召见罗炳辉，见他体格魁伟，武艺超人，谈吐诚恳，十分欢喜，遂留在身边，出入均给马骑。11月，罗炳辉向唐报告家事，唐说：“你们营长已经报告过，我已命令彝良释放你的父亲。”当即又命参谋长再去公文，严令不得继续迫害罗父。受尽折磨的父亲被放出来了，然而，罗炳辉家中早已是母死家破，一片凄凉。罗炳辉的三弟罗德银，也在贫病交加之中悲惨死去。

　　三

　　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以“西南王”和“东大陆主人”自命的唐继尧野心勃发，在护法、靖国等役中，处心积虑地处处掣肘孙中山先生，并乘南北军阀对峙之机，扩张自己实力，内施暴政，外侵邻省，连年用兵，征战无已，致使民怨沸腾，上下离心。1921年2月7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和第八军军长叶荃倒戈反唐。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并于8日仓皇率亲信和卫队共百余人，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安南（今越南），流落香港。罗炳辉随行。

　　与偏远闭塞的云南相比，香港是一个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到香港后，罗炳辉被提升为随从副官，掌管财务，出入均乘小汽车，负责采买唐公馆一切用物。善于经营的香港各大公司都视罗炳辉为财神菩萨，趋之若鹜，奉为上宾。罗炳辉经手巨款，分文不沾，并深深陷入痛苦思索之中。

　　在河口中越界桥，他看到，中国人带一盒火柴或一根针入安南境，要罚洋10元，带小刀则是违“法”。而法帝国主义者带枪械大刀进入中国境内都是合“法”的。在海防海关，他看见一个云南商人带一只水烟袋过境，价格仅4．6元，却要上6元关税，商人宁可不要，把水烟袋扔进海里。法国人敲榨不成，恼羞成怒，竟把这个商人毒打一顿，捆绑而去。罗炳辉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他从沦为殖民地的越南，想到祖国的民族危亡，心中充满了焦灼和痛苦。

　　在香港，罗炳辉痛苦地亲眼看到，自己衷心爱戴的当年的护国元勋唐继尧，骄奢淫佚，挥霍无度。法帝国主义者操纵中法银行封存唐继尧4千万元存款，唐闻讯昏厥，半个多小时才醒。而唐继尧在香港、日本等地银行存款，少则几千万元，多的达亿元，这都是唐继尧喝“民血、兵血”的证明!罗炳辉如梦方醒，对自已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感到羞耻。他决意归国，数次向唐继尧告假。唐执意挽留，恩宠有加。

　　这时，同行来港的一个已经阵亡了的滇军师长的小老婆，爱上了罗炳辉。她不愿再作军阀玩物，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她手头积蓄甚多，在上海还有产业。她再三恳求罗炳辉同她一起去上海。参谋副官得知此情后，也竭力从旁怂恿。罗炳辉却以献身报国为志，坚决拒绝了。那女子十分伤心，不久便携带70万元巨款，孤身去沪。同僚们都嘲笑罗炳辉“愚蠢”。

　　唐继尧在港期间，孙中山为了扩大革命势力，诚恳团结唐继尧。罗炳辉对中山先生的人品学说极为仰慕。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唐继尧却出尔反尔，公然拆台，并在暗中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

　　罗炳辉对唐继尧彻底失望了。他留下一信，交清所有帐目，决然搭海轮离港，取道越南归国。同僚们见罗炳辉来去清白，分文不沾，纷纷议论：“罗副官果然不爱钱!他拐带几十万也是易如反掌呢。”唐继尧也叹失奇人。

　　9月，罗炳辉返滇。云南边防督办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一本写有“继尧”二字的书，以为他是唐继尧派遣回滇进行活动的秘密使者，顿时如临大敌，如获至宝，当即将罗炳辉逮捕，派重兵押送昆明，投入总司令部军法处狱中。罗炳辉在狱中又目睹了许多迫害无辜、草营人命的罪恶和黑暗。军法处长秦兆瑞经多次审讯，确信罗炳辉并不是唐尧的秘密使者。又经老上司刘安华奔走营救和直接向顾品珍保释，罗炳辉始获释放。

　　出狱后，罗炳辉协助刘安华操办在四川阵亡的滇军旅长鲁子材葬仪，收支钱财，分文不爽，而且办事干练，引起上层军官们的注目。加上此时罗炳辉在香港轻财拒色的操守已在昆明传开，滇军将领们对这个24岁的青年刮目相看，视为奇士，有的邀他担任军职，有的为他举媒提亲。但是，此时的罗炳辉已经对军阀生活深恶痛绝，决心去投奔孙中山先生了。

　　四

　　1921年11月，罗炳辉经贵阳抵达桂林，受到了北伐军滇军总司令朱培德的慰勉和欢迎，被编入军官将校队。朱培德是曾在长达8年的岁月中对罗炳辉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是云南盐兴人，长罗炳辉9岁，早年入云南武备学堂，1911年参加反清起义，后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此时正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被孙中山委为滇军总司令。在滇军中，朱培德是思想较新的将领，朱德、罗炳辉都曾是他所器重的部属。12月4日，孙中山在万众欢腾声中抵达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于桂王府。7日，孙中山在军、政、学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为造成世界之工具》的讲演，罗炳辉听后深受鼓舞。孙中山计划取道湖南，大举北伐，1922年1月，孙把北伐军组成7个军团，共4万余人。2月3日，孙大元帅颁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以李烈钧率滇军、黔军、赣军为第一路，攻赣南和鄂东；由许崇智率领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直攻武汉。可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却对孙中山的北伐命令阳奉阴违，并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联盟，阻遏北伐军假道湖南北进。4月8日，孙中山被迫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改道从江西北伐。5月4日，孙中山下令北伐。6日，孙亲赴韶关督师。8日，发布总攻击令。北伐军分3路向江西进击。

　　军官将校从一千余军官，分为交通、设营、侦察、给养、运输、作战等组，每组有军官百余人。罗炳辉任交通组副组长，因组长李鑫祥出发时病倒，由罗炳辉代组长职。组内百余名军官，大多军阶比罗炳辉高，资历比罗炳辉深，极难领导。北伐军滇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此专门当众宣布必须听从罗炳辉指挥。交通组在韶关征雇挑伕百余，挑着器材，由南雄越大庚岭进入赣南。罗炳辉对民伕不打不骂，食宿、烟茶都安排得很好。民伕们对他很亲热信赖，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军官们却嘲笑他“穷气未脱”。

　　江西是直系军阀在华南统治力量最为薄弱的省份。在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下，敌溃不成军。6月13日，北伐军一举攻克赣州，前锋进至万安、吉安、南昌城指日可下。民伕到赣州便该回家了，罗炳辉去军需处领民伕饷钱和路费，军官们乘机向民伕造谣说：“罗组长去领钱是假，他要你们继续送到南昌呢!”民伕们听到此言后，一逃而光。罗炳辉领钱回来，见一个民伕也没有了，十分气愤。此时，军官们要瓜分这1．5万元，遭到了罗炳辉的痛斥。军官们红了眼，公然威胁说：“你若不允，小心狗命!”朋友劝他：“民伕已逃散，你退回去，还不是落入军需处私人腰包。你我不分这缺德钱，落个心安吧。”罗炳辉深感悲愤：“我怎么总是逃不脱黑暗环境呢?”

　　6月16日凌晨2时，曾深受孙中山信赖和器重的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悍然炮轰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住所，还悬赏20万元捉拿孙中山。孙避登宝璧舰，17日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亲率各舰由黄埔驶入广州白鹅潭，炮击叛军。陈炯明顽强抵抗。19日，孙电令北伐军回师讨逆。前敌将士闻听广州之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27日，北伐军返粤讨逆，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7月2日，朱培德部在韶关城北帽子峰、许崇智和李福林部在曲江周田，与叛军激烈阵战。战斗呈胶着状态。

　　帽子峰战场与周田战场相距百余里，朱培德担心许部与叛军同为广东人，恐许部有变，便特任罗炳辉等5人为参军官，去许部视察。

　　罗炳辉等到周田战场，见北伐军虽斗志高昂，但给养困难，菜根都已挖光，阵地上遍地便溺，加之天热，臭气熏人，断难持久。而叛军有铁路运输之便，给养、兵员源源运来。罗炳辉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陈述看法，建议应求速胜。许深以为然。当时军中没有无线电，亦无传令的骑兵，罗炳辉夜行70华里返回滇军司令部向朱培德回报周田战况，次日又步行返回周田向许崇智传达前敌总指挥朱培德的命令：湘军陈嘉祐部29日至周田增援粤军；北伐军同日在周田、帽子峰发动总攻。

　　29日，按计划，湘军进抵周田，但尚未进入战壕，粤军就乱哄哄后撤。叛军乘乱发起攻击。湘、粤两军混杂一处，军无建制，山崩一般溃败下来，一溃百余里，无法收拾。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陈修爵部投降叛军。当夜，罗炳辉在乱军中找到许崇智，建议退到脱离叛军时，再集结部队反攻。不料，第二天叛军又猖狂追至，湘、粤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四散奔逃。罗炳辉等5人也被乱军冲散。

　　在韶关城北帽子峰战场的滇军根本不知道周田战场的惨败，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中。只要在周田得逞之敌立稳阵脚，再向西封锁北江上游的武水，滇军就必然难逃全军覆灭的命运了!真可谓千钧一发。

