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底，父亲从大连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抽出开会前的空隙时间会见了父亲。他们已有17年没见面了。父亲多么想立刻见到多年未见的毛主席呀。

　　当父亲见到毛主席时，即整装立正，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并向主席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毛主席满脸笑容，伸出双手同父亲紧紧相握，说：“海东同志，你好呀!”父亲激动地说：“主席，您好呀!”接着，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说：“主席，在延安您交给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感到十分惭愧。”主席笑着说：“海东同志，不是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病了嘛!”父亲参加革命后，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团结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较好地和出色地完成的。为什么这次见到毛主席时，讲没有完成任务呢?事后，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

　　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回忆了这段情况。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到华中任中原局书记，加强党和新四军的领导。当时，毛主席找父亲谈话，征求意见，问父亲是回华北工作呢还是到华中工作?父亲认为共产党员应服从党的需要，一切听从党安排，他向主席表示说：“我到哪里工作由党决定，不管到哪里工作，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党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父亲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

　　出发前，毛主席找父亲单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指示父亲长期的任务是打进大别山，把原来的鄂豫皖恢复起来并要扩大，大大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父亲就是指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

　　1939年9月15日，父亲抱病和曹荻秋、刘瑞龙、刘彬叔叔等四十多位营以上干部，随同刘少奇伯伯告别了延安，奔向华中。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加紧推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少奇伯伯只好化名胡服，以父亲“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中原局。父亲有公开身份，穿着佩戴少将军衔的制服，以党中央派出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前往华中。当时国民党政府给的期限是三个月。父亲深感自己任务重大，他要龙潜和许震叔叔专门负责少奇伯伯的安全，自己也左右不离少奇伯伯。在公开场合少奇伯伯是父亲的“秘书”。像演戏一样去表演，比指挥千军万马要难得多。但在少奇伯伯的指点和同行叔叔的协助下，总算胜利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的竹沟。

　　父亲还讲到一件事，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在少奇伯伯主持下开会，讨论建立新根据地问题。有一位叔叔提出从三个团各抽一个营组建一支队伍，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当时，父亲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认为从三个团各抽一个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这个意见不妥，是不懂军事的表现。因为要从三个团各抽一个营，他们互不了解，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很多的困难，应该抽一个完全建制的部队去创造新的根据地。”讲过后，父亲意识到又失言了，不应该讲那位同志不懂军事。会后，便主动找少奇伯伯谈心，检查自己在会上的讲话不合适。少奇伯伯语重心长地说：“海东同志，你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直这是好的。但在工作中多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即使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要以理服人，尽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如果方式方法不好，使人接受不了，这就不容易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一种艺术，你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父亲深有感慨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你，使你心服口服，同时又使你高高兴兴地去接受。我要不是生病，在他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都会得到很大提高。”

　　父亲因一路劳累、带病行军，到了竹沟后又陪同少奇伯伯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发生大吐血。休息十多天仍没有好转。少奇伯伯把留守司令部军医处长钟华叔叔找来，询问了父亲病情后，说：“你看海东同志还可以走吗?”钟华叔叔说：“从目前徐海东同志的健康状况看是可以随军行动的。但为慎重起见，我建议让他睡担架。”少奇伯伯表示同意，并说：“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海东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你们军医处一定要多照顾他。我命令同志们准备两副担架，轮流把海东同志抬着走。”

　　少奇伯伯来到父亲床前，父亲听说要抬着他走，急忙从床上翻身坐起，说：“我能走，可以慢慢走。”

　　少奇伯伯以往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同父亲交谈，这次却用命令的口气说：“你病情较重，一定要睡担架。”

　　父亲只好听从少奇伯伯的命令，被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的几十位叔叔轮流抬着，向江北指挥部进发。在途中，父亲的病情好转时就同叔叔们一起行军，又说又笑，父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充满深情厚意。他说：“我还能干几年，跟日本鬼子和顽固派打几仗，要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他又告诉自己和叔叔们，说：“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叔叔们对父亲讲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父亲认为杀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讲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激动地说：“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这是执行错误路线上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绝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他到江北指挥部后，对四支队的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要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团结同志们把党的工作做好。

　　在第一次召开的新四军四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了五年，现在又要在一起战斗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新四军四、五支队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建立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日寇对此感到严重的不安，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之桂顽李本一部队逃跑。父亲当时担任江北指挥部的副指挥，吐血不久，身体仍不好。得知这一情况，亲率四支队，在周家岗与日军激战。歼日寇约一个营，击毙日寇少佐1名，生俘3名。战斗中，国民党广西军李本一部的参谋长碰到了父亲。父亲正因为广西军不配合而逃跑在生气，他痛斥这个参谋长贪生怕死，不抵抗，不抗日。这个参谋长不认识父亲，态度骄横地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马上一个立正，满脸赔笑地说：“报告总指挥，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不知总指挥亲临前线，实在抱歉。”父亲看到他那副奴才相，瞪了一眼，没有理他，继续率领部队冲到前面去了。周家岗一战，迫使日寇退回原防地。我四支队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一仗歼灭日寇虽不算多，但它是我军在皖东反扫荡较大的一次胜利，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造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也大大鼓舞了皖东地区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周家岗战斗后，父亲的病情发展了。1940年1月，在总结周家岗战斗经验教训会议上，父亲又大吐血。在病休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休息，只要病情好一点，就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每天看电报看文件。他肺部出血是老毛病了，1930年在鄂豫皖苏区时肺部受过重伤；1932年10月，“东路游击”时连续23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又投入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累得3Ln~血。这次大吐血，他以为和过去一样，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呼吸就不给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他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地工作。组织上和叔叔们要我母亲周东屏去劝他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母亲话还未讲两句，父亲就发了脾气，说：“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也就不敢再劝父亲休息了。

