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人民解放军在淞沪战役中歼灭敌人十五万五千余人，上海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此得到了新生，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庆祝胜利。

　　在陈毅同志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领导集体领导下，进行接管好上海、建设好上海的新的战斗，成绩是伟大的。

　　1949年5月28日淞沪警备区军法处宣告成立了，任命瞿道文为处长，兼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兼淞沪警备区政治部保卫部长，钟春山任副处长，后刘新平任副处长。军法处主要任务是执行秘密保卫大上海，肃清一切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上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迅速建立革命秩序。

　　因为上海解放后，上海市伪警察总局正被接管，正在“拆屋重建”上海市公安局。维护上海社会治安任务，便主要的由淞沪警备部队和军法处来承担这一光荣而繁重的任务。

　　上海解放之初，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上海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上海就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都在上海设立了租界，有专门的特务机关、巡捕房、情报中心，设置特务电台，进行特务活动，有三十多个国家在上海设立了领事馆，外国侨民有三万多人，分属五十几个国家，其中有大量的日本浪人和白俄。国内的封建势力黄金荣、杜月笙的青洪帮，官僚买办阶级政客，盗匪团伙，土匪、特务、地痞流氓、地头蛇、南霸天、北霸天等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进占了上海各租界之后，它的宪兵队、特高科配合其军事占领，残酷地镇压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还有为虎作伥的汪精卫汉奸特务机关，最为凶恶残酷的，就是设在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的特务机关，“七十六号”一时成为上海罪恶魔窟的代名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抢占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各路“劫收”大员，特务机关又蜂拥而来，穷凶极恶地吸吮上海人民的血汗，镇压上海人民爱好和平的进步要求与革命活动，上海人民反对国民党新的“五子登科”，即抢房子、金条子、银子票子、车子、婊子、官位子。斗争十分尖锐。

　　上海解放前，国民党的特务就有军统局上海区刘芳雄系统，中统局上海区范子文、万大铉系统，国防部二厅及蒋经国三青团，工福会陆京士、邓文仪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陶一珊指挥的稽查处、稽查大队等反动特务组织，国民党军、警、宪、特在逃离上海前，都召开了所谓“应变会议”，对撤逃和潜伏都作具体布置，妄图继续搞阴谋捣乱破坏，同时还有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各地逃亡来上海的大批党政军宪特等人员，还有逃亡来沪的恶霸地主、还乡团以及上海战役中的散兵游勇流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共救国军”和冒名我党、我军的武装特务，以上这些都是危害上海社会治安的险恶势力，是破坏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活安宁的主要敌人。

　　例如“反共救国军”江苏游击纵队、上海浦东纵队、上海挺进纵队、浙东纵队、苏南纵队、上海第一纵队、南京纵队、青（浦）松江支队、反共救国前进指挥所等等，其特点就是所有的“反共救国军”的司令、支队、大队、中队长等大小头目、骨干分子都是军统或中统等特务分子，特别是军统特务，这些人大都是经过特务专门训练，专搞行动爆破、绑架、暗杀的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1949年11月上海警备部队军法处协同配合市公安局社会处，侦破军统局从台湾派遣其上校行动组长刘全德率杀手安平贵、欧阳钦等携带电台、武器、经费，经舟山分别潜来上海，执行刺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刚到上海八天，就被一网打尽，保障了首长安全。还有冒充我党我军的特务武装部队，如什么“中共地下军”、“华东军区先遣军”等，进行冒名抢劫钱财、强奸妇女。冒名中共地下军，接管军事仓库，接管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十分猖狂，对于冒名接管邑庙和蓬莱警察分局及几个派出所，抢夺钱财、武器。经接报告后我军立即出动，将其全部抓获。又如军统上海潜伏站站长吴亦起（江涛）除搞各种情报之外，他又兼任上海“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下辖上海浦东支队、南京江宁支队、安徽巢湖支队、洪泽湖支队、高邮湖、宝应湖支队，还有一个直属行动组，当其积极准备实施爆炸我戚墅堰、望亭发电厂、戚墅堰火车机车制造修理厂，要炸毁苏州至常州段的沪宁铁路，要炸个车毁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以造成中外不良影响。原本想“放长线钓大鱼”的，为了保证安全，绝不让其阴谋得逞，我当即决定，立即破案，并当即报告郭化若司令兼政委，郭立即报告陈毅市长，过了一会，请我立即到他处（郭化若家中），我一到就看到陈毅市长也在坐，他们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后，陈毅市长高兴地说：完全同意瞿处长的意见，立即破案，力求一网打尽，绝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又说你瞿道文领导的军法处干得好啊!我说是陈司令员、市委、市政府、警备区党委各首长特别是郭政委领导得好，首长们关心支持军法处的工作。这是我应尽的责任。经批准后，立即行动，共逮捕了29人，一人拒捕当场击毙。其行动组长及组员来上海领取炸药、雷管等爆破器材的两个特务也同时捕获了。真是好险!慢一步，就可能坏大事了。

