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到1940年期问，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来到淮南，领导淮南军民抗日反摩擦斗争，对创建淮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继上海、南京失守后，1938年，徐州，武汉相继沦陷。当时党中央估计，日军还会继续向西进攻，豫西伏牛山区将成为敌人后方。为了在以平汉路（即京汉路）西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1939年秋党中央察觉，日军在占领武汉后即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原定中原局的任务，已经失去了客观条件。当时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在陈毅（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员）为代表的一批领导干部率领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迅速打开了局面。但是，当时东南局的主要负责人对执行中央制定的新四军东进北上方针迟疑不决，不敢大踏步地进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党中央决定刘少奇改去华中，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刘少奇1939年秋离延安，于11月底到达淮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适应当时的游击环境，先后住过定远县得胜集、大桥镇、来安县半塔集、大田郢等处。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到华中敌后的时候，形势严重，淮南我党我军处境异常困难。刘少奇正确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决了存在的各种疑难问题，犹如适时而来的春风喜雨，迅速打开了淮南敌后的抗战局面。

　　坚决贯彻我军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

　　刘少奇一到淮南，就向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分析了华中地区的形势，指出：在华中地区存在着三种力量、三种地区（日伪的力量、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占领区）。要坚持持久战，就要削弱日伪的力量，缩小敌占区；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力量，扩大我占区。为此，必须冲破国民党的阻力，深入敌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刘少奇具体解释了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任务，指出：豫皖苏边和淮南地区都是面向日伪，背靠国民党顽固派。如果我们向西发展，将会同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我们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反人民，人民恨之入骨，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前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向东发展，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都有利。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刘少奇指出：江北部队要冲破顽固派的一切阻力，积极向东发展；淮南我军，应坚持津浦路西，发展津浦路东。

　　当时不少同志对党的统战方针存在糊涂观念，比如有一种口号：“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刘少奇批评了这个口号。他引用了《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忘妻”的故事：一个人健忘，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忘掉了。他说：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这还要严重，不仅把妻子，而且连自己都忘掉了。为什么自己不去建立根据地，而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呢?

　　刘少奇非常重视发展人民的武装。他用通俗的道理向大家解释说：打日本军要用枪，这是普通的常识。有人反对所谓招兵买马。他说：你反对招兵买马是什么意思?有兵为什么不招?有马为什么不买?发展革命武装，应当多多益善嘛!

　　刘少奇把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比作是“家”。他说：打日本军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政权。有了根据地和政权，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收税，就有人、有粮、有钱，开展游击战争就有了可靠的依托。当时有些地方国民党区长、县长跑掉了，我们不派人去，而请求国民党另外委派。刘少奇批评说：不敢建立自己的政权，甘居别人屋檐下，这不是太蠢了吗?目前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就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同志问：我们建立政权，派区长、县长，国民党不批准怎么办?这样会不会破坏统一战线?刘少奇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干事要国民党批准干什么?有利抗战，人民批准就可以干。他还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统一于抗日，统一于救国，只要有利于抗日救国，就符合统一战线的原则。如果事事都要国民党批准才能干，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也就没有统一战线了。

　　刘少奇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广大干部，解决了许多同志一直想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大家思想开朗，信心倍增，就是受批评的同志也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大家决心冲破阻力，东进北上，为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根据革命进程提出动员口号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善于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成为无产阶级行动的具体目标。刘少奇在淮南地区，不仅确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而且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准确的、醒目的动员口号，借以教育干部，动员群众，把革命斗争引向深入。

　　1939年7月，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在江北指挥部前委领导下，胜利东进到淮南敌后，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但因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这个地区的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部队供给十分困难，国民党顽固派又步步进逼。刘少奇到达淮南后，很快地了解到当时的主要情况，他认为，淮南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不明确，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环节。他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响亮地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的口号。

　　在这个口号的动员下，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立即拟定了扩军计划。一批批党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仅仅三个月时间，第四、五支队就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