　　1941年春，父亲肺部又大出血，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一天吐几百cc的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母亲和医生叔叔用一个铁丝架置在父亲的床上，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父亲病危，后事都准备好。由于医生叔叔们尽力抢救和父亲顽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死神。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将父亲的病危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一封电报，由彭雪枫叔叔那里转来。电文长达数百字，充满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亲切的关怀。毛主席在电报上亲笔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父亲听了电报后激动得流出泪来。他党性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坚决服从、坚决照办。他坚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天是塌不下来的。于是下决心一定要养好身体，报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

　　父亲在淮南地区休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怀他的安全，曾指示新四军二师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伯伯，郑位三、谭震林叔叔等，要确保父亲的安全。谭震林叔叔亲自组建保卫父亲的“特二连”，抽调班排长当战士，连营干部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大队长。我记得先后担任“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的有朱文彬、刘学江、黄锦思、许世和、王欠、程绍平叔叔等。谭叔叔亲自向“特二连”交待任务，说：“保卫海东同志，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又对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叔叔说：“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

　　1941年5月，父亲住在路东根据地芦店子休养。陈毅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似久别的挚友亲热无比。父亲早就知道陈毅叔叔，1936年东征途中，在山西省大麦郊父亲陪同毛主席散步时，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大干部，很有能力；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中央苏区坐‘冷板凳’。”所以，父亲对陈毅叔叔十分尊敬。陈毅叔叔对父亲也非常尊重和关怀。我虽然只有四岁多，但记得陈毅叔叔来看父亲那天刮大风，他戴了一副风镜。我是一个小“土包子”，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伏在陈叔叔腿上，看出了神。他就把风镜取下套在我的颈上，哈哈大笑地说：“小家伙，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向陈毅叔叔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说声：“谢谢陈叔叔。”就像得了宝贝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了。

　　四

　　父亲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他没有架子，一直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叔叔们在一起摸爬滚打，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所以，来自五湖四海的叔叔们，有思想问题有争论和矛盾时，都乐于来找父亲。父亲病后，叔叔和阿姨们都非常关心他，经常来看望。给父亲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使他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在1945年津浦路西的黄疃庙战役中，我军兵力大大超过桂顽军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打一个歼灭战，只打了一个击溃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父亲非常关心战斗的进展，又从“特二连”参战返回来的叔叔们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战斗结束不久，有七八位团以上的叔叔们来看望父亲，他们都为此战没有打好感到难过，同时又埋怨仗没打好，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父亲非常严肃地问道：“今天来的几位同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父亲这么一问，大家全都愣了，心里都在想，首长今天怎么了?他们都笑了，回答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接着说：“都是共产党员，那就好说话。”说到这里时，激动起来：“你们说仗没打好，怪领导指挥不力。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是轻敌，认为我们力量超过敌人几倍，可以闭着眼睛把他们消灭掉；二是互相不配合，你攻我不动，我攻你不动，结果给敌人钻了空子。这不是什么领导指挥上的问题，相反是你们不听从指挥，是失职。要处分，首先处分你们。”这些叔叔听了这番话后，都感到批评得对，句句都在理。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回去后认真地检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父亲这时才高兴地笑了。后来，总结这次战斗教训时，正是父亲指出的这两点主要教训。五

　　在淮南，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两天学一个字也好。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去执行任务呢?”他不但抓干部的学习，也同样抓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他说一个部队的战士没有文化不行，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够，必须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父亲对“特二连”叔叔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配有文化教员讲课，经常进行测验并督促学习。同时还想了很多办法，抓紧时间学习，如在行军时，每个叔叔背包后面都写上几个大字，让后面的叔叔认字。我记得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生长在部队里，战争年代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

　　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高级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半书，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陈星、黄苏、龙镇、李陵、方曼奇等阿姨们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了两遍《红楼梦》。这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画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六

　　父亲总是说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忠实的儿子。我记得每当春节时，无论是驻在津浦路东还是驻在津浦路西，当地群众用撑旱船、跳花鼓灯舞、踩高跷、耍龙灯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来给父亲拜年。他虽然病重不能起床，仍叫警卫员把他抬起来看一下，并向群众祝贺春节。1944年春节是在路西太平集过的，这时父亲病有好转，已能坐起来了。新四军二师四旅连队以上的干部集体向父亲祝贺春节，年初一上午，鞭炮齐鸣、军号嘹亮，一百多位叔叔走过父亲床边，向父亲行军礼。父亲满面笑容地向他们祝贺春节。这个热闹非常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父亲对“特二连”要求很严，处处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检查，要求“特二连”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对“特二连”的领导同志说：“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要靠我们双手，开荒种地，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接着说：“你们要开什么地方的荒地，先和群众商议一下，千万不要白占群众的耕地。”同时又说：“部队光吃菜不行，还要想办法多吃点肉和其他副食。你们可以养点猪，养点鸡和鹅，养点鱼，争取做到半月改善一次生活。”还特别嘱咐：“上山打柴，要注意，只能砍树枝和杂树，不能砍大树”。同时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同群众吵架，让群众砍近处，你们砍远处，处处要为群众着想，我们决不能砸了群众的饭碗。”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人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儿子去拿花烛影响不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来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在淮南地区六年的经历，我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父亲生前经常讲起他在淮南地区战斗和生活的情况，他一直十分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十分怀念淮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打算一定要回淮南地区看看。不幸的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下，他于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恨逝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那一颗赤诚的心，将永远与淮南人民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