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刘少奇在中原局的一次会议上对江北新四军部队和地方党的工作进行总结时，一方面肯定了过去工作获得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存在着贯彻执行中央六中全会方针不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错误。时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邓子恢第一个站出来接受批评，承认错误说：工作没有做好，有错误，该打屁股，该打屁股!刘少奇说：工作没做好，犯错误，主要是没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屁股就不打了，今后好好掌握马列主义吧。

　　刘少奇在这里说出了一句出自肺腑的话。

　　在以后的谈话和讲演中，少奇同志多次提出：我们党一成立就卷入了火热的实际斗争，而在理论方面的准备不足，党的许多干部很会做实际工作，组织工作、武装斗争、地下斗争与公开斗争的结合等，都搞得很好，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得少，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实际斗争，这就难免犯错误，难免重复地犯错误。他还举例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才找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来，一看，发现我们所犯的那些错误（例如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等等），列宁早在这本书里就指出来了，真是相见恨晚啊!

　　正是从这个深刻的认识出发，少奇同志在工作中特别重视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紧紧掌握好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他在皖东，在华中，在毕生的实践行动中，更是这方面的楷模和典范。

　　少奇同志在皖东活动时期，我只是个基层宣传干部（团、旅宣传股、科长），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水平很低，但他的思想光芒，他的精神风貌，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磨洗，至今依然在我的心灵深处闪烁。

　　1940年1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身为中原局书记的少奇同志到会作了重要指示。第十四团政治处主任陈辛仁会后向我们团的营连干部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在部队中进行纠正游击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错误思想的教育和斗争。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游击主义”这个名词时，都不懂它的真正含义，以为是要求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游击习气”。经过陈辛仁主任解释后才知道，这里所说的“游击主义”是指不重视建立根据地，到处流动游击的那种思想和行动。

　　当时由于江北新四军部队（第四、五支队）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军部某些领导人的“反对招兵买马”、“实行精兵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束缚，我们部队错过了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国民党还从经济上大卡我们的脖子。那时部队给养的唯一来源，是靠国民政府发的饷，而战区司令长官却把这些饷银扣在手里，不按时足额拨发，弄得干部战士每人每天三钱油四钱盐五分钱菜金的伙食标准也拿不到手（新扩大的部队更是“黑兵”，不发饷），四五个月才能分一次几角钱的“伙食尾子”，寒冬腊月穿不上棉衣，战士们穿着草鞋甚至赤着脚板绑块破布在风雪地里行军打仗。部队发生大批病号，却缺医少药不能住进医院治疗，只能安置在农民家中“打埋伏”。部队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最后只好实行缩编，一个老团都缩成了五六个连，连队缩编成六七个班，每个班也才七八个兵。五支队第十团在盱眙地区游击时发生了断粮的大困难，团长成钧骑着马去找盱眙县长秦庆霖借粮。这个秦庆霖，一年前，在日本进攻盱眙时逃到后方去，成了“流亡县长”，后来他找到老八团团长周骏鸣求援，周骏鸣便派成钧带领部队把这位流亡县长护送回到了县长的宝座上。如今秦庆霖手里有枪、有钱又有粮，神气得很。成钧想利用往日的这段交情找他帮助解决点军粮，岂料秦庆霖翻脸不认人，硬是给成钧吃了闭门羹，气得成钧挥动马鞭骂娘：“老子成了扛着枪要饭吃的叫花子!”

