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回忆起在新四军四支队和二师的那段生活，心头总要浮起对新四军第四支队兼任政委、后为二师的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的深深怀念。位三同志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军队的扩大和建设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位三同志虽离开人世，但他堪为人师的言行和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郑位三同志，是湖北红安县人，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鄂豫皖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在30年代初就是中共鄂东北地委的负责人。1937年秋，郑位三同志作为党中央派回鄂豫皖老区的第一批领导人之一，来到了红安县七里坪的红二十八军。为了培养抗日战争的军政人才，他经常在蔡家祠堂给部队军政干部讲课，给红军战士们讲形势任务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一段时间，他还专门为来自武汉的革命学生开设训练班。在从1937年秋到1939年冬的这段时期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鄂豫皖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上，为后来大别山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打下了基础。

　　从1939年秋开始，位三同志就一直随四支队部队行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恶浪，他们指使军队到处向我寻衅，终于在1941年初，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这时，四、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位三同志任政委，张云逸同志兼任二师师长。他和云逸同志情同手足，军政工作十分协调，堪称团结战斗的楷模。

　　郑位三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他是我担任中级干部时期的良师，也是全师部队政治工作的光辉典范。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修养，能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向部队深入浅出地讲解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能结合实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次，他给部队营以上干部训练班讲授陈云同志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当讲到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言堂、不搞个人崇拜时，位三同志讲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并以张国焘的例子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张国焘所以能在鄂豫皖地区推行肃反扩大化的极“左”路线，正是破坏党的民主生活的恶果，当时军师团的各级优秀军政干部，被他错杀多少啊!回想起来多么令人痛心。

　　位三同志对下级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但要求又很严格。他对干部循循善诱，体贴入微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仅举几个事例：第一件事，是1941年11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十五团当政委，位三同志专门找我谈话：“到新单位工作，要谦虚谨慎，多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少主观地决定问题，遇事要和同级干部多商量；对打仗方面的事，决不能马虎，既要认真负责参加研究，又不要包办代替……”这些肺腑之言，我一辈子都记着，它对我一生中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件事，是1942年夏，我在十七团任政委时，位三同志又亲自把团长艾明同志、副团长李士怀同志、参谋长夏云飞同志和我叫到一起，细致地交待了当时的敌情，指出了广西军的顽固与反动，分析了“中央军”留恋地盘以及桂系顽军寸土必争等特点。最后还嘱咐我们“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上下团结是我军胜利之本”，要我们团军政委员会成员做全团团结的表率。这一席谈话，长达三个小时，亲切叮嘱，我们都把它当做指导自己工作的指针。第三件事，是1943年初，我们原四支队的十八个团、营干部，集中在师部驻地大刘营，准备赴延安学习。位三同志逐个地同我们谈话，他首先说明：我们来自山沟的干部，能有机会到延安去学习，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继而指出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又告诫我们要把学习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工农干部来说，是一件极为艰巨、必须苦学才能完成的光荣任务，因此要准备去吃苦。

　　位三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总是强调耐心帮助，强调思想教育要严，组织处理宜宽的原则。某旅有两个团职干部，因仗没有打好，旅部决定要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位三同志得知后，连夜打电话与该旅领导商谈，耐心说服，最后终于改变了原来偏重的处分，使那两位干部获得了继续为党担负重要工作的机会。

　　位三同志平易近人，广大指战员见到他犹如见到了亲人，肚子里有话都能直接掏出来，从不感到拘束。总之，是我终身难忘的好老师。

　　每逢我回忆起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总会深切地缅怀已故的革命先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悼念老一辈，就是为了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献身精神。这样，共产主义思想的春风必将绽开万紫千红的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