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任命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这是党中央为了加强华中地区的领导和纠正王明错误路线的一项重大决策。六中全会以后，12月，刘少奇带领中央派往中原地区工作的朱理治、李先念、谭希林和我一行三十多人，从延安出发，经过西安赶赴华中。途中，刘少奇为了从各方面了解华中的情况，即从渑池下车，然后经过南阳到达当时中原局领导机关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为了扭转华中地区的形势，在竹沟，刘少奇曾建议中央从华北抽调两个旅去华中，以增加我军在华中的兵力。不久，他又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报告。1939年1月初，朱理治和李先念到达竹沟，即留在该地工作。我和谭希林继续行进，途中在湖北黄安（今为红安县）北部同郑位三一道，到安徽金寨县的白水河，在那里召开了鄂豫皖地区党的负责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会后，在大别山成立鄂豫皖边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1939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党中央的这些决定，加强了华中地区的领导，使我们部队挺进敌后、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1938年1月，坚持在鄂豫皖的红军第二十八军和桐柏山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至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部队也有发展。1939年7月，在第四支队第八团的基础上组建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周骏鸣为副司令，方毅、张劲夫先后任政治部主任，赵启民为参谋长，我为政委。第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对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极为有利。但是，由于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当时，广大群众抗日热情很高，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人数很多。由于受“精兵主义”的影响，反对所谓“招兵买马”，没有放手扩大部队，又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我们部队的活动、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枪支弹药的补充没有来源，伤员的治疗条件很差，甚至解决部队的粮食、服装都很困难，抗日的局面还没有打开，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来到淮南，很快地扭转了这种不利形势。

　　刘少奇和徐海东于1939年11月底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来到淮南后，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2月，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围绕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分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给淮南以至整个华中地区带来的危害，会议作出了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确路线的一些决定。

　　首先，刘少奇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不同意怎么办?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力量，他们决不会同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这就把我们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严重影响了淮南地区抗日力量的发展。有人反对“招兵买马”，刘少奇说，打日军要用枪来打嘛!有枪就得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扩大新四军，扩大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有了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指国民党）讨饭吃了。你们以前的那些错误做法，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刘少奇的批评，对我们在淮南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我，教育是深刻的。

　　第二，刘少奇批判了“华中特殊论”，为我军向敌后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他分析了华中地区抗战以来，有些同志强调“情况特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丧失了时机，阻碍了人民力量的发展。他说，哪一个地区都有它的特点，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也就是有它的“特性”，这在分析研究问题时必须注意；但是各个地区还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都在日军的武装进攻与武装占领之下，在那些地区，都有敌人、汉奸、伪政权，我们就可以打进去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行动和发展的基本根据。任何政党，只有在抗日战场上，在抗日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出自己最大能力时，才能巩固与发展自己。只提“特性”而忽视“共性”，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是错误的，事实证明这对形势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我们新四军江北部队应该以实际行动实现党中央的东进决策，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

　　第三，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刘少奇指出，统一战线既然包括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斗争，有摩擦。只有坚持斗争坚决反摩擦，统一战线才不会分裂。如果只是退让，统一战线就会失败。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摩擦的准备，国民党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必须坚决自卫，坚决击退他们的进攻。毛泽东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顽固派搞摩擦，我们和他斗，是完全有理的嘛!我们壮大人民武装打日军是实现民族主义嘛!民主选举建立地方政权，是实现民权主义嘛!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是实现民生主义嘛!我们做的符合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原则，你们为什么要反对，难道你们国民党就不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了么?刘少奇就是用这样的道理教育干部同顽固派进行政治和武装斗争，要求我们站在有理的立场上，同时又要注意掌握斗争中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部队和地方上传达贯彻刘少奇讲话精神和中原局的决定，振奋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以前受王明路线的影响，那种“寄人篱下”受挫折而造成的抑郁心情为之一扫。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地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工作也有了办法。在正确路线指导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扭转了对我不利的形势。

