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到了1939年，国民党内顽固派大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制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对我军搞摩擦，阴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在政治上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向党内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我当时参加鄂豫皖区党委领导工作。在7月份，接到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要将区党委机关撤退到庐江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在一起，并将大别山桂系统治区地下党的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分批向新四军活动地区撤退。区党委机关于7月下旬开始撤退到庐江东汤池。党员干部及靠近党的进步人士，有计划地分批向新四军四、五支队活动区撤退，一部分向新四军六支队活动区撤退，还有一部分向无为、巢南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地区撤退，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完全撤出，只留极少数有社会关系的地下党员进行地下工作。

　　到了1939年12月初，前方来电，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已到达定远藕塘一带，与张云逸、邓子恢同志会合，要江北指挥部和鄂豫皖区党委机关全部立即转移到定远藕塘一带，将有重要的中央指示精神要传达。接到前方来电后，江北指挥部、鄂豫皖区党委机关，迅速进行准备，由赖传珠同志指挥，立即转移到定远藕塘一带，江北指挥部驻在大邓家，区党委机关和皖东工委机关合驻在瓦屋薛。1940年元旦，少奇同志在大邓家江北指挥部驻地，和我们一起在空场上会餐，用脸盆盛菜，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刘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是怎样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

　　以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就他自己带一个秘书刘彬同志，还有电台机要人员，没有单独机关，随着江北指挥部行动。原来的中原局成员没有来，到皖东后，吸收了张云逸、邓子恢等为成员。正式开会很少，采取人数不等的多次座谈会和分别谈话，传达中央的精神。先驻在大邓家，后移到藕塘东南的新集。