　　1949年9月18日发生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反共救国军长江纵队血洗鸿生轮船案，特务土匪杀死解放军7人（4人抛尸长江），抢劫全船旅客人民币五百余万元及大量面粉、食油、布匹、金银首饰、金条、银元、手表等，随即挟持我3名军人和所抢财物，劫一帆船逃走，到苏北南通地区又杀死农民、小学教员、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四人。陈毅市长听说后，十分震怒，当即下令上海警备区军法处限期破案，郭化若司令兼政委电话通知要我立即到他处交办此案。我一到见陈毅市长也在，郭化若政委说，立即要我设法破案，陈市长说限期三个月侦破此案，我当时说：我想该股匪特20人，化装成行商、小贩等，在上海民生码头上船，在狮子岭外长江口作案后，再劫帆船逃到苏北登陆，又作案杀死4人，还散发反动传单，那么猖狂!那么上海和南通启东，必有其落脚之处，我们到苏北去办案人地生疏，几十人行动目标太大，又费时日，困难甚多。所以我建议：我们与南通公安部门联合协同侦破此案很好，我们在上海张网，苏北与崇明驻军可另派一支部队或一个团或者一个营一个连和南通军分区合作，在南通、启东，海门、如皋地区，大张旗鼓，进行一次剿匪活动，风声一紧，威胁其生存，就可能向崇明、向上海逃窜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上海人口稠密，易于隐蔽，其在上海一定有落脚之处，这股敌人很可能又逃回上海原来生活之处，隐蔽活动。我们在上海周密布置，严阵以待，使其自投罗网，不是轻而易举吗?陈司令员和郭政委听了我简要的建议，都频频点头，陈毅市长听后说，你这个办法很好，可行，这个办法可叫做赶鸭子下海，让其自投罗网，就这么办，试一试。当即通知各部队加强警戒，同时组织部队在南通、崇明地区大张旗鼓地进行剿匪活动，果然，这股匪特感到严重威胁，立即逃到上海三官堂地区躲藏，当即被我内线发现报告，被我军法处一网打尽，其匪首司令黄志英，副司令徐锡昌兼参谋长，情报站站长、各支队长、大队长等20人，除一人拒捕当场被击毙外，其余19人被我逮捕归案，缴获长枪1支，手枪6支，子弹300发及部分赃物，从接受任务到破案，仅用了20天，经审理结案，经上海市军管会陈毅主任批准，决定7名罪犯在上海市游街示众后，便立即枪毙，上海人民反映十分强烈，说：杀得好!根据苏北群众要求，另9名罪犯押送苏北南通地区，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其余2人判处有期徒刑，1名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

　　此一大案在苏北公审处决后，南通地区人民欢欣鼓舞，有的区、乡、村敲锣打鼓，鸣号奏乐，燃放鞭炮，游行庆祝这一胜利，并派人专程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送感谢信和锦旗表彰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为人民除了大害，军法处受到了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及淞沪警备区党委和郭化若司令兼政委等首长的多次表扬。

　　陈毅市长对上海治安工作非常重视，上海解放初期，以五个军（二十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三十军、三十三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共二十一万多人、组成五个警备分区，划区担任警备任务，五个分区设置固定岗哨五千多处，游动巡逻班哨二百五十多个。特种兵纵队担任警备吴淞口区。实行分区警备负责制，维护社会治安，保证重要军事目标、机场、车站、码头、仓库、银行、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上海警备部队、军法处工作抓得很紧，几乎每月都有一二次在郭化若司令员家中见面，听取警备工作情况汇报，并作指示。同时关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当初我们部队从农村到城市，特别是上海大城市，情况复杂，军法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北方和外地，语言不通或不完全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工作人员十分紧缺，增加工作中的困难不少，因此在一次汇报工作时，我就提出请上海市委是否可以调一批上海市的各方面地下党员参加军法处工作，郭司令说为了工作需要，如能得到市委的帮助更好，陈市长问大约要多少人?我回答说：叫花子讨饭，多多益善，能调一二十个最好，陈毅市长当即爽快地说：好!一个区或一个大学、一个工厂调一两个人不算多，我给组织部讲，选调就是了。这批二十几位同志先后报到，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给军法处解决了一个大困难。不但我十分高兴，军法处的同志们也非常高兴，给工作增强了新的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一年同陈市长接触较多，我深深感到他为人处事高瞻远瞩、知识渊博，没有架子，对下级关心爱护，对工作要求严格，战略策略思想很明确，政策原则掌握得很稳，是非分明，对就支持，不对就讲道理，对同志很诚恳，特别是在1949年秋至1950年春，曾经三次挽留我在上海工作。第一次郭司令告诉我，上面决定调我出国去作外交工作，他已报告陈毅司令员了，陈毅司令员说：瞿道文同志不能走，可另选一人去作外交工作。第二次要调我仍回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任保卫部长，郭司令员又报告了陈司令员，他说：现在部队比较纯洁，情况比较好，现在上海市情况非常复杂，治安反特任务重，瞿处长可不能调走，我告诉唐亮主任不调好了。第三次总政治部要调我到总政保卫部去工作，郭司令员又报告陈司令员后，他说：要三野政治部向总政打电话，请求免调，如果说不通的话，告诉我，我亲自打电话给罗荣桓主任请他批准免调。陈、郭两位司令兼政委都对我说：把你留下确实出于上海工作的需要，不是我们要压你，而是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才。我立即回答说：我一定服从组织决定，尽自己的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些，请两位首长放心吧!我是来革命的，不是要升官的。他们都笑了，我也笑了，陈司令员说：好!这就好!我们都放心了。像这样推心置腹、坦诚对待部下，令人口服心服，受到教育帮助很大，至今记忆犹新，仍十分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