　　1940年3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华中国民党军队向我大规模进攻。桂军李品仙部围攻我路西第四支队和驻在定远南部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苏韩德勤也调兵遣将，向路东我第五支队进攻，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摩擦战斗迫在眉睫，敢不敢反摩擦，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刘少奇抓住了这个关键，坚定而及时地提出“坚决反摩擦”的口号。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敢于坚决反摩擦，敢于争取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善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才能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鉴于当时桂军对我威胁严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坚守路东，钳制韩德勤；集中第四、五支队于路西，向进攻大桥地区的桂军进行反击，一举解放了定远城。路西激战正酣时，韩德勤趁虚围攻我路东半塔地区，江北指挥部决定：路东部队固守待援，第五支队、苏皖支队挥戈东进，配合挺进纵队主力一部反击韩德勤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坚守了半塔阵地，取得了定远、半塔保卫战的胜利。

　　定远、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为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在我军反击下，桂军残部退缩至全椒县古河镇一带，韩德勤败退到三河（淮河）以北，淮南地区摩擦局势暂趋缓和。刘少奇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及时地提出了“放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

　　为了不失时机地开展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问题的一系列指示。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反摩擦战斗胜利后，淮南地区国民党跑了，日军也只占领少数城市和交通要道，大片地区出现了权力的“真空”，使我们可以自由组织群众，组织武装，是发展革命力量千载难逢的时机。他说：马克思讲过，历史的发展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候，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现在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他要求大家要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来建立根据地，推动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从大别山转移来的千余名干部，此时即分配到淮南各县放手发动群众。不久，我军委派了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六合、仪征、高邮、来安、盱眙、嘉山、天长等县县长，在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分别建立了联防办事处，并按照“三三制”原则成立了县、区、乡政府，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各群众团体和抗日自卫队，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进行了肃清汉奸和生产救灾等工作。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刘少奇提出了一项新的斗争计划，向党中央建议：从浦口到徐州，津浦路两侧，不容许有反共势力存在，这也是为进一步扩展整个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准备条件。

　　对敌斗争的具体策略

　　1940年3月，李品仙和韩德勤分兵东西两路向我合击。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我军主动向桂军呼吁团结抗日，提出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为条件进行谈判。但桂军置之不理，继续进逼，我军被迫自卫反击。给桂军以坚决打击后，我乘胜收兵，再度提议和谈。然后挥戈向东，给韩德勤以有力的打击，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开辟了津浦路东根据地。

　　淮南根据地建立后，刘少奇及时指出：今后根据地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日伪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失败的可能来自两个方面：或者敌人把我们打垮；或者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群众把我们赶走。他要求党员和干部紧密地联系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把根据地建设成为坚强的革命阵地，准备迎击日伪的进犯。1940年9月，日军聚集重兵向我淮南路东地区大举“扫荡”，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立即投入反“扫荡”战斗。在刘少奇的指导下，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自卫队密切配合，灵活穿插，以袭击、伏击战术，与敌人周旋，保持了我军的力量，消耗了敌人。敌人毫无所获，被迫撤退。

　　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刘少奇强调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党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党一成立就卷入了火热的实际斗争。因此，我们在实际斗争中要补上这一课。他鼓励党员读马列主义的书，要运用学到的理论去解决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他到淮南不久，发觉这个地区新党员多，就叫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编写党课教材，向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阶级教育。刘少奇说：这么多党员不教育怎么行?有位同志怕写不好，刘少奇鼓励他说：努力去写，有一个党课教材比没有好，写完了送我看一下。送去后，他亲自审阅，虽然他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改，但还批示：无原则错误，可用。

　　为了推动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刘少奇还经常结合实际出一些题目，叫一些同志写文章。有一次，他叫一位同志写关于农村阶级分析和反官僚主义方面的文章。这位同志把两个内容写在一篇文章里。他看后，把它改成两篇，其中一篇送到《抗敌报》上发表。