　　处在这种“扛着枪当叫花子”困境中的部队，蓦然得到党中央、中原局建立皖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号令，听到了刘少奇铿锵作响的声音：“打日本要有枪，有了枪就要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多多益善嘛!”“要放手扩大部队，组织游击队!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历史上的流寇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有了根据地，就要成立政府，要派共产党员去当县长、区长、乡长，改造旧保甲制度，选举老百姓欢迎的村长。有了武装力量，有了组织起来的群众，有了政府，才叫建立了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再也不要向人家（国民党）讨饭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被刘少奇用农村老大娘都能听懂的话说了出来，令干部战士一个个心花怒放，热血沸腾，这便为后来皖东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发起的大进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的这个讲话，成为江北新四军部队和地方党在皖东敌后创建起十五个县级民主政权重大胜利的原动力。

　　在第四支队召开政工会议的同一时间，第五支队也在津浦路东半塔集召开了“二七政工会议”。当年担任五支队政治委员的郭述申同志在《忆刘少奇在皖东的岁月》一文中写道：“‘二七’政工会议的召开，是第五支队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当年6月，淮南路西还在炮火连天期间，邓子恢在路东半塔集召开了江北部队的宣传工作会议。第四、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路东路西联防司令部所属县总队的宣传科、股长参加会议，研究部署部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和对敌宣传工作。邓子恢主任在会上宣布，少奇同志对此次会议特别关心，自己还要来讲话。会议后期，刘少奇处在运筹帷幄的繁忙之中，没工夫来给我们讲话了，但他还是亲自给会议写来了一封长信。这位总揽全局日理万机的中原局书记，对一个只有团和支队（旅）宣传科股长参加的专业性会议，竟如此重视，如此关心，自己因事不能分身前来讲话，也要亲笔写封信来，这种极端认真负责谆谆诲人的精神，令与会的同志们大为感动，特别是他针对当时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上比较注重于完成某一具体任务时的动员、鼓动；而对革命的基本理论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的基础知识的系统教育则多有忽视的偏向，在信中明确提出要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教育同完成具体任务时的宣传鼓动工作，加以适当地区别而又有机地联系起来。要求大家今后注意抓好对干部对战士进行系统的政治思想理论教育。他在信中还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关于宣传和鼓动工作的一段论述。

　　到会同志根据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要求，联系前一段将邓子恢主任编写的教材《我们的出路》在部队施教中获得的极好效果，在认识上大进了一步。

　　也是根据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半年后，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编写出了一本《抗日战士政治教程》和一套（四册）识字课本。这套连队政治文化课本编印出来后，发给二、四、七师部队使用。

　　刘少奇的指示在淮南淮北皖江大地上开出了一片思想文化之花。

　　皖东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部队迅速扩大，民主政权雨后春笋似地建立起来，大批干部走上了党、政、军、民、学、工、商、文、卫的领导岗位，掌了权，当了“官”，大批知识分子和农民积极分子涌入党内，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军队和地方干部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下，少数党员干部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一些脱离群众的恶少作风。少奇同志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犀利锐敏的目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后说：“我最近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发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有了这些思想和行动，就不能成为好的党员，并且还要影响其他的党员及阻碍我们党的进步。”于是，在当年7月1日庆祝建党19周年的大会上，他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报告中有一段对某些党员滋生着享乐思想的尖锐批评，几十年后读来，犹有一种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和日久弥新的感觉。

　　“……这种人生观，也多少反映到我们一些落后党员的思想意识中，于是在我们某些党员中就发生了享乐观点，对目前艰苦生活、艰苦工作发生了厌倦的心理，于是他们想去贪污腐化，动摇以至堕落而脱离党与革命，他们想了，做一个地主、资本家、剥削者很舒服，很值得的。他们没有经验过，他们想要去经验一下，如是他们就从无产阶级队伍中跑到剥削者队伍中去，剥削者的特务机关也就利用我们某些落后分子的这个弱点，从而加以威逼利诱，如果某些人就这样地堕落为反革命了。”“这个阶级中的许多人明知他们的末日是很悲惨的，然而他们又无法不向自己掘好的墓中钻进去，并活埋自己。世界上最悲惨的事，莫过于此!”

