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是1939年5月随同叶挺军长到达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后，他兼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又兼任淮南津浦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主任。他是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以前称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虽然他在淮南地区只有两年时间，但他的高风亮节和对抗战事业的贡献，却永远铭记在新四军老战士们的心中。

　　迎着困难，走马上任

　　1939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同年4月党中央指示东南局、中原局及第八团：“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当时我在皖中部队的主力未能及时挺进皖东，只有一部分部队在皖东的津浦路西开展游击战争，淮南抗日根据地尚未建立。为了加强对江北部队的领导，动员江北部队主力迅速挺进皖东，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叶挺军长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过江，和在那里巡视部队工作的军参谋长张云逸一起，在皖中庐江县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

　　江北指挥部一成立，就面临着十分困难而紧迫的任务。主要是，除了解决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以外，还要继续解决第四支队停留在皖中的主力部队东进皖东（后称淮南）和扩编、经费等问题。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志，还率领着第九团和支队领导机关仍然停留在皖中，没有东进皖东，并发生了第七团团长和政委叛逃事件，影响了一些部队的稳定。同时，由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影响，大家对党中央独立自主建立以我为主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不明确；国民党桂系顽军开始对我军制造摩擦，部队的扩充和给养问题得不到解决，部队的士气比较低落，我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以上问题的解决，除了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外，而大量的、艰巨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东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教育部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迅速向皖东地区进军。但是，江北指挥部没有设立政治委员，指挥部政治部也只是一个空架子，仅有一个科长和几个干部在应付日常工作，各部队的政治机关又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力量比较薄弱。邓子恢主任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和困难的条件下，挑起了新四军江北部队政治工作的重任。

　　首先，他到江北的主力部队第四支队，解决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逃后部队产生的思想波动；协同叶挺军长和张云逸指挥解决第四支队的领导问题，动员第四支队各部在皖东津浦路西地区战略展开。

　　接着，他又到第五支队，参与该支队的组建工作。7月1日，该支队宣告正式成立后，他又积极协助该支队做好进军淮南津浦路东和在和县、江浦地区展开活动的准备工作。

　　在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第四、第五支队经过思想教育、组织调整，克服了重重困难，于同年10月，完成了在淮南地区的战略展开。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工作，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镇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邓主任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张云逸指挥关心地给邓主任蹲点的所在部队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注意邓主任的休息，不要让他过于疲劳。事必躬亲，忘我工作

　　邓主任在淮南期间，我先后在五支队十团和津浦路东联防部队独立三团政治处当主任，对邓主任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感受很深，至今难以忘怀。

　　第一，他亲自给部队作报告。我聆听过邓主任的报告和讲话不下五次。他每次作报告和讲话，都能根据党的指示精神，密切联系部队的实际，特别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使用通俗的语言，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当讲到大家关心的吃饭问题和婚姻问题时，更是语重心长，打动人心。邓主任作报告和讲话时，总是站着。大热天，讲得汗流浃背，手持扇子浑身上下扇个不停。三九天，冒着冰雪严寒，对大家讲话，没有扩音器，就用喝茶水的办法来润嗓子，提高讲话声音。有时，一连讲几个小时不休息，但听众情绪一直很高，会场秩序井然。这是因为，大家不仅被邓主任生动有力的演讲所吸引，而且还被他不辞辛劳的精神所感动。开会时，邓主任常常主动地与周围的同志们拉家常，问寒问暖，同大家说说笑笑，叫部队拉歌，一点架子也没有，很平易近人。

　　第二，他亲自为部队编写教材。邓主任在百忙中编写了《我们的出路》一书，对部队进行教育，启发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搞懂劳动人民为什么老是穷?劳动人民的出路在哪里?怎样当一个好的革命战士?在当时，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好的政治教材，而且也是一本好的启蒙教材。因为，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前，部队既看不到报纸，又没有什么书可看，连公开发行的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也看不到。再加上，部队的文盲居多，多数干部参加革命的时间较短，不少是参加三年游击战争下山不久的干部，虽然革命的热情很高，能打仗，但革命的理论有限，连什么叫民主革命，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什么叫革命人生观，甚至什么叫顽固派，都不太清楚，因此，邓主任编写的政治教材成了部队的启蒙教材，为部队坚持长期抗战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