　　罗炳辉自知：滇军的存亡已系于自己一身!他从急流狂泻般的乱军中冲出，邀一随军做生意的云南商人作伴，乘黑夜偷渡浈江，绕道仁化，向帽子峰疾跑。为了威慑可能遇到的敌人或土匪，他机警地用军衣包着弯把雨伞，冒充机关枪，三过匪区，幸平安闯过。但疾行一夜，商人已经累倒在地，不能动弹。罗炳辉草鞋走碎，也难支持了。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咬牙继续踉跄飞奔。在总计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罗炳辉两涉江河，翻山越岭，经韶石、凉缴、浮岳、皇冈等9座大山，奔跑200多华里，下午3时到滇军司令部时已不能说话，昏晕倒地，抢救两小时才苏醒。罗炳辉向朱培德报告周田战场的惨败和滇军危急万分的处境，朱培德闻听后大惊失色，急令疾速北撤，与迂回包抄的叛军先头团遭遇，经奋战将敌击溃，退往湖南。倘再延误1小时，滇军就陷入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了!全军将士莫不咋舌呼险。朱培德流着眼泪向众将士说：“是罗炳辉救了滇军!”他把自己的坐骑让给罗炳辉骑，派专人将罗炳辉送到湖南道州休息。笔者曾于1980年赴粤北实地考察过从周田到仁化到韶关城外帽子峰一线，亲历其间的崇山峻岭和湍急江河，深为罗炳辉的神勇英武而惊叹不置。

　　讨陈失败的消息传来，孙中山怀着满腔悲愤，于8月9日乘英舰摩轩号赴港去沪。至此，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在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完全没有想到竟会“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肝肺”。9月5日，孙中山函令朱培德攻取桂林。朱培德为了培养罗炳辉，就让他带兵攻坚。

　　桂林城为桂北重镇，北倚叠彩、宝积、伏波诸峰，桃花江环流于西、南，东则为漓江，地势险要，城高濠阔，防御坚固。广西自治军梁华堂率10万之众守城，森严壁垒，以逸待劳。滇军只有3000人。10月1日，滇军攻城，罗炳辉身先士卒，冒着如蝗弹雨，冲过漓江上的永济桥，突进至东江门下，放火烧城门，乘浓烟搭云梯爬城。正鏖战间，城门被大火烧倒，罗炳辉乘势率队穿烈火冲进城内，衣服燃着，成了火人。入城滇军人人奋勇，勇猛冲杀，守敌仓皇溃退，经一夜巷战，占领全城。罗炳辉以战功获得滇军的“勇敢奖状”。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讨伐陈炯明。滇粤桂联军奉命出广西沿江东下，9日占肇庆，10日克三水，16日收复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了大元帅府。4月3日，孙中山将滇军朱培德部改编为拱卫军，罗炳辉任连长，护卫中山先生。不久，调任孝平兵工厂任少校护厂队长，辖4个连。他把自己的7000元积蓄全数捐出，加强了所部装备，并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罗炳辉不爱钱、不惜死”的声誉在滇军中广为传播。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是异常艰难坎坷的。他在一生中遇到了太多的奸险欺诈、阴谋哄骗和卑鄙无耻的背叛。——4月16日，桂军将领沈鸿英叛变，由白云山进窥广州城。孙中山亲自督师进剿。沈部北退。30日，北洋军阀吴佩孚电令驻赣南的方本仁部入粤援沈，进攻英德县城。

　　战事吃紧，罗炳辉奉调任代理营长进抵英德击敌。激战一周，双方伤亡俱极惨重，罗炳辉部伤亡过半，罗炳辉本人也轻伤两处，坚持不下火线。5月8日，孙中山亲赴英德劳军，加上援军赶到，士气大振。上级新拨一营让罗炳辉指挥。他率部三面包围了一支敌军，发起猛攻。敌不支，挂白旗乞降。罗炳辉为了表示诚意，只带一名护兵进入敌营受降，晓以国家民族之大义，指出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应当把枪口一致对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正在这时，敌军接到方本仁的不准投降、准予撤退的命令，敌遂扣押罗炳辉作人质，退回赣南。在英德战场受到罗炳辉重创的敌军指挥官，要枪杀罗炳辉以泄恨，被敌军中钦佩罗炳辉勇敢正直的军官们制止。

　　在赣州狱中，罗炳辉被囚禁了9个月，颈部和手部的两处创伤发炎，又得不到治疗，苦不堪言。

　　在罗炳辉忍受囹圄之苦的日子里，中国正经历着巨变。刚刚出世两年多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走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发挥其日见巨大的伟力。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共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觉合作的决议。另一方面，孙中山也从痛苦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决定改组国民党，并在1924年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和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完成了他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行将卷起洪涛，罗炳辉不久便置身于此际才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革命风暴之中。

　　1924年2月，原滇军将领、后依附吴佩孚的杨如轩，到江西活动。罗炳辉在狱中得到消息，就给杨如轩写信求助。杨素来敬重罗炳辉的为人，专电方本仁保释罗炳辉并且获准。他将罗炳辉留在身边，待为上宾，委以营副兼连长，驻扎吉安，后移驻赣州。

　　在出狱后的一年半中，罗炳辉已经看清了北洋军阀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认定唯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才会给中国带来希望。他遇到许多北伐失败后流落在江西的滇军官兵，都晓以大义，慷慨解囊，一一给予川资。设法送他们返回广东，先后花完了2000余元的薪饷所得。罗炳辉的举动被北洋军阀的爪牙们侦知，在1925年8月初再次被逮捕。他乘乱逃脱，去见杨如轩，杨身边全是北洋军阀的鹰犬，见罗炳辉跑来，大吃一惊，又不便明说，便暗示他迅速离开，放他一条生路。于是，罗炳辉化装成商人，逃离赣州，于8月中旬返回广东。

　　从英德被俘到脱险返粤，罗炳辉在江西羁留了两年零四个月。因此，至今仍在一些书刊中被辗转抄摘的关于罗炳辉在这一时期参加镇压广州商团暴乱、东征陈炯明等等“经历”就纯属子虚乌有了。因为，罗根本不在广东。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经历了镇压商团暴乱、击溃陈逆炯明部、粉碎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叛乱等等重大事件，也经受了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巨大悲哀。中国共产党人在包括广东在内的许多省区大力发展组织，动员并训练民众。蒋介石刚开始掌握军权。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朱培德等16人被选为政府委员。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选举8人为委员，朱培德亦名列其间。7月8日，朱培德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此时的蒋介石还未当上政府委员，仅当选军委委员，但他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组建的“党军”司令官。

　　当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的罗炳辉满身尘土地出现在警卫森严的朱培德公馆门前时，骄横的门卫根本不听他的辩解，厉声驱赶他离开。正好朱培德从外面回来，朱培德在小汽车中看见罗炳辉，急忙下车，一把拉住，又惊又喜，说：“哎呀，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前年就为你开了追悼会!”朱培德当即任命罗炳辉为少校副官，留在身边，信赖如初。过了几天，正当朱培德与罗炳辉谈话时，传来了廖仲恺先生被刺致死的消息（1925年8月20日）。10月，朱改任罗炳辉为征兵主任。不久，又改任他为警卫营营长，视为心腹。显然，这是朱培德为了培养罗炳辉所作的刻意安排。罗炳辉由是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五

　　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北伐部队动员令，并发布军队集中计划。蒋介石在2月1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6月29日在排挤掉汪精卫和胡汉民之后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7月6日又被国民党中执会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至此，蒋介石已成功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蒋介石，下辖8个军，约10万人。面对的军阀势力，则有盘踞河南、湖北、湖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部20万人，据守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的孙传芳部20万人，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大部、热河、察哈尔的张作霖部35万人。

　　北伐军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略，先取两湖。以朱培德为军长、朱克靖（中共党员）为党代表的第三军由衡州乘船，顺湘江直达株州，再转陆路乘株萍铁路火车向东进至位于湘赣边界上的重镇醴陵集中，策应两湖战场，监视江西。罗炳辉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营长。这个营是由军部警卫营改编的，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是朱培德轻易不用的主力营。北伐军所到之处，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和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使罗炳辉这个农民儿子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鼓舞。

　　两湖战场频频告捷，北伐军8月19日占领平江，22日克岳阳，29日取汀泗桥，30日得贺胜桥，9月6日攻克汉阳，7日占领汉口，合围武昌。吴佩孚退走孝感，仓皇逃往郑州。至此，北伐战争的重心移到江西战场。

　　孙传芳9月初到九江部署抵御北伐军，他孤注一掷，倾苏、皖、浙3省兵力的大半，计有8个师、12个混成旅、4个混成团、1个炮兵旅，共14万人，号称“20万大军”，集结在南浔铁路，誓作困兽斗。孙传芳7日发表通电，狂妄地限令北伐军在24小时之内全部退回广东。自然，孙大帅的此种色厉内茬的虚声恫嚇，是连他自己也不敢企望能有效果的。

　　9月3日，北伐军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江西，第三军为中路。敌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凶悍善战，颇擅韬略，气焰甚炽。邓如琢命令唐福山师据守莲花、萍乡、万载为第一道防线；以谢文炳部据守安福、袁州、上高为第二道防线；以蒋镇臣师据守吉安、主力据守新喻、高安为第三道防线，层层拱卫南昌。

　　罗炳辉营所在的第二十五团，4日由湖南醴陵罗家塘出发，经大义口、高洩里，猛击江西萍乡守敌之右侧背，6日上午10时一举占领萍乡。10日午后，二十五团进至距宜春30里的孟子桥，与敌接战两小时，敌主力撤退，是晚占领宜春。14日，北伐军挺进新喻。不料，邓如琢早已在新喻构筑坚固阵地，作好决战准备。从14日到16日，北伐军与邓部激战3昼夜，战况惨酷，双方均伤亡惨重，邓如琢支撑不住，被迫下令退至清江、樟树、高安。北伐军乘胜勇猛出击，18日克高安，19日克清江，第十九师（属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的第六军）于19日攻入南昌，因第七师及第一师未及时赶到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坐使敌人得交通运输之便，于21日被迫退出南昌，当日又乘敌立足未稳，再次攻入，因第一师王柏龄部（属以何应钦为军长的第一军）覆灭，北伐军24日退出南昌，全线失利，退至生米街一带。

　　30日晨6时半，敌郑俊彦之第十师及第五、第六两个混成旅并独立第二团共万余人，向北伐军第三军进犯，激战于凤凰山、简山间。朱培德至抬山督战，大战至正午12时，敌攻势方被扼制。午后3时，敌再度猛攻，北伐军以密集炮火反击，敌不支，退向万寿宫。朱培德派3个团追击，敌亦有增援，双方入夜仍肉博不止。