　　读着这段对革命队伍中个别蜕化变质分子丑恶灵魂进行鞭挞的檄文，令我们想起了一年前曾经震惊整个江北部队的“杨曹事件”。原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就是像少奇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那样，由享乐思想而蜕变成叛徒的。可以说，刘少奇同志正是从这些蜕化分子身上预见到了党在执政后将会遇到的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恶症，从而敲响起警钟的。

　　继《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之后，在华中，他又陆续发表了《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这些名篇佳构都是他切中党内错误思想针针见血语重心长的心血结晶。这几篇重要报告当时在党的干部中人人争读，手手传抄，很短时间内便风靡了整个华中。用陈毅同志的话说，这是我党思想宝库里极难得极宝贵的财富。

　　少奇同志重视和善于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这在淮南是有口皆碑的。

　　1939年5月，在少奇同志还没到达皖东之前，江北新四军部队出了一场错杀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大悲剧。高敬亭被屈杀后，在部队中还流行着一个“肃清高敬亭余毒”的极其错误的口号。这两件事，在四支队部队中，在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的红色战士心灵上，留下了一个至深且巨的创痛和怨懑。

　　少奇同志来到皖东后，在同四支队许多中上层干部的广泛接触中，听到了一些同志悲忿的倾诉，触摸到了这个沉重的思想情绪。他明白这是一个十分复杂、极为敏感、解决起来非常棘手的问题，他采取了一种客观冷静地观察、积极创造条件持重待机的态度。他在皖东工作期间，无论大会小会文章讲演中都不提高敬亭问题，他总是用共产主义者伟大胸襟和气魄来教育干部：既要做一个终生的党员，也就不要怕有什么事被人误会，被人怀疑。因为误会怀疑总是暂时的，真相总是在最后要暴露出来。一年二年被人误会，被人怀疑，十年二十年直至终生，你如果是一个好党员，总是会被人明了的。暂时的误会怀疑，对于个人常常不一定都有损失的。因为误会怀疑一旦被人明白了之后，不独能挽回你在误会中的损失，而且增加对你的新的安慰和鼓励。他还举出刘志丹同志在遭到“左”倾肃反路线诬陷打击时的模范行动来教育大家，使人们深受感动。他还让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这位在鄂豫皖红军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大将军，在病榻上对前往探视的鄂豫皖红军老同志们进行宽慰和教育，他还提拔重用德高望重的林维先、梁从学等老同志，使四支队的许多同志从中体会到了党对高敬亭旧部的温暖关怀，一视同仁。当抗大八分校在淮南路东成立之后，他又让四支队的营团干部分期分批地入校学习，使这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骨干学习后胸襟大大开阔，政治思想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更大贡献。

　　在1941年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召开的“三一八”政工会议上，由邓子恢主任出面公开宣布：今后不再提“高敬亭余毒”的口号了，使许多同志卸下了思想包袱。

　　又过了一年，1942年某月，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召集从二师调来的几个旅团干部开了一个小小的吹风会，他在会上表态：杀高敬亭同志是搞错了的，以后党中央会平反昭雪的，高敬亭是个好同志，战争中有功劳，应当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纪念。参加这次小会的第十七团政委殷绍礼回到淮南后，将少奇同志的讲话对我们团的几个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当时我是十七团政治处主任，亲眼看到四支队出身的同志那种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激动欣慰之情。

　　从此以后，我们从二师党委（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一些有关历史问题的文件中，凡属涉及高敬亭的地方，便堂堂正正地写上了高敬亭司令员的英名，并且加上了烈士标志的黑框框。

　　在高敬亭将军被错杀的问题上，少奇同志对四支队干部所做的思想工作真像一阵润物无声的春风化雨，使许多同志郁结在胸中的冰雪消融了，吹散了，使这些同志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一领导科学的至理名言，应该说，也是灌注了少奇同志的宝贵经验和无限心血的。这一领导科学的至理名言是一把金钥匙，少奇同志在淮南活动期间建树的一系列丰功伟绩，正是他紧紧掌握运用这把金钥匙所必然获得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