　　第三，他亲自起草重要文件。第四支队十四团发生了营教导员陈杰叛变投敌的事情。邓主任紧紧抓住这一事件，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亲自起草了“关于开除陈杰党籍军籍的决定”，发到部队，以陈杰为反面教员，开展反对叛变投敌和各种不良倾向的思想教育，使大家分清了是非、善恶和荣辱的界限，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为了宣传教育工作的需要，邓主任总是不顾个人劳累，亲自撰写各种文稿。他有个习惯，伏案工作时，嘴唇发出“嚅嚅”的声音，摇动笔杆子，哗哗哗地写东西，给身边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临危不惧，指挥战斗

　　1940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密令安徽桂系顽军李品仙部、江苏蒋系顽军韩德勤部，分别从淮南津浦路西和路东，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夹击，妄图消灭和赶走我在淮南地区的部队。我当地部队被迫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淮南反顽战役。顽军的进攻先从路西开始。向我路东进攻的国民党韩德勤部，乘我路东的第五支队主力增援路西，路东兵力空虚之机（包括后方机关、直属部队、游击队、新兵，只有两千余人），以装备较好，超我五倍、共10个团的兵力，于3月21日拂晓，对我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地区，展开了猛攻。在五支队指导帮助工作的邓主任和留守路东的支队郭述申政委、周骏鸣副司令等一起，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在半塔集附近的指挥所，指挥部队抗击顽军。情况是非常危急的。我坚守半塔集的部队，只有支队教导大队的三个军事队、两个学生队，共五百人左右。韩德勤顽军则以一一七师两个团的兵力，猛攻我半塔集阵地，并曾一度攻占了半塔集背面的光山草坪制高点，压制了我半塔集守备部队的运动。在此情况下，邓主任和支队首长坚定沉着地指挥部队作战。根据当时战况，邓主任提出了出击方案，周副司令选择了适当时机，带领一个多连，隐蔽接敌，将敌人占领的制高点又夺了回来。在我教导大队官兵的顽强抵抗下，猛攻我半塔集的顽军，始终未能攻入半塔集。我坚守的教导大队在外围部队的配合下，奋战了七天七夜，胜利地完成了“固守待援”的作战任务。3月27日，我路西回援部队和苏中叶飞纵队的西援部队到达路东后，顽军慌忙撤退，3月29日在我军合成攻击下，路东的韩德勤顽军和顽政权，被我全部赶走和摧毁，前后一共被我歼灭三千余人。

　　邓主任参加指挥的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我淮南部队消灭或赶走的罪恶阴谋，对路东抗日根据地争取时间，调整兵力，粉碎韩顽的进攻，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路东抗日根据地成了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后方，并为我军继续向东发展，建立苏中、苏北、淮北等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前进基地。对此，陈毅军长曾经指出：“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肯定了半塔保卫战胜利的重大意义。建设政权，功在抗日

　　津浦路东八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直属路东联防办事处领导。1940年8月，担任联防办事处主任的邓子恢同志，主持办事处工作虽然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和人家一起，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一是根据地的党、政、军各方面的吃饭、穿衣问题，有了可靠的保障；

　　二是部队的兵力补充，有了可靠的来源；

　　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特别是在解决劳动人民和财主的关系中，实行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旧账停息还本”，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等党的政策，使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衷心拥护抗日民主政府；

　　四是贯彻党的“三三制”政权的政策，争取了包括开明地主和绅士在内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和我们一起参加抗日。邓主任亲自主持召开了路东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路东l临时参议会，吸收了一部分党外进步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其中，有的人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

　　五是路东抗日根据地经受了1940年9月日伪军一万七千余人、规模空前的七路“大扫荡”。在我党我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打击下，经过12天的浴血奋战，歼敌六百余名，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同年7月，又迅速镇压了路东各县发生的反动地主的武装暴乱；

　　六是创办了刊名为《新路东》的报纸，宣传和组织路东军民加强路东抗日根据的建设。邓主任题写的刚劲有力的报名“新路东”三个大字，至今还历历在目。报纸上发表的邓主任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关于路东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的长篇报告，阐明了新政权和旧政权的本质区别，为加强路东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给大家以深刻教育和很大的鼓舞。

　　邓主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崇高品质和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