　　据朱培德10月2日午后致总司令蒋介石（蒋9月17日由鄂入赣）的电报称：10月1日，“敌人殊死战，至下午5时许并以密集部从向我突击，经将预备队二十五团及二十六团之一部加入正面与敌彻夜肉博，并将控制左侧之十九团绕攻敌之右侧，进步甚速，其时正面之敌已有动摇模样。”罗炳辉营作为二十五团的主力，在夜战、近战、白刃拚刺上杀出了威风。2日，第三军第八师猛攻大庙上，截断万寿宫守敌的退路，同时以第二十五团、二十一团、二十六团向万寿宫突击，恶战两小时，至午后5时占领万寿宫，敌全线溃败。北伐军向南昌城逼近，揭开了血战牛行的战幕。

　　4日，孙传芳五省联军8万人向北伐军进犯，谢鸿勋部攻铜鼓、修水，卢香亭部犯高安、奉新，陈调元部由武穴出动。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同日，北伐军总司令行营于上午9时电令：“第三军着留一部在赣江左岸对南昌之敌监视外，其主力于10月5日由现在地开始运动攻击南昌车站至乐化（乐化车站在内）间之敌。”同日，孙传芳由九江派两列火车运兵2000人至南昌牛行车站构筑坚固工事。8日，牛行车站猬集敌军多达6000人，坚守在铺有掩盖的战壕内，且正面为平坦的水田，给北伐军步兵进攻造成极大不利。与牛行车站隔赣江相望的南昌城，四门紧闭，敌在章江门架设大炮4门，给牛行守敌以支援。

　　10日，朱培德闻报：敌3列火车，每列12节，已开到乐化，将开往牛行增援。军情紧急，朱培德下令总攻。

　　11日至13日，罗炳辉率部首攻牛行。这是决定孙传芳在江西统治权存亡绝续的重要战斗之一，北伐军和孙军都志在必得，拚死一搏，所以战斗空前惨烈，弹雨泼处，死伤枕籍，炮弹落处。血肉纷飞，经3昼夜浴血鏖战，终于攻入牛行。但因协攻的二十团团长万人敌不敢到火线，躲在后方吸鸦片；二十一团团长彭武扬称病后撤；二十团三营营长在敌炮火最猛烈时掉头逃跑；再加上奉新方面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部首先溃退，牵动了全局，致使牛行车站得而复失。在战斗中，罗炳辉负伤，遍体浸透了自己的和敌人的鲜血，成了血人。他以惊人的勇敢，怒吼着再次率先冲入敌阵，攻击部队大受鼓舞，人人奋勇，终于再克牛行。正在罗炳辉整理部队准备向残敌发起最后攻击之时，13日午后1时，总司令蒋介石应南昌美国传教士之请，称“徇民众之请，决心变更战略，撤南昌之围”。并在南昌南门外下训令撤围。——北伐军将士付出惨重牺牲才换来的胜利，竟成了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分子献媚的礼品，使罗炳辉恨恨不已!但军令难违，罗炳辉营撤出牛行时，400人只剩下不足80人了。

　　10月23日，蒋介石致电广州后方提出对孙传芳媾和，“须使浙江加入国民政府范围或中立，允孙在江（苏）皖（安徽）以为缓冲。”并秘密与孙传芳代表接洽谈判。蒋介石的带有叛卖色彩的交易未能成功。

　　北伐军经短时间休整，再次围攻南昌。罗炳辉也基本恢复了健康。11月2日下午1时，第三军经激战占领朝天岭、狗子山，3日进攻蛟桥。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各选300人组成敢死队，“以百人为一队，三百人为一大队，置大队长一员统率之，组合夜袭。同时俾以相当部队跟进。以一次奋斗突破其阵线，占领其工事地区”，“乘其混乱之际，通过浮桥，占领牛行车站及冲入南昌。”（据朱培德1926年11月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罗炳辉再次建立功勋。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孙传芳潜逃南京。在入城式上，原有万余人的第三军只剩下3000多人。

　　1927年1月，北伐军分三路进取浙江、上海、安徽、江苏、豫南。中路军由蒋介石兼总指挥，辖程潜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的江左军，沿长江东下，追击孙传芳。罗炳辉所在的第三军第九师暂划归程潜指挥，出江西入安徽境，连克芜湖、采石矶，直迫南京。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南京打下后，罗炳辉部开回安庆驻防。

　　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就以破竹之势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上海，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但是，北伐战争在它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孕育着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象罗炳辉这样的有良好品质和强烈正义感的军官，却没有受到党的多大影响或教育。而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却毫不含糊地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戎马13载，转战千万里，罗炳辉在军事上已经相当成熟。大革命的胜利前景使他欢欣鼓舞。然而，他到安庆不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炳辉对中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军队保国安民的理想与热望，在殷殷血海中破灭了。

　　六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向右转。5月29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中共党员140余人出境。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罗炳辉深深陷入述惘、矛盾和痛苦的思索中。

　　他对共产党员的英勇无私是亲目所睹并衷心敬佩的，对土豪劣绅也深恶痛绝，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却无了解，而且还恪守着“军人不问政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条。另外，他和朱培德之间的相互感念，也是一张颇为坚牢的感情罗网。因此，当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他所在的第九军（军长金汉鼎）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第七十九团（团长刘安华）在南昌城顺化门外大校场（老营盘）营房驻地于酣梦之中被贺龙二十军一部缴械，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找他谈话，要他参加革命时，他对自我标榜为“中山信徒”的朱培德仍然深信不疑，表示愿留在滇军，没有参加起义军。这一错误的抉择，使罗炳辉在黑暗中又挣扎了两年之久，并且险些断送了生命。

　　罗炳辉“不问政治”，政治却要来问他。他在防区内主持公道，为贫苦农民说话，遭到了土豪劣绅们的仇视。他向士兵们演说：“当兵的薪饷是在枪林弹雨中冒死挣来的。只有士兵的父母和妻子儿女才有资格用这些钱。长官若吞吃兵饷，就是喝兵血，吃兵肉!用这种昧良心的钱盖房子，要着火烧，买田要着水冲，讨老婆生儿子不长屁眼!”士兵们拍掌欢呼，可是军官们对他恨之入骨，说他“宣传赤化”。

　　他军纪严明，枪毙了两个奸淫掳掠的军官，引起了军官们更大的仇恨。他凭着自己的天良和正义感扶贫济危、抑压豪强，军官们却据此控告他是“共产党嫌疑”。这一切，反倒唤醒了他先前对共产党的好感。

　　1928年11月，在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以吞并、削弱异己为目的的“陆军编遣运动”中，平日就嫉恨罗炳辉的七十九团团副（副团长）李文彬，纠合中级军官，编织了“罗炳辉通共十大罪状”，联名上报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第五路军司令部，欲置罗炳辉于死地。已经登上了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高位的朱培德，见事已闹大，就设计把罗炳辉骗上停靠在吉安的小火轮，船到南昌，才宣布罗炳辉已被遣散了。

　　罗炳辉愤怒至极，去见朱培德。朱培德说：“你有很大战功，为人也忠诚坦白，就是火气太盛，难以与同事相处。此次裁撤，五路军六个师裁掉四个，撤了总指挥部、两个军部、四个师部、八个团部，遣散官兵一万多人。被裁军官两千多位，都不肯走，我不能为你一人而得罪大家呀!”罗炳辉激愤地说：“我来见省主席，一不是要官做，二不是要钱花，炳辉也决不做害民的官。只要人格在，挑葱卖菜也是一生，何必军马大刀!”

　　朱培德总算还念旧情，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介绍罗炳辉去广州谋职。12月底，罗炳辉和300多名被遣散的滇军弟兄乘船由九江到达上海。这是罗炳辉首次到上海。（他当然绝对不会想到，就在20年后，当上海回到人民手中时，他的夫人和子女就在这个城市中生活工作。历史以其极富戏剧色彩的巧妙安排锻铸着一个个各各相异的人生，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则更向这些千万亿兆社会个体的运行轨迹涂上了一层层令人喟叹不置的绚丽色调。）罗炳辉雕上海以后不几天就是1929年元旦，大上海到处是一片庆祝“编遣胜利”的喧嚣。蒋介石等国民党军事首领的巨幅照片到处可见。无止无休的庆祝会、宴会、联欢会点缀出一片歌舞升平。罗炳辉等穷困潦倒，忧愤感伤，觉得是受了新军阀的欺骗。特别是在北伐中负伤致残的弟兄，更觉前途绝望。罗炳辉拿出多年积蓄周济他们，也属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春节临近了，他们买好轮船招商局新华号快轮1月10日开广州的船票，除罗炳辉一人去广州外，其余都拟在香港下船，然后取道安南（今越南）回云南故乡去。

　　1月10日，新华轮因故未开，延至11日开船。11日，罗炳辉正要上船，突遇故友强行挽留，他只好退票，与滇军弟兄洒泪而别。17日，罗炳辉正在旅馆中闷坐，那位朋友一路嚷着闯了进来，说：“你要给我救命钱了!”原来，新华轮16日凌晨4时在距香港12英里的洋面上触礁沉没了!罗炳辉以侥幸幸免遇难。6天后查明，除18名水手船员和3名乘客逃生外，共淹死400多人，300多名滇军弟兄全部惨死海底。

　　罗炳辉沉浸在悲痛和愤恨中。这些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袍泽和弟兄，有的在讨袁护国中流过血，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立过功，这些国民革命的功臣，被蒋介石新军阀一脚踢开，最终竟悲惨地葬身海底，而且“淹死之尸体多在船内，一时无法可以捞出”，云南的荒村茅舍中又添了多少孤儿寡母!与此同时，江西方面又不断传来朱培德、王均、金汉鼎率滇军“剿共”的消息。这一切，都给罗炳辉以巨大的精神刺激。他逐渐看清了该走的人生道路。半年后，他就义无返顾地把“拣来的一条命”献给了无产阶级。