　　少奇同志的谈话，首先从介绍华北经验说起，围绕“从华北看华中”这个题目，介绍华北八路军有多少倍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块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冀察晋被人们称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可是华中是什么情况呢?部队发展不大，一块根据地也未建立。东北有韩德勤顽固派，西边有桂系顽固派，力量都比我军强大，顽固派可能即将向我军发动进攻，我军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为什么有这样决然不同的情况?有人说，华中有特殊性，如华北八路军主力多，华中江北新四军主力少等。这固然有点道理，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华中固然有特殊性，这是次要的，而共同性是主要的，因为都是敌后，都有条件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都可以建立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为什么华中未能发展到像华北那样局面呢?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有问题。一是对武装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清楚，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一是丧失了有利时机。这三点是我多次听少奇同志谈话后归纳的。少奇同志谈话是很生动活泼的、自然的，并不是教条式的死板说教，而是从对比中，从历史教训中，从当前现实生活中，又有理论，又联系实际，用谈心方法阐述道理，使人听后非常心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关于重视武装力量问题，少奇同志说，抗日要靠各种方式，但是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是要靠枪杆子，比如抗日固然要用笔杆子，因有很大作用，但没有枪杆子能打败日寇吗?能赶走日本军队吗?能保卫老百姓吗?孙中山闹革命，经过多次失败，才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要建立国民革命的军队，因此决心办黄埔军校。蒋介石更是懂得这个道理，别的职务可以让别人干，国民政府主席可以让给林森，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一定不放，要紧紧掌握军权。北洋军阀也懂得这个道理，都知道要抓枪杆子。地方实力派也懂得。谭延闽当了行政院长后，还要兼任军长，不肯放弃军权。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党当时处于幼年状态，不懂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只有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懂得，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农民游击战争，组织红军，建立红色根据地。井冈山红旗影响全国各地，使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后来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目前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要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主要不能依靠国民党军队，而要靠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因为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才能真正进行人民战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也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力量大了，国民党才不敢投降，才不至于把人民陷于再一次被屠杀的血泊中。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少奇同志谈得最多，也最深刻。当时不便点王明的名，但所有谈话内容都有针对性，使我们听后不知不觉体会到党中央是有斗争的。少奇同志说，许多同志也想抓枪杆子，也想发展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那么为什么没有抓到呢?没有得到大发展呢?因为手脚放不开，手脚被束缚住了。受到什么东西束缚呢?怕不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引起摩擦。这些顾虑之所以有，关键是没有明确树立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这不能怪同志们，是由于有人提出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造成了同志们胆子不大，思想受到了约束。什么叫合法，不经过国民党同意就不合法吗?不能这样看。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个谈话作根据，就是合法；只要老百姓赞成、拥护，就算合法。而不能理解为一切要报请国民党蒋介石同意，才算合法。因此，“一切经过”是不对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受国民党这样无理的约束，手脚自然放不开了。当然要注意一个界限，我们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去独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那样又会内战重起，对抗战不利，一定不能那样做。必须是在敌后，也就是在日寇占领的城市、交通要道的敌后方，在那里我们党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因为这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的诺言，是完全合法的。可以自立番号，自委司令、队长，自派专员、县长，不必报请国民党承认委派，报了他也不会同意批准。实际上在敌人占领区，一度很混乱，原来的国民党统治垮了，土匪蜂起，地主也在拉队伍搞武装，自封司令，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在这样干。而我们有些共产党人却不懂这样做，连那些人也不如，岂不可愧!有些同志还有一怕：这样搞起来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承认固然无所谓，但它可能派部队前来进攻，打摩擦仗，岂不影响抗战团结吗?对于这一点，就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说的统一战线是有团结、有斗争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过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左’的错误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右的错误则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而党中央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现在是抗日时期，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待顽固派进攻打摩擦仗的策略，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理，就是不放第一枪，实行自卫反击；所谓有利，不反击则已，一反击必须取胜；所谓有节，要适可而止，要有节制，不要把文章做绝。要有拉有打，有打有拉；谈不成就打，打了后再谈。要善于运用顽固派内部各种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只要按照中央的方针进行自卫反击，我们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关于有利时机问题，谈得同样深刻，对我当时来讲，是闻所未闻的。少奇同志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有时是处于缓慢平稳发展时期，有时是处于革命高潮时期，也就是列宁讲的人民无法忍受下去，敌人无法统治下去的时期。对统治者来说是危机时期，对革命者来说是高潮时期。这种近期不是经常会遇到的，但一到来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会引起历史发展的突变，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抗日时期，一个城市、地区，当日寇进攻到来了，原国民党统治机构垮了，地方一片混乱，群众惶然不知所措，迫切要求能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人来领导。我们党就是要善于认识这一形势的到来，领导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不可丧失，否则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华北的党，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时机，因此就有了今天的局面。在敌人进攻太原时，华北局提出：一要保卫太原；二是太原又保不住。因此，决定把党和军队的力量主要放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而华中地区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抓住敌人进攻的时机，如进攻南京的时机，进攻徐州的时机，进攻武汉的时机，进攻大别山的时机等等，把党和军队的力量主要放到敌后去。结果在敌后方，地主武装发展了，有的被敌人软硬兼施收编成为伪军，有的被顽固派收买，重新恢复了国民党的统治，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就目前来说，最有利的时机虽已丧失，但还不能说不可挽回，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就是顽固派看来很可能要来进攻我军，只要我军按照中央方针，取得自卫反击的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是有可能，有希望的。接着少奇同志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又作了深刻阐述。他说，有了军队，必须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军队没有家，向人讨饭吃，是很难生存壮大的。因为有了根据地，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三三制政权等一系列措施，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就会愿意帮助军队。我们建立政权后可以征收公粮，也可以组织物资交流，收点税，解决部队给养。至于伤员安置更好解决，还可以搞些军工生产，反“扫荡”时也会得到群众支援，这样就能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抗战胜利。少奇同志又从反面讲，连军阀都知道地盘的重要，没有地盘就养活不了军队，为什么我们有些共产党人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呢?

　　对于少奇同志这样的开导，我们觉得极中肯，心悦诚服。邓子恢同志首先带头发言：我们该打屁股，该打屁股。少奇同志立刻接着说，屁股不要打了，主要是马列主义未学好，要接受教训。最后鼓励大家一定要准备迎接顽固派的进攻，打好自卫反击这一仗，建立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努力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

　　以上这些谈话要点，虽然事隔五十多年，对我来讲，仍是记忆犹新，终身难忘。虽然其中个别词句可能记得不准确，不完整，但总的精神是不致有大出入的。少奇同志把中央精神首先传达到领导干部，凡参加谈话的干部无不欢欣鼓舞，思想认识大提高，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自卫反击的信心，大大提高了。少奇同志领导我们取得自卫反击的胜利，  建立了华中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这里，我想从个人参加斗争的经历来叙述。我参加的这一部分斗争，是这一次自卫反击战的重要部分，从中可以看出是少奇同志领导我们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他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在少奇同志约路西各有关领导同志开座谈会之后没几天，当五支队政委郭述申自路东来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少奇同志约了我去。少奇同志说：中原局决定取消皖东工委，成立津浦路东、路西两个省委；路西省委书记由彭康负责，路东省委书记由你（张劲夫）负责，你随同郭述申立即去路东。我当即接受了任务，随同郭述申连夜过津浦路，到达了五支队司令部。司令部原驻在六合竹镇集附近，第二天转移到来安半塔集附近。郭述申告诉我，上边来电，要你兼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我说，我只能担任一项工作，同时担任两项工作是担任不起的。郭述申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我任五支队政治部主任，省委书记另找别的同志来担任。

