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大江南北敌后战场的新四军各支队和地方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由于深受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束缚，及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右倾错误的严重干扰而步履维艰。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敌后，经广大指战员和各地党员群众的浴血奋战，虽然开辟了苏南和皖东等敌后游击根据地，却始终未能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关于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敌后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截至1938年底，非但未能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连原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党组织创建的大别山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占据了。部队的发展也十分迟缓，根据1939年1月新四军军部秘书处统计，全军新增兵力共4523人，与出师时总兵力相比，增员52．28％，其中战斗在江南敌后的第一、二、三支队由5551人增至6269人，新增兵力718人，仅增员12．93％；战斗在江北敌后的第四支队，则由三千一百余人，增至6905人，新增兵力3805人，增员122．74％。

　　江北第四支队独立自主的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符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但却遭到王明的蛮横斥责，东南分局主要领导人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不仅急令第四支队停止发展，而且为适应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命令撤销第四支队第九团、手枪团建制，只允许保留第七、八两个主力团建制。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阻挠，使大江南北我党我军未能全面贯彻洛川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4日的电报中关于独立自主地建立敌后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特别是在徐州沦陷后，国民党军大举撤退，战线西移，为我党我军在皖中、皖东、苏北敌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和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的关键时期，未能遵循中共中央1938年5月22日指示，充分加以利用，尤为可惜。王明的右倾路线和东南分局领导人的重大失误，与刘少奇同志在华北的正确领导和光辉实践的鲜明反差表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纠正王明右倾路线及其危害。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央政治局决定调刘少奇同志任中原局书记，以便彻底纠正王明等人错误的影响及其危害，充分借鉴华北经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

　　此后至1939年秋冬，由于东南局主要领导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依然认识不足，贯彻中共中央一系列方针依然不力，江南、江北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未能开展。在江北，不但未能独立自主建立民主政权，反而要第四支队和地方党组织，帮助国民党重建了皖中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替国民党做“苦力”，随后又不顾皖中游击根据地党与军队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战士的反对，按照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的要求，将皖中游击根据地移交国民党172师驻防，新四军主力被迫转移皖东。相继丧失了大别山根据地和皖中游击阵地的江北新四军，只能靠向国民党当局乞讨维持，非但无法保证温饱，连生存也受到威胁，致使部队总兵力由1939年5月的一万余人，减至七千余人。

　　为了尽快扭转皖东地区和江北新四军面临的险峻形势，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11月，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和徐海东等同志，进入皖东敌后定远县藕塘镇，直接领导江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从12月起至翌年2月，在定远和滁县边界的瓦屋薛、三黄家和大桥，连续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在此期间，刘少奇同志在会内、会外广泛接触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党的领导同志，进行调查研究，传达党的洛川会议、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宣传华北的经验。他还以生动朴实的语言，尖锐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针对王明和东南局主要领导同志的所谓“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的“精兵政策”，他谆谆告诫江北指挥部和各团负责同志：“抗战怎么不知道要枪杆子呀!”“打鬼子要用枪来打嘛!有枪就要有兵，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要放手发展新四军。”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他针对王明等人不敢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根据地，讨好国民党，做他们的工具，帮助他们在大别山老苏区建立根据地和重建皖中各级政权的“苦力政策”，他指出：“抗战要有个‘家’（根据地）嘛!帮人家做苦力，出力不讨好，最后把你们赶出来（指大别山和皖中），打你们几个耳光，再踢上你们几脚，还骂你们几个‘丢你妈’（国民党驻大别山和皖中部队主力是桂系，故用广西话骂人）有的甚至被抓起来、坐牢或处死。”他一再强调：“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没有抗日民主政权，不能取得胜利”，“有了政权就可以筹款、筹粮、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指国民党当局）讨饭吃了”。针对王明等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重蹈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覆辙，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他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坚持自卫，坚决击退他们的进攻，“只有敢于坚决反摩擦，敢于争取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次中原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发动群众，大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迅速组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的任务，明确了必须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摩擦及在反摩擦斗争中应采取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使我党、我军、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在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统一起来。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刘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皖东广大干部群众借鉴华北经验，放手发动群众，当即开展政权建设试点，大力发展人民武装。经过三个多月奋斗，相继在定远县安子集等地建立了乡镇抗日民主政权，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江北部队主力也迅速由七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五千余人，一举扭转了极端困难的局面。

　　1939年12月中旬至1940年1月中旬，三千余日军和数百名伪军“扫荡”皖东地区，江北新四军主力在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指挥下，在津浦路西的周家岗和路东的月塘集一带打败了日军，歼敌四百六十余人，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重大胜利。翌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蒋介石亲自策划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李品仙部第一三八、一七一师主力与第十、十二游击纵队和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及盱眙常备旅、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嘉山等四个县的常备大队共一万五千余人，从东西两个方面合击皖东游击根据地。新四军遵照反摩擦斗争方针，奋起自卫反击。在我军和顽军总兵力相同的情况下，刘少奇决定先集中主力于路西，以优势兵力粉碎李品仙部的进攻，然后移师路东，击破韩德勤部的围攻。3月10日，路西反摩擦战斗胜利结束，毙、伤、俘顽军三千余人；4月8日，我军又在路东夺取半塔自卫反击战胜利，毙、伤、俘顽军一千余人。皖东军民反“扫荡”、反摩擦战斗的胜利，不仅巩固了皖东阵地，更为我党我军控制整个江北地区，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我军反“扫荡”、反摩擦战斗捷报频传的同时，皖东抗日民主政府建设也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从乡和区级政权建设，扩展到县和县级以上政权建设阶段。3月8日，我军攻占定远城，刘少奇当即亲自任命魏文伯出任定远县县长。9日，淮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率先成立。随后，路西的滁县、凤阳、全椒、合肥、和（县）含（山）、巢县和路东的嘉山、来安、盱眙、天长、高邮、六合、仪征、淮（阴）宝（应）等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在此基础上，路东和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临时政权机关）先后建立，华中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在抗日政权普遍建立后，少奇同志在《对政府工作同志的几句话》一文中要求抗日民主政府的同志们要了解民情，听取民众呼声，处理好各阶层的管理负担，实行“三七分租”。他还告诫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廉洁勤政，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好公仆，对人民政权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创建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在大江南北独立自主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导，也是刘少奇同志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理论的光辉实践。他在领导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永载中国民主革命的光辉史册，为争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