　　2月，罗炳辉到广州，受到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款待。一位军界的朋友推荐他任黄埔分校中校区队长，罗炳辉婉言谢绝了，不久便决意离粤赴赣。他已决定脱离军界，去办实业了。

　　3月，罗炳辉取道上海返回南昌，偕妻子刘厚珍到高安县居住，办硝磺矿失败。（杨厚珍，江西省瑞金县城关人，1901年出生于米商家庭，父杨成萱，母詹氏，家境富裕。1929年10月罗炳辉领导吉安起义后，她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同志之一，与邓颖超、蔡畅、贺子贞、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7人并称“八大姐”。1936年与罗炳辉离婚。1976年底病逝于江西九江干休所。罗炳辉的长女罗镇涛即为杨所生。）

　　不久，又有人推荐罗炳辉去任高安县公安局局长。高安县县长刘振群在北伐时是罗炳辉部下的连指导员，现在见罗炳辉失意落魄，态度十分踞傲，官气十足，罗炳辉当众吐了他一脸唾沫，怒骂：“老子革命是替你们这些人革的么!”原公安局局长毛正先是个反动军人，曾于1927年3月制造残杀共产党员的“高安惨案”，也不肯向罗炳辉交职，被罗炳辉打了一耳光。罗炳辉回江西后，就不断听到朱德、毛泽东转战闽、粤、赣的消息，还见到过红军张贴的标语，便萌发了拉队伍、投朱毛的念头。这时，他决定策动县政府的老兵，杀掉县长和劣绅，拖枪上山当红军。事为刘振群侦知，打电话向省政府告急，说罗炳辉要暴动。罗炳辉来不及组织，星夜避走南昌，托人疏通，才使事态平息。

　　至此，罗炳辉已经决心先掌握一支武装，然后再图大举了。

　　七

　　1929年6月1日，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新安、新墟、陂头、值夏、自沙、永和、水东八市（这里的“市”相当于乡）联防县靖卫大队成立。时任江西省“剿匪”副总指挥兼陆军第十二师师长的滇军故旧金汉鼎，电召罗炳辉就任大队长职。

　　吉安，是赣中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旧设州、路、府，辖永丰、吉水、泰和、万安、永新、宁冈、安福、峡江等8县，地势险要，清同治十年修《吉安府志》称其形胜为：“南揖赣江，北键玉峡，东西控临川、长沙，神冈前峙，螺山后踞，江流东走其下，青原、瑞华诸山夹立而拥护。江西诸郡，独称雄奇。”吉安县靖卫大队对8县靖卫队起指导作用。

　　罗炳辉就职后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他首先将各区、乡靖卫团队的枪械全数收缴，接着补充滇军旧部，把成立时的1000多人清除掉500多，凡是地主豪绅的爪牙、打手，统统清除，再编为3个中队，9个分队，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队员中凡有欺压群众的，定予严惩。这些措施，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极大不满。他们抱怨说：“这哪里还象靖卫队，简直是搞赤化!”

　　吉安县县长冷照升（四川人，1928年10月至1929年10月任吉安县县长，1929年1月起兼任县财政局长）讥讽罗炳辉不会做官，他当县长9个月，已经搜刮到了五六万元。他知道罗炳辉在滇军中有很深的背景，可以拉拢来作为依靠，便亲热地和罗炳辉拉大同乡关系，罗炳辉说：“象你这样的贪官污吏，应该打倒。”冷照升拿自己的做官经验来开导罗炳辉：“做县长一要会做公婆，二要会做阎王老虎，三要会做小媳妇。对地主商绅和土财主是公公婆婆，对无知百姓是阎王老虎，对上司和军队是小媳妇。”罗炳辉说：“做这样害民的官，我看还不如死掉干净!”冷照升见罗炳辉根本不“开窍”，就冷笑着说：“你老弟脾气不改，恐怕日后会有好戏看的!”

　　整训后，靖卫大队奉命到东固“剿匪”，所到之处，人民群众逃避一空，与三年前人民群众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北伐军的情景，形成强烈对比，使罗炳辉感慨万千。吉安城乡墙壁上书写的红军标语，一条条重扣着罗炳辉的心弦。抓来的穷苦农民，地主豪绅们说他们是“匪”，可是他们都有和罗炳辉少年时代完全相同的苦难经历。在审讯他们时都说：“当顺民就要饿死，当红军才有饭吃”。罗炳辉下令：给他们饭吃，统统发钱释放。

　　吉安全县轰动了!豪绅地主们纷纷抗议。罗炳辉回答他们的责难说：“诸位先生们，没有饭吃的人，是杀不完的。吉安县有30多万农民，绅士不足两万。把他们杀完了，请问诸位靠谁来养活?”豪绅们无奈，又生出一计：分组随军，监督罗炳辉。罗炳辉根本不予理睬。把随军监督的人一个个撵走。

　　7月，中共派赵醒吾到吉安找罗炳辉，晓以大义，畅谈3日。（赵醒吾，原名必馨，字维香，云南省宾川县人。1897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朱培德部参谋、杨池生部上校副官长。吉安起义后被捕，1930年2月中旬英勇就义。）罗炳辉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尽情倾吐了自己的苦难家世和艰难摸索，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天后，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和中共江西省军委书记蔡升熙两同志秘密潜赴吉安，与赵醒吾一起跟罗炳辉谈话，并主持了罗炳辉的入党仪式。为了有利于罗炳辉继续在靖卫大队隐蔽，罗炳辉在党内使用化名：罗南煌。

　　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遵照党的“保持灰色，发展武装，待机而动”的指示，安排人打进永新、泰和、万安、吉水、峡江、永丰等县靖卫大队，控制武装；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营救被捕同志，保护党的组织；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一把的钢刀。

　　此期间，朱培德、王钧、曾万钟等已爬上高位的滇军将领，都想笼络罗炳辉这员虎将，他们纷纷不断地写信给罗炳辉，邀他回军队任职，并许以高位。已经是共产党员的罗炳辉当然一一拒绝了。

　　罗炳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当是时，蒋介石国民党军阀的气焰甚嚣尘上，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批地遭到逮捕、囚禁和虐杀，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在罗炳辉所处的江西，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吉安西边不远的井岗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四军。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之5个大队的兵力到井岗山与红四军会合。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好形势。蒋介石又向革命举起了屠刀，1929年1月1日，在江西萍乡成立了“湘赣剿共总指挥部”，以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代理，准备五路合围井岗山。4日，面对敌人其势汹汹的“会剿”，红军留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两个纵队和红四军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岗山，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岗山向赣南进击。30日，国民党军攻占井岗山，彭德怀率部突围。并岗山失守，反动营垒一片祝捷声。6月1日罗炳辉应金汉鼎电召就任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后，29日，蒋介石任命金汉鼎为“闽、粤、赣三省会剿总指挥”，同时，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罗炳辉就是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在全国中共党员由6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的时刻，毅然决然斩断官禄金钱的利诱，冒着毁家杀身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挺身站到了鲜红的党旗下。烈火见真金，板荡识忠臣。在若干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陈毅，都对罗炳辉在白色恐怖十分猖狂的时刻参加党献身革命的举动，给予了很高的历史评价。

　　7月底，罗炳辉“通共”风声渐起。本来就怀疑他搞“赤化”的反动营垒更是虎视眈眈。为防不测，罗炳辉于8月以“进剿东固山赤区”为名，率靖卫大队离开吉安城，到值夏镇驻扎。值夏镇位于吉安东南40华里，东面不远就是号称为“东井岗”的红色区域东固山区。罗炳辉把第一中队安置在水北罗家村渊泉堂，第二中队驻增缨堂，亲率第三中队驻扼守向北通往吉安大路的竹山村，赶走了随队监视的反动军官，半公开地向士兵们宣传起革命道理来。“罗大队长已经赤化!”数百名豪绅地主联名上书吉安驻军湘军第五十师成光耀旅长，告发罗炳辉有“通匪纵匪之罪”。再加上罗炳辉已很警觉，轻易不进吉安城，更加深了敌人的疑心。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开会，讨论决定了全省的政治、组织、军事的总布置，期望发展全省的武装斗争，响应一二省政权的夺取，以推进全国总暴动的到来。省委决定：“特别是立即发动和扩大吉安与湖口两处的地方暴动”。中共赣西特委坚决执行了这一决定，并同意了罗炳辉提出的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举行赣西几县大规模总暴动的建议。

　　天有不测风云。10月10日，中共赣西、赣南两特委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赣南特委损失惨重，特委团的负责人被捕三四人，有人在敌人严刑拷问下屈服，罗炳辉的共产党员身分完全暴露。此时，县长冷照升已被解职，由更加反动的彭学游（江西安福人）继任县长。彭学游知道罗炳辉“有异志”，马上设下圈套，以调靖卫大队回县点验、发饷、领取军械和冬衣为借口，在吉安设下罗网，急令罗炳辉率部回城，以籍便逮捕。

　　罗炳辉从一道道急迫得异乎寻常的返城命令中，察觉到了形势的严重。正在此时，他收到曾山代表省委写来的一封密信，信中告诉他，赣西、南特委有许多机关被破获，已从北路撤退，党命令罗炳辉率部起义。罗炳辉立即下令封锁消息、检查邮件。10月11日，罗炳辉截获吉安豪绅地主唆使第二中队哗变的密信。该中队中残留的反动分子较多，而且中队长张慕良率20余人枪去宣化、永福两乡催收丁漕，逾期不归。10月14日晚，该中队队副邓世斌借深夜查岗为名，潜逃吉安。情况十分危急，原定11月7日的数县总暴动只得提前，在值夏一处发起了。