　　新四军第五支队在1940年2月7日到16日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与刘少奇的重要讲话和中原局的决定。会议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根据地和准备反摩擦、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及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开展阶级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二七”政工会议的召开，是第五支队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3月21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纠集十个团的兵力一万余人，乘第五支队主力赴津浦路西抗击国民党李品仙部，路东兵力空虚之机，向我第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大举进攻。当时我军在半塔的兵力，仅有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和少量留守部队，及少数地方游击队，敌我兵力悬殊。但在第五支队领导的指挥下，奋力苦战七昼夜，以少胜多，击退韩德勤部的多次攻击，半塔阵地巍然屹立，保证了路西主力部队反摩擦作战的顺利进行。待我路西战斗取得胜利，罗炳辉司令员率领第五支队主力和第四支队第七团会同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回师路东，叶飞率挺进纵队由苏北西渡运河兼程驰援，东西夹击，进攻半塔之敌伤亡惨重，仓皇溃逃。我军乘胜追击，把韩部赶过三河以北，取得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在路西路东反摩擦斗争的首次大捷，使津浦路东八个县连成一片，彻底摧毁了韩、李两部妄图把我军赶出淮南的罪恶阴谋，为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半塔保卫战胜利后，各地在民运工作队的基础上，很快地建立起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和地方游击队发展也很快，淮南津浦路东成为一块比较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快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中原局决定建立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先是贺希明任主任，后由邓子恢、方毅分任正副主任，还建立了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杨梅生任司令，刘顺元任政委。第五支队也发展到五千多人，几个月的时间，部队扩大了一倍。

　　淮南形势的迅速好转，是刘少奇来到之后，肃清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做法，放手发动群众，大刀阔斧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结果。

　　1940年4月上旬，刘少奇来到津浦路东半塔集，与第五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一起活动。在路线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随着形势发展，党内出现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他又狠抓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狠抓了党的建设。1940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19周年的大会上，刘少奇针对淮南地区党内某些同志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重要报告。要求每个党员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克服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树立为党和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的精神，克服在某些党员中滋长的享乐观念和对艰苦奋斗、艰苦工作产生厌倦的心理。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做一个终生的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导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最后实现共产主义。

　　刘少奇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非常关心。在讨论酝酿出席“七大”代表的中原局会议上，他强调共产党员、党的干部，都要加强党性锻炼，要有很好的“党德”。他说：“七大”的代表，就是要选像邓子恢、张云逸那样有“党德”的同志。这是我第一次听刘少奇用“党德”一词来概括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刘少奇平易近人，轻装简从。他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掌握很多情况。不论地方干部还是部队干部都希望向他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和他谈话之后都感到受教育，增强了信心。

　　1940年8月，华南“七大”代表古大存等来到中原局，准备与新四军的“七大”代表一道去延安时，刘少奇于8月在半塔集单独召集我们开了一次会。他在会议上讲的题目是《关于华北华中抗战的总结》。他指出：历史的行程是曲折的。当历史进程很快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就应大刀阔斧式地向前跑，不要落在历史后头，尽可能把历史推进到可能前进的程度；当历史进程很慢时，党的工作方式就不应犯急性病。我们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式应适应这种曲折性。卢沟桥事变后，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日方式是全国武装抵抗，党的主要任务与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武装抗日。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敌人后方和战区，在那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所以太原失守后华北的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我们华中工作就没有跟上历史行进的速度。在武汉失守前后，没有把主要力量拿到敌后来，没有进行乡村游击战争的准备。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像华北在山西那样组织左派力量。半年多来，一般地说，在原则上和实践上已经纠正了错误，今后我们要继续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发展皖东、苏北的任务。华中在全国战略上有极大的重要性，是中国战略上的枢纽，我们要在华中争取主要的地位，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刘少奇来到淮南将近一年时间，我深深感到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工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同时又善于把党中央指示和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此迅速扭转了淮南的不利形势，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又耐心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身教言传，使我们在思想水平和党性观念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我个人的教育，是终生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