　　我到五支队政治部工作后，首先在1940年2月召开“二七”政工会议，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邓子恢也从路西赶来指导，传达了少奇同志的谈话精神，群情振奋，大大提高了自卫反击的信心。3月初，泗县专员盛子瑾带了两千人的部队，派人和我军联络，要求路过半塔到苏北和李明扬会合，而来联络的恰是我在大别山派去的一位地下党员赵敏。赵将盛子瑾的真实意图告诉了我们：盛是想部队到达扬州西仪征一带不走了，为李明扬扩大地盘。我们将盛的真实意图和我们的打算报告中原局，中原局很快复电，同意我们的意见。当盛经过半塔时，即约盛谈判，盛不同意收编，结果将其全部缴械。五支队得到人员武器补充，战斗力大大加强了。到3月上旬，桂系顽固派首先向我路西部队进攻；苏北韩德勤驻路东部队，向我路东半塔集进攻，同时向我驻六合、盱眙部队进攻，主要是向半塔集进攻。少奇同志命令五支队主力由罗炳辉率领去路西，集中力量把桂顽击退，再回师路东，击退韩顽。此役关键，是要将路东半塔集守住。而当时守半塔集只有五支队一个教导大队，教导大队有六个队，两个是学生队，四个是班排以上干部队。构筑了工事，由四个干部队坚决守住。司令部只有一个特务营，周围有些游击队。十团一个营在盱眙，十五团一个营在竹镇集，一时难以集中。幸有江南过江北的叶飞部、陶勇部、梅嘉生部来支援，牵制了韩顽兵力。但进攻半塔的敌人仍多于我数倍。半塔北边的高地，一度被敌占领，对半塔威胁很大。这时由周骏鸣同志亲率特务营，拼死冲锋，将高地夺回。随着十团一个营到达，进入半塔集，这样，半塔守备力量加强了，敌人更攻不动了。半塔坚守一周之久，巍然不动，终于守住了。这时路西已将桂顽击退，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回路东，韩顽闻风撤回对半塔的进攻。我随同罗炳辉、周骏鸣率部队向韩顽进攻。韩顽无心恋战，在莲塘打了一场遭遇战，即将部队全部撤退到南三河北去了。路东地区，除了几个县城被日军占领外，全部为我军控制。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上有名的“半塔守卫战”。陈毅同志对此战役评价很高，他说：“先有半塔，后有黄桥。”半塔守卫战的胜利，给予韩顽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增加了对我军战斗力的畏惧心。邓子恢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建议用五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出一安民布告，大家赞成。邓和我同住在一家逃亡地主家，在油灯下共同起草了安民布告。邓老戴一副金丝眼镜，挂到鼻梁上，一面吹着口哨，一面用毛笔起草，起草一段，讨论一段，连夜起草好了。天明后，即在路东到处张贴了。少奇同志在路西成立了联防办事处，也向各县派了县长。从大别山撤退到路东、路西的青年，成为建立各级政权的骨干，起了很大作用。就这样在我军击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进行自卫反击取得胜利后，在华中建立了淮南津浦路东路西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少奇同志到后，用党中央精神武装了四、五支队，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决定因素。他亲自领导了这次斗争，使这场自卫反击战取得了胜利，这对后来华中地区其他根据地的建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了4月，少奇同志随同江北指挥部由路西转到路东地区，领导我们向东发展华中的斗争。命令五支队向东过南三河，开辟淮宝根据地

　　到了6月，少奇同志和云逸、子恢同志约罗炳辉和我去谈话，交待任务：五支队准备向东过南三河，并做好准备，东进过运河，迎接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同志的部队过江到苏北，要牵制韩顽，配合陈、粟行动。这时，郭述申同志已去延安学习，指定我随罗炳辉打过南三河，周骏鸣同志留在支队后方照顾。司令部、政治部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去前方，并带去文工团、民运队，开辟淮宝地区工作。罗炳辉和我，带领五支队的两个主力团，即八团、十团前去；十五团留在路东，保卫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因为过河的准备工作早已在进行，命令下来，行动很快，一个晚上，部队即打过了南三河，顽军没有进行抵抗，闻风即撤退，差不多是拔腿就跑。