　　10月15日（旧历九月十三日）凌晨4时，金风送爽，银月洒辉，巍巍天梁山下，滔滔萧昌河畔，值夏镇北，水北罗家村里，响起了激越的军号声。罗炳辉在增缨堂（罗家祠堂）前集合全队，宣布起义，士兵们一片欢腾。罗炳辉全副武装，骑着白马，走过萧昌河上长80余米的9孔石桥福星桥，率队向东固山区进发。日出时分，进抵新墟。刘士奇、蔡升熙、曾山、曾炳春等负责同志在街口迎接，红区群众敲锣打鼓，送茶送饭，热烈欢迎起义军。罗炳辉命令列队，激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领导的红军了!”他带头摘下军帽，撕下青天白日帽徽，踩在脚下，激动得哭了起来。整整50年后，笔者背负行囊，冒着潇潇秋雨，到值夏、新墟一带徒步考察访问。许多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罗炳辉当年的房东、吉安起义参加者和罗炳辉起义时的勤务兵详细讲述了起义经过和许多珍闻轶事。

　　10月16日，起义部队回到值夏镇，在青云台（位于镇头，是1日日戏台，雕樑画栋，颇为宏丽，解放后毁于火灾。）召开了有近万名群众参加的暴动大会。罗炳辉在大会上说：“三天前我们是来‘剿匪’，‘剿’谁呢?‘剿’我们的农民弟兄、劳苦大众。三天后，我们扛着红旗回来了，也来当‘匪’了，谁方是真正的匪呢?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反动新军阀，是吃民肉、喝民血的贪官污吏，是骑在贫苦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他们才是真正的匪类!我们要暴动起来，打倒他们!”起义部队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匡一心任政委。会上提出斗争口号：1．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2。废除苛捐杂税；3。打倒土豪劣绅；4．烧毁契据借约；5．实行土地分配。群众大会后，在陂头万寿宫成立了暴动指挥机关纯化区革命委员会。群众的革命热情象火山爆发一样进发出来，暴动歌声响彻云霄： “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霸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的成功。中国国民党，反动大本营，新军阀，反革命，屠杀我工农。仍用旧官僚，苛捐更加重，勾结美日，卖国卖人民，大家起来，努力打倒这个死敌人!”

　　吉安起义的爆发，极大地振奋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江西人民，发展了红军，给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到处纷传罗炳辉将要率红军攻打吉安，吉安城内，一片惊慌。

　　11月，成光耀率部渡赣江进犯。罗炳辉指挥反击，成光耀根本不是对手，经3日纠缠激战，迫使敌人向白沙、吉安收缩。12月15日，罗炳辉率部乘着漫天大雪，奔袭与吉安城隔赣江相望的水东，重创从南昌赶到吉安特地协助成光耀准备进“剿”罗炳辉部的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一中队，缴枪百余支，震慑了吉安守敌。仅两个月，罗炳辉部就由400余人猛增到近2000人。（当时全国红军总数不到10万人。）

　　12月，罗炳辉与返回井岗山区坚持斗争的彭德怀、黄公略部会师于遂川。年底，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红色区域和以兴国、宁都、雩都为中心的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0年1月，红六军组建，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次月陈毅任政委，）罗炳辉任第二旅旅长。2月，罗炳辉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会合于东固山区。2月7日至9日，罗炳辉出席了在陂头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与中共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研究了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使罗炳辉深受教育、极为振奋。会间，罗炳辉与毛泽东首次见面，他们在毛泽东居住的梁家新屋里畅谈彻夜，相见恨晚。时正值严冬，满山积雪，气温很低，罗炳辉见毛泽东、朱德棉衣又薄又破，就设法买了几匹斜纹布送给他们缝制新衣。毛泽东收下后，指着在门外站岗冻得瑟瑟打抖的红军哨兵，对罗炳辉说、“战士们衣裳更单，先给战士做吧。”在会议期间，还有一件趣事：首次开会时，大家走进会场，毛泽东、朱德、黄公略等人皆着旧棉衣，唯独罗炳辉郑重其事地穿上了军呢大衣，锃亮的马靴，全身毕挺，武装整齐，而且还带了一副雪白的手套。这一身装束在人群中非常显目，很不协调。罗炳辉也不好意思了，涨红着脸，小声对朱德说：“我是第一次参加党的重大会议，特地翻出来的呢。”会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这套在当时算得上是十分奢华的衣裳。

　　2月中旬，红军摆开阵势，围困吉安。2月23日，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汹涌来犯。毛泽东、朱德倾听了罗炳辉对敌情、地形的详细分析，决定分兵两路，由毛泽东、朱德率一路由水南向施家边、古卢；由罗炳辉率一路自三星桥向茶家山、值夏阻敌。经24日战水南、26日战施家边，红军大败唐云山旅，“铁军”在红军铁拳下被砸成了一堆碎铁，红军缴枪2000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十余门，子弹五六十担，获空前大捷。

　　2月底，罗炳辉率部配合彭德怀部进攻吉水，未能成功。红四、红六军移师南下，攻赣州未克，遂分兵开展游击战争。3月至5月，罗炳辉率部征战于赣江以东、武夷山以西广大区域的崇山峻岭之中，以他特有的威猛之势，在万安、赣县、雩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等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配合红军主力，为创造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5月，红六军改为红三军，罗炳辉任红三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八

　　1930年6月，朱毛红军“汀州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三、四、十二、二十军。罗炳辉任红十二军副军长，因军长伍中豪生病，由罗炳辉代军长职。7月，第一路军改红一军团，下辖红三、四、十二军，以黄公略、林彪、罗炳辉分任军长。

　　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南昌。6月23日，红一军团离长汀经兴国向北猛攻，7月24日克樟树，并西渡赣江，27日克高安。为纪念南起义8周年，罗炳辉率部于8月1日进抵南昌城对岸的牛行车站，向南昌鸣枪示威，赣敌一片惊慌。8月23日，红一、三军团会合于浏阳永和市，成立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攻长沙不克，回师江西，10月4日攻占吉安。罗炳辉部进至峡江、新喻、崇仁、南城一带开展工作。

　　以下将记述罗炳辉在参与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中的卓著功勋。限于篇幅，对这一段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历史的记述，也只能是概略性的。

　　11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略，西自吉安、东至建宁，向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红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放弃东固，将主力退至宁都县黄陂、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仅留罗炳辉率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担负诱敌任务。在从12月16日起的十多天里，罗炳辉率部且战且走，故意沿途丢弃下一些军需品，佯作溃退，成功地把公秉藩、张辉瓒诱向富田、东固、龙岗地区。12月28日，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进入龙岗地区。29日夜，红军分两路秘密西进，包围龙岗之敌。30日，红军发动猛攻。红十二军任左翼，占领万公山，以主力切断通南龙之大道。龙岗一战，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整旅，俘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红军龙岗大捷，蒋军全线动摇。敌十八师残部和敌二十四师、二十八师、五十师分向富田、头陂、东固、东韶逃跑。

　　1931年1月2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发布《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命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经南田、林池、直抵东韶。1月3日上午7时，红十二军乘晨雾迷濛，从西面直扑东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亦发起强攻。激战至午，敌据黄泥寨高地顽抗，红军受阻。罗炳辉奉总部命令，以一部抢占比黄泥寨高的雪崖垴，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以另一部配以梭镖队连续发起仰攻，经激战全歼守敌。红军各部，冲进东韶。东韶一战，歼敌第五十师一半，毙、俘6000余名。还缴获了一架无线电台，从此创建了红一方面的第一个无线电大队。

　　红军在五天里打了两个大胜仗，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战后，毛泽东表扬了红十二军成功诱敌的功绩，称赞罗炳辉是“牵牛鼻子的能手”。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转入训练，原地分散筹款，发动农民分田。罗炳辉率红十二军南北转战，如骤风迅雷，2月27日克石城，3月26日解放瑞金。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敌军西自赣江，东至建宁，构成700里弧形阵线，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分四路向红军进攻。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县青塘签署《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红军向东固山区隐蔽集结。

　　5月14日，红军总部电台截获敌王金珏部将于15日沿观音崖、九寸岭犯东固，敌公秉藩部亦经中洞犯东固的电报。16日，罗炳辉部红十二军六十四师会同林彪部红四军，与王金珏部激战观音崖、九寸岭，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个胜利。红十二军余部15日占领大山垴牵制了上坊、罗坊、潭头三个方向之敌，保证了18日至19日水南、白沙战斗胜利的取得，歼敌郭宗华第四十三师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部，还缴获了两门七五山炮和160多发炮弹。22日，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支援主力在中村歼灭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近一个旅，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三个胜利。敌朱绍良部第六路军各师23日向广昌、南丰逃窜。26日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罗炳辉在苦竹召开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攻取广昌城。27日，红军三路进攻广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为右路，经头陂、新安，从城南攻城，反复冲锋，因守敌顽强抵抗，冲锋受阻，红军牺牲甚重，被迫停止进攻。当晚，朱绍良带毛炳文师和许克祥师潜逃南丰，敌军心浮动。晚9时，红军发动猛攻，终克广昌。28日，总前委决定以一部佯攻南丰，麻痹敌人，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欠三十四师），突袭福建建宁。

　　建宁城三面环濉溪河、一面依龙堡山，地势雄险，城高濠阔，易守难攻。笔者曾考察过百数十县，雄险未有及建宁者。守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以全副德国装备的7000人守城，气焰十分嚣张。红军以惊人的速度飞越武夷山，29日拂晓，彭德怀部为左翼，取溪口街，占青云岭，直扑建宁北门；罗炳辉部为右翼，过沙板桥，越雷缽岭，直迫建宁南门。敌军顽强抵抗，红军伤亡甚重。罗炳辉纵观全局，当机立断，不惜牺牲，强渡濉溪河，占领与南门隔河对峙的水南高地，俯射南门之敌；并分兵绕马房村北取东山，控制万安桥，攻击东门。此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击溃龙堡山守敌，完成了对建宁的四面合围。合围之势既成，城中守敌大乱。毛泽东、朱德登上龙堡山指挥，红军更加英勇。罗炳辉部攻击县城东门的一支部队占领敌东山炮台，以猛烈火力扫射敌军。红三军团也突破北门城墙。罗炳辉呐喊着率部攻入南门，穿南门广场。直捣刘和鼎师部。南门广场上停着许多马匹，马背上都驮着麻袋，战士们用刺刀一捅，哗哗流出的全是洋钱。当罗炳辉率队冲入敌师部时，敌刚刚逃遁，连桌上的电报、公文也没有来得及收，残部挂白旗投诚。此役歼刘和鼎师3个多团。刘和鼎穿便服乘谷桶渡河逃命。

