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坪是鄂东北与豫东南交界的一座历史名镇，大别山西段的门户。1927年黄麻起义后，这里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党的武装力量在这里得到迅速的发展。然而，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1932年夏季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七里坪被国民党占领五年之久。1937年秋，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高敬亭同志，响应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主动和国民党“鄂豫皖督办”卫立煌谈判，达成罢战言和的协议，率领红二十八军回到了七里坪。在这里，高敬亭将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又从这里率领四支队奔赴皖中抗日前线，在七里坪的历史上又谱写下新的篇章。我在那时和彭康、聂鹤亭及后来的吴克华、余立金共同在七里坪开办培训班，和高敬亭同志有一段交往，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那是1937年冬，我在湖北省工委工作（后来改为湖北省委），是省委委员。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武力吞并中国的侵略计划，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国土一片片地沦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战，武汉失守已迫在眉睫。然而，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不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抗日，却蹲在武汉高喊保卫大武汉，实际上武汉是保不住的。当时中共湖北省委面对恶劣的形势，研究决定要在武汉失守前，在各大学里设法组织一批大学生，把他们培养成抗日的骨干力量，并决定让我负责组织培训任务。组织上考虑，办培训班目标太大，还得有一支部队掩护才能进行正常的培训工作。最后省委决定把培训班放在七里坪，那里地方偏僻，又有高敬亭的红二十八军的掩护，条件很好。

　　董老是湖北的元老，和高敬亭很熟悉。他德高望重，很受人尊敬。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带着信来到七里坪。我把董老的信交给高敬亭，他看后非常高兴，欢迎我们到七里坪办培训班，并向我们提出一条要求，要我将培训出的大学生给他们的部队输送一批。他说他们队伍里大多数是苦大仇深的农民，“爬山大学毕业”，革命理论懂得太少，得武装武装才行。

　　我说：“那是当然啦，我在这里办培训班就是为你们服务，为整个湖北服务嘛。省委叫我来这里，主要是培训抗日人才的，有了一大批抗日的中坚力量，我们才能夺取抗战胜利。”

　　接着，高敬亭同志热情地招待我们，并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筹备工作中的困难。培训班驻地设在七里坪的一个祠堂里，这是高敬亭同志亲自为我们选的。他把一部分部队驻扎在祠堂附近，以便随时应付突变的情况。他对敌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抓紧做了一些筹备工作，就赶回武汉向董老及省委的同志汇报。

　　1937年10月，干部培训班开训了，高敬亭同志经常到培训班驻地问寒问暖，还给培训班讲游击战的战术课。当时培训班的给养属湖北省委拨给，有时钱粮接不上，高敬亭同志就送来米面、油盐、蔬菜、肉食、医药给我们。每当我表示感谢时，高敬亭同志就总是说：“一家人不必客气，我的给养来源还是三年游击战时积累储备的，只要我们有吃的，决不让你们饿着。”有时高敬亭同志弄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把我们叫去一块分享。大家聚到一起谈论党中央的决策，国共合作抗日的意义。这段时间高敬亭同志已在积极加紧准备东进抗日，他紧张地进行调整组织，配备人员，整训部队的工作，并从培训班要了一些大学生，后来都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了。

　　1938年3月，高敬亭同志奉命东进，率领四支队奔赴抗日前线，进到安徽舒城县的东西港冲。临行前高敬亭同志还把他的一名战将、游击队长罗厚福，和一些战斗骨干留下来，担负保卫培训班和家属的工作。