　　刘少奇经常引用列宁的有关论述对党员进行组织观念的教育。他说：单靠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还不足以获得胜利，如果获得胜利，还必须用无产阶级组织的物质的统一，来巩固思想的统一。他用通俗的道理向大家解释：几个分散的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编成小组，选出个小组长，一致行动，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他还说：我们的党是由千百万党员构成的，如果没有一个中心，不服从党的组织，行动就不会一致，就不会有力量，党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在党内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处理好和下级组织的关系。他反复说：单单服从上级组织还不能体现一个党员的组织观念，更要注意的是要服从自己所在组织。他说，任何领导干部都是党组织的一员，都应该服从所在组织的领导。他举出他在安源煤矿时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的例子启发大家。那时党派刘少奇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他去后发展了一批党员，组成党小组，刘少奇提议一位新党员任小组长，自己自觉地服从组长的领导，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都向组长报告。他的模范行动使新同志体会到什么是组织观念。刘少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革命队伍中普通一兵，行军时服从班、排长的指挥，在党小组内服从小组长的领导。

　　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加入了党的队伍。同时，我们党成了根据地里当权的党，许多党员在各级政府和群众组织里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环境变了，地位变了，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摆在根据地党组织和党员面前的新课题。刘少奇亲自上课，对党员进行党的性质、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等方面的教育。从1940年7月到10月，他在淮南路东作了《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纪律性上的修养》等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建党理论，深刻地分析当时党内存在的带倾向性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少同志入党后第一次系统地受到党的知识的教育，启发很深，收获很大。

　　科学的工作方法

　　关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很多，这里主要回忆两条：第一条是看形势，抓大事。刘少奇来淮南，轻装简从，随行的只有一个秘书，一个电台报务员，一个机要员和两个警卫员，实际上处理中原局机关日常工作的就是他和秘书两个人。机构那么小，人员那么少，是怎样担负起这么繁重的工作的呢?他常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分析情况，给任务。他胸怀全局，从实际出发，实践提出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题目做什么文章。在根据地没有建立时，中央关于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文件来了，他暂时放在一边，等到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提到了面前，他就对照当时当地的情况学习贯彻。

　　第二条是非常重视并且善于做干部思想工作。刘少奇担子很重，工作很忙，但他总是亲自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主动找同志们谈心，谈工作，也谈生活。部队和地方主要干部的情况，他都注意了解；某同志有什么特点，什么长处，什么短处，他都能说出来。对干部，工作有了成绩，就给予表扬；犯了错误就给予批评和耐心的教育，既热情又严肃，循循善诱。当时我们一些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活动圈子比较小，来到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局面大了，接触的人和事多了，显得不太适应。他主动找去谈心，给以启发诱导。有一次，他找一位同志谈话，一开始就问：你读过《水浒》吧!你对晁盖、宋江这两个人怎么看?这位同志说：我比较喜欢晁盖，这个人比较直爽。刘少奇说：我看宋江这个人也不错。梁山英雄好汉，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要不是有宋江这样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呢?虽然讲的是历史，却道出了一个真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同他们一道工作。这位同志听了很受启发。刘少奇信任干部，放手让他们大胆地工作。有一次，一位同志被派到一个新区做负责工作，这位同志没有经验，怕担负不了。他说：大胆去吧!万一工作失败了也没有关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再打开一块地方派你去干就是了。这位同志的顾虑打消了，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们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近一年，都深深感到：刘少奇对待干部，既有原则的严肃性，又有同志式的友爱，同他在一起，从不感到思想上有什么压力。

　　，

　　刘少奇在淮南地区将近一年，在此期间，他出色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领导淮南军民创建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对打开整个华中敌后抗战的局面，起了重大作用。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离开淮南去苏北。1941年华中局成立后，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苏南、苏北、苏中、淮北、浙东、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整个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大变，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得到了完满实现。1942年春，刘少奇经山东等地返回延安。他走到哪里，就把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带到哪里，沿途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留下了刘少奇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

　　刘少奇在淮南抗日敌后的革命行动，永远记在苏皖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