　　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罗炳辉以行军神速，被群众称为“罗炳飞”。

　　建宁大捷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一部和红三军团第八军第六师彭雪枫部向泰宁、将乐追击残敌，连克泰宁、将乐、顺昌诸县城，直迫邵武、光泽，开辟了广大的地区。

　　6月2日，总前委决定红十二军在建宁、宁化、汀州、瑞金、石城、广昌等县开展土地革命，筹集款项，扩大红军，加紧部队训练。6月28日至7月1日，毛泽东连续给红十二军军委写了三封信，进行具体指导。

　　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随带德、日、英军事顾问，统兵30万，采取“长驱直入，三路合击”的战略，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分散在闽西各地的红军，未及休整，匆匆千里回师赣南。7月31日，当红军由兴国向富田开进时，被敌人发觉。敌陈诚率第二路进击军两个师直趋富田。敌此一着棋颇为凶狠。红军不得不变更计划，转进兴国县高兴圩，然后从中间突破。8月7日，红军战莲塘，歼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8日，战良村，歼敌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11日，战黄陂，歼敌毛炳文第八师4个多团。红军三战三胜，缴枪万余支，移君埠休整。

　　蒋介石气急败坏，自8月9日起，以密集包围压缩红军于君埠以东的狭小地区，企图收“全歼”之效。形势十分危急。11日半夜，毛泽东把罗炳辉找去，分析了极为严峻的凶险态势，向罗炳辉交待任务，要他率领红十二军伪装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围，掩护主力南移兴国。12日晨，罗炳辉率部扬旗鸣号，大张声势，伪装主力突围。蒋介石不知底里，举棋不定，派飞机侦察。罗炳辉见天上飞来敌机，立刻命令拉长队形，摆出排拉成连、连拉成营的架势，在干燥的大路上拖着树枝，扬起漫天灰尘，浩浩荡荡北进。敌机从空中看下去，只见红旗无数、烟尘滚滚，队伍绵延数华里，足有3万红军全数北上的气势，急电告蒋，蒋介石上当了，挥师追来。为了使蒋介石把钩子咬得更紧，罗炳辉发动全军，大摆迷魂阵：在岔路口，写“三军团由此向北”、“四军向东前进”……；宿营时，多设土灶，多号房子，在门板上大写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署名都写红军将领名字。待敌人把钩咬死后，罗炳辉命令：哪座山高爬哪座山，哪条路险走哪条路。这对于装备笨重，缺乏素养的蒋军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罗炳辉牵着蒋军，经白沙、藤田，到乐安的大、小金竹，在崎岖山道上游行了半个月，蒋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劳师辗转，处处扑空。等到蒋介石发现上当，红军主力已休整半个月，而蒋军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完全丧失进攻能力了。9月初，蒋军开始总退却。红军乘势反击，9月7日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15日战方石岭、张家背，歼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及蒋鼎文第九师一部，韩德勤被俘后佯称伙夫逃脱。（就是这个韩德勤，抗日战争中又成了新四军的对头。）至此，红军在75天中，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罗炳辉获得了“神行太保”的美誉，罗部则被称为“双脚骑兵”。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苏区发展到21个县，人口达250万，红一方面军也增至4万余人。通过3次反“围剿”战争，“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页）。

　　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把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战略的持久和战斗、战役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敌；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其间，罗炳辉为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共选出中央执行委员63人。罗炳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2月1日，江西军区、福建军区同时成立，陈毅、罗炳辉分任和兼任司令员。10月，罗炳辉任红二十二军军长。他率部纵横驰骋于赣南、闽西、粤北，4月克永定、漳平，7月战水口，8月战乐安、宜黄，11月战龙岩、南城，12月战连城，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战功卓著。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蒋介石调集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1933年2月犯广昌、南丰。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一战黄陂，歼敌两个师；二战草台冈，歼敌一个多师；粉碎了敌人“围剿”。周恩来誉罗炳辉部为“战略骑兵”。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记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了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从一开始，局势就很严峻。10月2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红九军团，以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下，红军奋勇搏杀，虽在硝石战役、高虎恼战役、广昌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却扭转不了战争全局的被动和事实上的节节败退。罗炳辉等高级将领忧愤填膺。

　　1934年7月8日，罗炳辉在石城接中革军委电令，护送由红七军团改组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经禾口、宁化、清流、嵩口，7月19日强渡九龙溪，22日包围永安城，27日到尤溪掩护先遣队渡过闽江，并袭占樟湖板，牵制敌军，保证了先遣队安全北进。先遣队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后，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罗炳辉完成长途掩护任务后，命令将缴获的大批苏区奇缺的火药、食盐、药品等等，全部装担运回中央苏区，这批物资的运回，其价值和意义不亚于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红九军团因此又一次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在数百里艰苦行军中，身为军团长的罗炳辉带头挑着重担，冒着酷署，翻山越岭，使战士们受到极大鼓舞。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的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于前，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于后，六路分兵，被敌各个击破，节节败退，终于放弃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7日上午10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罗炳辉率部于9日晨到达古城、瑞金间。21日，红一方面军所属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部）、第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部）、第五军团（董振堂、李卓然部）、第八军团（周昆、黄甦部）、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部）共5个军团，护卫中央机关，开始了长征。

　　九

　　长征开始后，红一、八军团为左翼，红三、九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为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转移。10月21日至23日，红军在古陂、新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在大庾黄龙阻敌，付出了很大伤亡。11月3日至5日，红军从汝城、仁化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红九军团在文明阻敌，激战6小时。在夜过九峰山时，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赠马给罗炳辉。11月13日到15日，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罗炳辉率红九军团21日克湖南江华县城，开仓济贫，扩大红军150多名。江华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中攻克的第一个县城，全军振奋。25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克永明，打开当铺和粮仓，把财物、粮食分给当地和跟随红军从道县、江华而来的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26日，罗炳辉以一部佯攻湘桂边界上的龙虎关，迫使桂敌李宗仁、白崇禧放弃兴安、灌阳湘江防线，调往恭城、富川防堵。调敌成功后，罗炳辉命令改前锋为后卫，连夜折回永明，李宗仁、白崇禧刚刚松了一口气，罗炳辉却率部大踏步北上，克永安关，越都庞岭再入广西境，造成了桂敌更大慌乱。几十年后，白崇禧从1963年2月起到1966年11月16日逝世前8天止，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协助下撰写回忆录，在追记这一段战史时，对湘军刘建绪部颇多抱怨之辞：“检讨这次战役，如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我们为尽地主之谊，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协助共同作战。我们派飞机侦察刘部是否行动，驾驶员回来，很怨愤地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白崇禧解释说，湘军是架着枪睡大觉，晒太阳，“抗日”的“日”不是日本，而是初冬天际暖洋洋的太阳。

　　29日，红军掩护中央机关在界首等地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2月1日，红军经浴血奋战，渡过湘江。至此，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人。

　　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黎平会议后，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和林彪率红一军团为右路，21日占剑河，25日克镇远，26日取施秉，29日下余庆。红九军团1935年1月2日在回龙场渡过乌江，连克湄潭、凤冈、绥阳、构成了遵义的东北屏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此时，蒋介石调集了40余万重兵，从四面八方压向黔北：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衔尾急追；湘敌何键部进至乌江一线；川敌刘湘集重兵于川黔边防堵；桂敌进至都匀，滇敌由滇东北向黔西进逼》黔军王家烈部向遵义迫进。蒋介石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于黔北狭小区域之中。以红军3万饥疲之师，而当40万凶暴之敌，战争局势十分严重。中共中央果断放弃了遵义会议决议中所作出的留在云贵川一带创建新苏区的计划，决定渡过赤水河北上，继而在泸州、宜宾间渡长江北上，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是正确的选择。

　　1月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今名元厚）等处一渡赤水河，图渡长江北上。罗炳辉率部北占习水，南下土城，掩护主力渡河，进入川南叙永、古蔺地区。蒋介石察觉了红军意欲渡长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急令川敌刘湘部以12个旅36个团严密封锁长江，并电令其余各部急速向川南合围。红军向北渡江已不可能，2月3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西进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为鼓舞士气，9日“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据1935年2月15日《云南民国日报》载，“赏格”为：“（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10万元，献首级者各奖8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8万元，献首级者各奖5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5万元，献首级者各奖3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3万元，献首级者各奖2万元。”蒋介石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曾屡屡祭起这一法宝，然而，却没有一次奏效。

　　渡江不可能，川南一隅亦不可守，红军于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返回黔北。罗炳辉部协助彭德怀部红三军团激战娄山关，此战歼敌潘文华部两个团。红军25日克桐梓，27日再占遵义。蒋介石急切寻找红军决战，红军却出敌不意，于3月16、17两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摆出仍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命各部向川南合围，并将兵站、医院、建碉堡用的建筑材料源源运往川南。红军却虚晃一枪，突然东折，于21、22两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向南疾进。在红九军团掩护下，红一、三、五军团护卫中央纵队，于29至31日抢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人甩在川南、黔北，复兵临贵阳，调出滇敌，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就此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然而，红九军团却因距渡口太远、天雨路滑、无法按指定时间赶到乌江渡口，乌江上临时搭架的浮桥被拆，被阻困在乌江北岸。这里南横天险，北、西、东三面是敌，加上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又告中断，红九军团陷入绝境中。

　　军团长罗炳辉和军团政委何长工，严厉批评了个别领导的绝望情绪，稳定了军心，毅然掉头向西北挺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单独行军。