　　顽固派部队虽然没有进行抵抗，可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新困难，是原先估计不足的。顽固派利用当地地主，欺骗群众，组织了不少小刀会。罗炳辉和我立即决定对应方针，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还击为辅，将部队集中，采取密集行军，驻地密集防守，对小刀会先用喊话进行宣传，要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只有在宣传喊话无效，小刀会进攻到我军一定距离时才开枪。结果，打死打伤几个人，小刀会就一哄而退了。按照这一方针和战术，很快就把小刀会打散了，分化瓦解了。部队很快进驻高良涧、岔河。在站稳脚跟后，八路军南下部队主力到了淮北。先头部队一个团也到高良涧以北一带。黄克诚同志前来与罗炳辉和我见面。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协商东进路线，互相配合呼应。协商结果：八路军南下部队由淮阴以北过运河东进，五支队由淮安与宝应之间过运河东进。罗炳辉和我报告了少奇同志、江北指挥部，得到了批准。

　　首先由八团开进到运河边。由岔河一带到运河边是水网地带，没有路可走，只好用船和割禾的盆运部队到运河边。十团放在岔河西待命。司令部、政治部驻在岔河。八团到达运河边后，日寇巡逻艇经常在运河巡逻，只能在西边河岸上观察河东地形，无法派侦察员过河去侦察。韩顽部队守在运河东岸，军官多系东北人，开头警戒很严，后来逐渐松下来，双方可以在运河两岸随意行走，也可以互相对话交谈。根据这一情况，感到强渡很困难，过去后如何开进也心中无数，设想采取政治攻势办法，运用韩顽部队内东北籍军官的爱国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让路，不要抵抗，让我军过去，合作抗日。经过研究，由我亲自出面做工作，冒充副团长身份约河那边的军官（是一个营长）谈话，对他进行说服。我约见他，对方很客气，很有礼貌，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一再说明他处境困难，无法答应我提出的要求，他是军人，不能不服从上级命令；再者，流亡关内，现在已有家小，又不能不考虑以后的生活。在对话时，他的老婆抱着小孩在一边听双方对话。看来，对方说的是实话，靠这样争取，很难达到要求。这时，指挥部不断转来陈、粟电报，要求我们快点东进，支援配合，辞意恳切。罗炳辉和我也日夜不安，苦思焦虑，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只好继续进行准备工作加紧训练部队，牵制韩顽。

　　到了9月，日寇向我路东根据地出动海陆空军进行大“扫荡”，罗炳辉和我商量，由罗率八团立即返回路东，保卫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由我带十团南返。在过南三河时遇到敌机袭击，部队受到一些伤亡。有一天，我因召开士绅会议筹措粮草睡得很晚，第二天清早还未起床，敌机就来岔河轰炸了。炸弹响后，锄奸科副科长郑从政跑到我的床前，一把抱着我，要我立即离开。警卫班同志都到了。我起床后走到后门外，外边是水塘，也无隐蔽处。我说不能外出，就在墙边隐蔽吧，随即躺下。炸弹一个一个丢下，但却没有一个丢准我住的房子。而文工团的青少年在这时纷纷向屋外跑，有的从我的门边过，有的跳下水塘，结果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我住的后门外水塘边，炸死炸伤了好几位文工团员。副团长余耘也是那次受伤的。敌人对淮宝地区，只是空军轰炸，海军在宝应湖、高邮湖活动，陆军没有来“扫荡”，因此，十团没有遇到什么战斗。敌人对路东根据地的“扫荡”，也很快被粉碎，我军没有受到多少损失。

　　敌人“扫荡”之后，少奇同志约罗炳辉和我前去汇报工作。对罗和我对付小刀会的方针和方法，少奇同志认为是好经验，给予肯定。到了10月，陈、粟部队过江，在黄桥打了大胜仗。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苏北、盐阜地区均建立了以我党为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约在10月，少奇同志带了不少由大别山撤退到路东的干部和文化界人士，路过淮宝去盐城与陈毅同志会合。他约罗炳辉和我在路过的一个村庄见了面，谈了话，交代今后要做好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他指出，华中新四军主要是进行三角斗争，即敌、顽、我三方的斗争，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取得三角斗争的胜利。这一指示精神，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是很重要的。

　　到了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了。党中央及时发布了命令，任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新的军部在苏北成立了。新四军扩编为七个师。我被分配在二师任政治部副主任，因主任郭述申在延安，实际工作由我主持。“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了

　　到了1941年底，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在盐阜区单家港召开扩大会议。罗炳辉和我代表二师参加。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此时，“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已实现，局面已打开，我军获得了大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安徽无为、巢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别山西边大悟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根据地需要做巩固工作，华中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少奇同志在扩大会议后，即去延安到党中央工作了。华中各根据地都按中央要求，按华中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的布置，认真做好深入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完成了党中央巩固根据地的任务。

　　少奇同志对实现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