　　6月，鄂东特委成立。7月，根据省委指示，我到黄岗发展武装力量。不久部队就发展一千多人枪。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向王明抗议，说有个姓方的，未经允许擅自招兵买马拉队伍，扰乱地方治安。王明为了讨好蒋介石，撤了我的职，把我调到皖东去。我就把这支部队交给了张体学同志，后来这支部队发展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支队东进后一直在皖中活动。1939年5月间，由我率领朱绍清为营长的一个营（辖四个连），越过津浦路东，到达来安、天长、六合、盱眙一带活动、侦察，为支队主力开辟道路。当时我们是孤军深入独立作战，没有根据地依靠，受敌伪顽夹击，形势对我极为不利，军务很繁忙，况且当时跟指挥部只有电台联系，所以，这个时期路西发生的情况我们很少知道。直到7月份，才传来高敬亭同志被杀的消息，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听说，高敬亭同志是因为反党反中央，反对东进抗日，要上山为王被杀的。当时我就感到他的死是非常冤枉的，他的思想情况和为人我是了解的。很显然这些罪名是莫须有的，是妄加给他的。

　　说他反党、反中央，这怎么可能呢?

　　他是1928年参加革命的，曾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国民党围剿时，他是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率部与敌人展开了反围剿的殊死斗争。1934年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下他带着千余名伤、病、残、弱、妇，坚持根据地，与国民党进剿部队展开斗争。他根据当时严峻的形势，整编留在根据地的武装，重建了红二十八军，统一了边区党、政、军的领导。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平时不喜欢人叫他军长司令什么的，愿意人们称他“军政委”。因为政委是代表党的。在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他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几次派人联系都没有结果，但他始终以党的精神来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按党的方针路线办事，使党的形象始终没有在边区军民心中泯灭。三年游击战中，他几度身陷险境，国民党又多次以重金利诱，高敬亭同志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从不动摇，坚持与数十倍于己的强敌作斗争，使大别山党的旗帜不倒。这样一位经过长期艰苦考验的红军将领，怎会反党呢!

　　说他反对中央就更不能成立了。红二十八军下山整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时，他向中央要负责干部，中央派了不少人，如：郑位三、萧望东、戴季英、张体学、程启文等，而且他还从长江局要来廖华同志给他当秘书。廖华这个人很有学问，高敬亭同志非常信任他，当时四支队的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说高敬亭反对中央是很难成立的，说不过去的。说他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就更不符合事实了。我到那里发现他对董老非常尊重，高敬亭看了董老的信非常高兴，说董老是革命的元老。从他的思想言行、做法，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是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山大5E'’，想当“土皇帝”，完全是诬蔑。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处于危急关头，他仅根据两个公开的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精神，毅然不记旧怨，主动写信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建议罢战言和，一致抗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许多地区中，是最早与国民党达成停止内战协议的。这样的一个人能不抗日吗?停战后，他立即下山，率红二十八军结集在七里坪，1938年2月接受新四军整编，成立了四支队。他要当山大王，为什么要下山，为什么服从整编?说他不抗日，四支队东进后，在皖中地区不断向日军出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胜仗，怎么能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

　　至于说他不愿东进，更是无稽之谈，不合逻辑了。我到七里坪时，高敬亭正把队伍拉下山，整编、训练部队，积极做各项东进的准备工作。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开创东进后的新局面，他向我们培训班要了不少学员做骨干。当时他的思想，他的行动，都是积极东进的。党中央批评新四军不贯彻东进指示，是指项英把江南部队放在云岭军部旁边，不愿东进苏南和吴淞地区，这是人所共知的，怎么后来把新四军不愿东进的罪名加到高敬亭的身上，说高敬亭不东进是冤枉的。

　　所以，我总感到高敬亭同志根本不存在反党、反中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不抗日，不东进的问题。他的被杀是冤枉的，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是莫须有的。在我和他相处的一段时间里，我深深感到这个同志对党是忠贞不渝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思想基础是好的。为人也是坦诚的，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至于领导方法上有点问题，那是可以教育引导的，不应该用处死的办法解决，以致造成我党历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1975年12月14日，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批示给高敬亭同志平反。这说明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勇于纠正错误，尊重史实的。高敬亭同志在九泉之下得知也会感激的。

　　值此高敬亭同志牺牲50周年之际，回忆我和他交往的一段岁月，仍然历历在目。写出这篇回忆以示对我尊敬的同志、战友高敬亭同志的纪念。

　　高敬亭同志的英名将和大别山一样永存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