　　红九军团的掉队，在客观上，却形成了红一方面军夹江而陈的态势。这就造成了蒋介石判断上的错误，不敢在北线防堵上稍懈，徒耗大批兵力。再加上红军主力佯作东进入湘，这样一来，当红军分兵进逼贵阳时，蒋介石不能从北线、东线调兵救驾，唯一可行的就只能是调云南敌军驰援贵阳了。据刘伯承《回顾长征》记载，毛泽东当时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调出滇敌，滇境空虚，红军才得以大踏步西进，巧渡金沙江。

　　红九军团的单独行军，是红军长征史上有独特光辉的一页。

　　4月1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从沙土西进狗场（今金沙县中心乡）。3日，在老木孔以东20余华里的菜子坳，伏击黔军魏金镛部两个团，并猛追残敌，切断了尾巴。笔者1980年5月28日去老木孔调查时得知，旧战场至今仍能寻到中央苏区制造的手雷和步枪残骸。5日，红九军团翻越倒压大山，经泮水、石桥、里毛（今名农里）、石佬（今名石场），于7日伪装蒋军，不费一枪一弹，袭占大定县长石。8日，仍伪装蒋军奇袭并占领瓢儿井，在此休整3天，扩红300多人，同时打开官绅盐仓，把食盐分给穷人。16日，部队进抵毕节海子街、毛基场；再急行军南下大定县猫场，被敌偷袭。复经大兔场（今纳雍），渡纳雍河，抵水城县茨冲。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九军团于21日渡北盘江，经普古、苏座、鸡场坪、断江，25日进入云南平彝（今富源）。此时，与中央的电讯联系恢复。

　　进入云南后，中革军委电电令红九军团继续单独行军，以迷惑和牵制敌人。罗炳辉命部队离开羊肠小道，踏上滇黔公路，佯设红军番号，伪装主力北上，26日克板桥，27日占领滇东北重镇宣威，查抄县政府，打开监狱，把官绅财产分给穷人，还缴获了大批著名的“宣威火腿”。蒋介石唯恐红九军团北上入黔，急派两师兵力往威宁防堵。罗炳辉却率部大踏步西进，于5月2日克会泽。在会泽，红军公审并枪决了敌县长杨茂章和唐继尧的舅舅、豪绅刘善初，分发官绅财产，扩大红军1500多人，还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几十匹骡马和6万多银元。红九军团离宣威西进会泽时，罗炳辉示敌以南下板桥，给蒋介石摆下迷魂阵，蒋介石再次作出错误判断：“罗匪感（二十七）日窜宣威，当晚仍回窜板桥。”蒋介石29日电令李韫珩师：“限艳（29）日到松韶关，30日以一旅守备威宁，以一旅守备宣威，并搜剿罗匪”。松韶关在宣威之南近200华里。当蒋军向该地猛扑时，罗炳辉却率部在200多华里外勇猛西进，这不能说不是一出极富滑稽意味的活剧。5月1日，红九军团已迫近会泽，蒋介石下达的命令却是一团迷茫的“详侦罗匪行踪，痛剿并电告。”5月6日，红九军团已经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蒋介石还在电令：“第五十三师限删（15）日在（云南）会（泽）巧（家）间地区歼灭罗匪。。”直到5月10日，国民党报纸才颓丧地宣布：“罗炳辉匪部，已于5日午后在会泽西方之树节（距会泽约百七十里）附近，利用多数盐船，渡过长江。”

　　在黔滇两省“追剿”过程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南人罗炳辉有着特别的关注。在红军一渡赤水、图渡长江未果、转进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城）时，因为扎西与罗炳辉的故乡彝良县相邻，1935年2月13日《云南民国日报》立刻就透露出了蒋介石和他的部属们的极大不安：原企望红军“人情地形均属隔膜，不难一网打尽”，但是，“适‘匪’内有滇人罗炳辉，因熟习本省地情，乃献计趁我军末到达前，拟由威信小道偷过盐津，再窜绥江，图渡江入川。朱毛各“匪’首乃亲率“匪’万余人，依计而行。”陈云同志1935年化名“廉臣”假托自已是被红军俘获的国民党军医官，以第三者语气写了一本《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中记述：“红军曾以罗炳辉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滇。滇民盛传有一云南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陈云还以旁观者语气发表评论说：“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都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对国事及政治问题，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之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之国民革命军中之中共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红军中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对抗达七八年。”“为什么不利用红军之兵力与红军之人材以为国家对外之用呢?”

　　红九军团入川后，沿金沙江北上，至云南巧家县城对岸，与敌隔江相峙，以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自5月8日至16日对会理的7日围攻。5月16日，红九军团北上，穿越彝族区，于5月21日在西昌正北的礼州与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师。至此，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结束了历时52天，穿越黔、滇、川3省17个县、行程3000多华里的单独行军，在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据笔者实地考察调查和考订，红九军团经过的17个县为：贵州省的金沙、遵义、大方、毕节、纳雍、水城、盘县，云南省的富源、沾益、宣威、会泽和四川省的会东、宁南、普格、布拖、昭觉、西昌。其间皆崇山峻岭、深峡大川，险峻不下蜀道。

　　会合主力后，红九军团与川敌刘文辉部3个团激战泸沽梳妆台，将敌击溃，复北穿冕宁彝族区，进抵大渡河畔安顺场，与渡到对岸的红一师夹江北上。林彪红一军团所部夺取泸定桥（即著名的“铁索桥”）后，罗炳辉奉军委命令率红九军团坚守泸定桥。

　　罗炳辉在泸定桥即大病，不能饮食，几乎死去，但他以顽强的毅力，率部直插天全河上游，连夺两座铁索桥，进占紫石关，控北进之要隘。6月4日到紫石关当晚，罗炳辉病势愈重，呼吸困难，躺在担架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他已有几天粒米未进了。深夜，毛泽东、朱德、周思来联名给罗炳辉发来“万万火急”电报，要他不惜任何牺牲，星夜夺取天全县城，以挽救全军危局。崇高的革命责任感，使罗炳辉获得一种神奇的力量，他强力从病床上撑起，立即率队出发，经激战，击溃守敌扬杰生部，5日中午攻入城内，冒着敌机轰炸，找船接渡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逃敌，直追过始阳镇到飞仙关的铁索桥。圆满完成任务后，罗炳辉精力消耗净尽，两眼一黑，昏倒在地，抡救三小才苏醒。第三天深夜，周思来要参谋接通了飞仙关电话，向罗炳辉表示亲切慰问。几天后，朱德、周恩来特地杀了鸡，派骑兵接罗炳辉和军团政委何长工去吃饭。天全之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向夹金山（即大雪山）的通道。

　　红一方面军翻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开会，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红九军团被编入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改称红三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

　　这次编组是罗炳辉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一个逆转。尽管编组是中央军委研究拟定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但是，后来历史的推演是：张国焘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率含红三十二军在内的左路军及划归右路军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南下川康。长征结束后，在延安清算张国焘错误时，罗炳辉为有人给他扣“国焘路线”政治帽子而想不通。毛泽东明确指出：“不怪罗炳辉同志，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嘛!”然而，此事却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地被人提起，使罗炳辉在其后的生命历程里不断体味着忧郁和痛苦，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和上级的命令外，罗炳辉不可能有也不容许有别的选择。

　　左右两路军分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穿越茫茫草地，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中央决定率原属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张国焘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5日悍然另立中央。经“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百丈关战斗、“康（定）道（孚）炉（翟）战役”，与敌拼消耗，虽红军将士浴血苦战，处境仍越来越恶劣。在张国焘的眼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董振堂部和罗炳辉部，总隔着那么一堵板壁。亲疏是显见的。在以上诸役中，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10月自大金以东攻崇化、懋功，激战7日，部队伤亡很大； 10月24日沿大渡河南下，占金汤，克紫石关，11月10日再占天全；随即东向，迂回芦山；19日红军血战百丈关，战7昼夜，伤亡甚重；罗炳辉部渡青衣江，25日克荣经，继占汉源；终因强敌西犯，12月被迫撤出荣汉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路线失败显见。

　　1936年2月，罗炳辉部掩护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寒冷高峻的亘古荒原转移，3月跟进道孚、炉霍。

　　这一段历史叙述起来很长，总是宏观概述会令读者乏味，下面，叙述其间发生的一件小事。——在红三十二军于王家山击敌后主动撤退时，侦察排长黄金山被子弹击中，弹从后脑下部进，从下巴出，满头血污，战士们见他连呼吸都没有了，便就地挖坑掩埋。土已填平，罗炳辉率殿后部队从这里路过。罗炳辉听战士们说黄金山牺牲了，头部穿了两个洞，不是“开花”，就命令：“扒出来，我看看。”这时，追敌已迫近，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战士们焦急地劝罗军团长赶快离开，罗炳辉流泪说：“黄金山是江西宁都人，多好的一个同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罗炳辉就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四川。”他推开要拉他撤离的警卫员，蹲下身，解开黄金山被鲜血染红的胸衣，把耳朵贴到他胸口上，许久，罗炳辉听到还有微弱的心跳，当即命令战士把黄金山扒出来，抬到后方抢救。这时，连追敌的五官都能看得清了。罗炳辉对战士的深挚的爱，使得在场战士无不动容!许多战士感动得哭了起来。笔者1980年2月24日在江西省宁都县胜利路53号黄宅（一幢非常宽敞、高大的两层楼房）访问黄金山老人时，他眼中盈着泪光，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舌根打断了）反反复复颤声说；“罗军团长呵!罗军团长呵……”

　　1936年5月，罗炳辉率红三十二军出道孚，经雅江南下，牵制敌李抱冰部，策应红二军团（贺龙、关向应部）、红六军团（肖克、王震部）北上。6月3日，与红六军团会师于理化以南甲洼寺。罗炳辉发动全军为红六军团战友筹集粮食、牛羊，还赶制了御寒的毛衣毛袜。

　　7月1日，中共中央命令组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列入第二方面军序列。8月，罗炳辉率部三过草地，进入甘肃南部，经腊子口、哈达铺，攻克成县，复经两当、凤县、天水至会宁。继一、四方面军10月10日会师于会宁之后，10月20日，一、二方面军会师于会宁城北将台堡，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在长征中，罗炳辉部曾先后隶属于一、四、二3个方面军，这在红军中是独一无二的。同样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一、红三军团，长征走了两万五千里，而罗炳辉军团却因数度往返于雪山、草地间，走了4万多里。

　　长征结束后，罗炳辉部经环县之允城镇、庆阳，进至陕西三原之云阳，积极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对亲日派的斗争。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移驻富平之庄里镇和流曲地区。

　　1937年1月，罗炳辉进入红军大学第二大队学习。

　　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把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属第二战区序列。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八路军下辖3个师，罗炳辉部红三十二军编入一二○师三五九旅。

　　12月，罗炳辉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做军事统战工作，并和董必武共同负责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在中南地区的招生工作。他还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会议、参加武汉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元月，由云南部队改编的第六十军奉调抵达武昌；2月，调寿感、花园、武胜关一带整训。蒋介石竭力拉拢，向他们灌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法西斯思想。罗炳辉遵照周恩来指示，以云南同乡和滇军故旧的身分，成功地进行了对卢汉军长、一八四师张冲师长和一○八一团团长潘朔端及广大中下级官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卢汉1949年12月率部起义。张冲1946年去延安，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潘朔端1946年5月率部起义）。这年2月间，罗炳辉曾赴河南信阳县邢集，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动员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东进。此时的罗炳辉没有想到，这支部队一年半后竟成为在他指挥之下的一支劲旅。

　　罗炳辉在六十军的工作，使蒋介石十分不安。蒋介石特地召见卢汉，说：“听说共产党有人在你们部队活动，是真的吗?他们是有政治中心的，你看得无所谓，他们会把你的部队拉跑的，这很危险!以后要多加注意。”卢汉知道自己和罗炳辉的频繁来往，已经引起蒋介石的疑惧，就找张冲商量，改为隐蔽地与罗炳辉往来。4月，蒋介石变更了留六十军守卫武汉的决定，突然改调六十军去鲁南参加台儿庄会战。连陈诚都觉得为难。蒋介石的自私、专横、和奸险，使六十军将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4月6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全歼日军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主力的重大胜利。7日，消息传到武汉，武汉三镇一片欢腾，几十万人上街游行。罗炳辉全副戎装，引导着“第八路军”大旗。行进在武汉街头。他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在祝捷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今天虽然胜利，但我们要更加紧团结，而不能自骄。我们要把代表团的盛意，带到前线指战员中去与民众中去，让他们知道后方的力量是这样的雄厚，认识抗日必定胜利。这样，一定能增加他们的抗战力量和决心，更英勇地用热血和头颅来争取中国独立自由!”罗炳辉的慷慨演说，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轰炸日本本土。轰炸队回武汉后，2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王明和八路军代表吴玉章、罗炳辉亲往慰问。蒋介石唯恐空军受共产党影响，派航委会总政训处主任蒋坚忍出面周旋：“远征的将士们很高兴见见中共的领导人和八路军的同志。可是因为半小时前接到了命令，有任务出去，不能来参与这茶会的盛况，非常抱歉，并委兄弟代致意兴与表示谢忱。”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周恩来、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赠锦旗，上绣“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吴玉章、罗炳辉代表八路军赠锦旗，上绣“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中国。25日，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罗炳辉举行茶会欢迎。罗炳辉欣然挥毫，为代表团团题辞：“中国是只狮子，前曾睡着，现在怒吼了!日本军阀这只野兽是在走到灭亡。中国抗战得到全世界爱护真理、正义的一切人民的援助，全国一心一德在争取最后的胜利。自力更生，同时也力求外援，民族解放的光辉是在面前闪烁着!”

　　6月起，罗炳辉倾注全部精力忙于为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不分昼夜地接待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一批又一批经过考察、谈话的革命青年，怀揣着有“董、罗”签名的介绍信，奔赴延安。

　　7月8日，继蒋介石致祭抗战死难烈士之后，叶剑英、罗炳辉代表八路军前往致祭。

　　在由《新华日报》社发起的“三十万封慰劳信运动”中，8月19日，罗炳辉写了致前敌将士的信。在信中，罗炳辉热情赞颂了中国人民“头可断，身可杀，而志不可屈，国不可亡的民族精神”。他呼吁：“我们要真正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迅速完成军事工业，迅速训练技术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切实将日寇占领区域变成前线，把真正抗日的游击队大量发展起来，有计划的来配合我主力坚守支点，达到我主力大量的运动战来消灭敌人。”他激情满怀地写道：“亲爱的将士们!挺起胸来，尽量地杀敌吧!我们冲上前去，把敌人赶出国土之外!对呵，我们把日军杀到鸭绿江边，用鸭绿江的水来清洗战士们鏖战过的脸!啊!亲爱的前线杀敌将士们，愿你们珍重身体，努力杀敌!到取得胜利，重整山河的时候，我们大家来痛一杯民族解放自由万岁的酒!”

　　在武汉的10个月中，罗炳辉或周旋于军政界上层人物中间，出席各种会议、集会和宴会，或奔走于武汉三镇，参加各民众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他艰苦朴素，一身正气，总是着一身旧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布鞋或布筋草鞋。只有在极少的特殊场合才穿便服。罗炳辉的严谨作风，与国民党官场腐败、将骄官奢的腐朽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次军、政界宴会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嘲弄地说：“堂堂红军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这么寒酸。”罗炳辉正色答道：“如今国难当头，沦陷区父老水深火热，前敌将士缺衣少饷，我罗炳辉这一身够阔气了。老兄，我们共产党人可不兴吞兵饷、喝兵血哟!”说得那个军官面红耳赤。

　　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待来访的青年学生时，罗炳辉总是和蔼可亲，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使青年们听得入了迷。（在红军时代，他就是一个擅于讲故事的好手。）有一个东北籍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穿着便衣多次来听讲，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他找罗炳辉讲明自己身分，恳求批准他到延安去。罗炳辉考虑到与友军的统战关系，没有同意，这个军官哭诉了国民军队的黑暗，他说：“我来听先生讲话已是多次了，我决定舍命跟共产党走。”他赖在办事处，不肯离开。结果，罗炳辉和董必武商量，破例批准他去了延安。到办事处来的也有的是国民党特务。对特务的挑衅，罗炳辉坚决予以反击，笑容可掬的“罗汉”，又成了令特务畏惧的“煞神”。

　　在武汉期间，罗炳辉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大量阅读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书籍。他在办事处几乎终日手不释卷。遇到疑难，他就去请教住在隔壁的董必武。董老也乐于跟他研讨。武汉的夏天，闷热有如火炉，罗炳辉每夜光着上身坐在房间地板上刻苦攻读，身下汪着一片汗水。他在一幅题辞中写道：“学习再学习，每日均要抽出时间来看书，如果不继续发愤努力，马上就会成落后者。”

　　罗炳辉的爱人张明秀，1938年2月从抗大第三期提前毕业，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兼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收发。9月13日晚，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要于拂晓前在武汉清查户口，情况紧，时间急，办事处通讯人员又全部出外执行任务，便在征得罗炳辉同意后，派张明秀连夜通知中共湖北省委和有关机关：“一，能烧的党内文件、通知、信件，一律烧掉；不能焚烧的，立即送办事处保存。二，外地来的同志，能返回的，立即返回；不能返回的，搬到办事处来住。”张明秀在武汉三镇跑了一夜，拂晓前完成任务返回办事处，见周恩来彻夜未睡，在坐等她平安归来，十分感动。

　　罗炳辉和前妻扬厚珍生的一个女儿，长征前秘密寄养在南昌一岳姓行伍挚友家中，改名岳冰玉。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党组织费尽周折，在南昌找到岳家，把小冰玉接到武汉。罗炳辉对女儿说：“你受了不少苦，还要准备在一生中压倒大风大浪，爸爸给你取名：罗镇涛。”在罗炳辉撤离武汉时，决定把女儿托黄洛峰（云南鹤庆人）带到重庆去，并赠给黄洛峰一支手枪，说：“如果万一遇到鬼子，你就把她打死，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周恩来闻讯后。认为黄洛峰年轻，不会带孩子，就亲自出面把小镇涛托付给云南巨商李岳崧，还亲自办酒席酬谢李。

　　9月底，罗炳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12月底，罗炳辉抵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军部过了1939年元旦。元旦后，东进江苏省南部茅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会合。

　　第一支队1938年5月在皖南奉命东进，6月14日到达茅山；经经卫岗、新丰、句容、珥陵、高淳、仓头诸次战斗，初创了局面。茅山地区，地处京、沪、杭三角地带，城镇集中，交通发达，敌人据点如蜂巢密布。加上敌人以公路线把该地区分割成棋盘式小块，新四军第一支队与日、伪军肩背纠缠。而且，名为“抗日”、实为扰民的各种旗号、各种名堂的武装蜂拥而起，国民党溃退时丢下的枪枝弹药大量散失于民间，土匪如毛，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罗炳辉抵达茅山之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基本学会了新四军的游击战法和夜战战法，并且采取“攻防并用”的战术，密筑碉堡以填满空隙地带，企图聚歼新四军，或者迫使新四军退出京、镇地区。新四军处境极其不利，一支队被迫南移。

　　陈毅和罗炳辉经过仔细斟酌、周密谋划，决心粉碎日军的企图，把茅山地区变成近逼南京、镇江、北控京沪铁路的稳固的游击根据地。这两位红军时代的老战友，配合默契，成功地指挥了2月7日东湾战斗、14日延陵战斗和3月20日后对淳化、高资等地的袭击，皆予敌重创，摧毁了日、伪军一批据点，逼迫日军由攻势转入守势。日军明白小据点易被新四军消灭，不得不变更战略，放弃延陵、茅麓、丁庄、导墅桥等据点，向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上收缩。新四军由是大大拓宽了周旋击敌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