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创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勋。

　　我认识谭震林是在1943年春天。那时我是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兼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政委、路东地委书记，他来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政委、淮南区党委书记，我在他的领导下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谭震林先后担任过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副司令员。我也先后任华野第七纵队和三野三十四军政委、华东海军副政委，又在他的领导下度过四年战斗生活。他那革命家的襟怀与气魄，政治家的风度与领导艺术，军事家的卓越指挥才能，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光明磊落、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他的许多宝贵教诲，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在我心际萦回。

　　谭震林的事迹，值得记述的很多很多，我这里写的只是他在淮南三年的一些主要活动。透过它可以大致了解他的品德、才智与风貌。

　　1943年是敌后战场艰苦的时期。日寇在华兵力主要用于巩固其已占地区，加紧掠夺物资，支撑其处于颓势的侵略战争。在这个总的背景下，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基本上停止了军事行动，再一次施展诱和伎俩，把主要矛头指向解放区。于是，我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在毫无外援的条件下，与日伪军持续地浴血苦战着。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利用有利时机主动进击日军，反而不断向敌后我军挑衅，加紧封锁解放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各抗日根据地无一例外都处于面积缩小、人口减少、部队缩编、财政严重困难的境地。

　　淮南解放区除有同其他解放区相似的艰苦处境外，又有自身的特殊困难和极其繁重的斗争任务。这块抗日基地是1940年春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起初叫皖东，后来叫淮南，正式全称是淮南苏皖边区。因有津浦铁路贯穿其中，边区就分作路东部分和路西部分，从1943年起改称东分区和西分区。东分区在地理位置上与南京隔江相望，长期处于日军重兵压力之下。西分区面对着桂系反共顽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一部的直接威胁。桂军战斗力较强，没有相应的坚强兵力就无法阻止其进犯，以致我二师主力大部分长年被牵制在路西。陈毅曾指示二师，必须坚守路西。他说，如桂顽一到路东，“则华中全非”，足见军部对桂军的重视程度。

　　淮南解放区是在日伪顽夹击中开辟的，又是在持续的反“扫荡”、反摩擦的苦战中坚持下来的。全边区几乎处于无日不战的紧张状态。到了1943年初，全师主力加上脱产地方武装，总兵力已不足二万人。这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移驻路东黄花塘。路东我控制区有九十余万人口，路西人口仅三十余万。连年的频繁战斗，淮南的人力与物力日益吃紧，1943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荒。谭震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二师工作的，担起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的重担。此时，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由于长期作战劳累，身体已经很难支持，到了1944年，师的路西前指也由谭政委独立承担了。

　　谭震林到淮南以后，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度过困难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刀阔斧地进行精简整编，推行一元化领导的新工作体制。这次大精简，第四、五、六3个主力旅和所属的6个主力团建制未动，减下去一些老弱病残，又从地方武装抽一部分兵员补充了主力。区党委、师部、边区行政公署和各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都缩小，裁减一些人，又调一些人下基层工作。政府系统为了减少工作层次，路东专员公署与淮南行署合并，由行署副主任汪道涵兼任路东行政专员，不另设机关。

　　地委和旅一级整编是和区党委机关精简同时展开的。我们五旅兼东分区，我任路东地委书记兼东分区政委，旅长成钧兼任东分区司令员，李世农任地委副书记。六旅兼西分区，旅长兼政委谭希林任路西地委书记，西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四旅为机动部队。当年下半年谭希林调任七师代师长并带走了十六团，我们五旅又改兼西分区，四旅兼东分区。这种一元化领导的工作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领导高度集中，指挥灵敏，便于军地间协调行动。

　　旅地一级领导层一经宣布合并，就着手整编县一级。路西地处前哨，还保留6个县机关和必要的脱产武装，机关按战斗化要求，都很精干。路东对县一级整编是依据区党委确定的任务实施的。这任务是：发展基本地区和保卫战时生产，巩固根据地，支援前线；边沿区保卫基本地区，逐步向伪化区推进，努力扩大我控制区。按照这样的总任务，便将路东基本地区的9个县建制合并为4个县级行政办事处，分区两个独立团加8个县独立营（又叫模范营）合编为4个支队，每支队有5到7个连不等。支队政委都兼任县委书记，还有的县是支队司令、政委、县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四个职务由一人担任。精简后的县级党政机关干部平均四十人左右。每县连同公安局的保卫队在内，只有五十人左右的警卫武装。

　　路东边沿区东部基础较好，遂将那里的两个游击办事处合并为甘泉县，分区调去一个连加两支游击队合编为甘泉支队，地委抽出一批得力干部，加强了该县的领导力量。此外，南部设浦（口）六（合）工委，西南部设来（安）江（浦）工委，西部重建了铁路工委和铁路便衣大队，都是武工队式的小单位，基层精简的幅度更大。区一级只留十余名干部、20人的脱产武装，乡留3名干部，乡分队一律撤销。路东模范队原是半脱产的，精简后全部改为不脱产，就是劳武结合的民兵。

　　这次大精简，路东各类全脱产人员大约减少了两千多人。减下来的人大多回到了劳动第一线，少数病残者由政府安排非体力劳动职业，并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

　　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仅费时一个多月，未发生什么事故。通过这段工作，我们感受到谭震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以及独特的领导风格，这对于迅速打开局面，展开工作，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由此，大家对他加深了了解，也由衷地产生了深切的敬意。

　　救灾是1943年春季最急迫的事。谭震林到职不久就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救灾工作，要求不许饿死一个人，号召党政军民总动员，为战胜春荒而奋斗。按他的指示，路东地委委员每人分工包一个县，县委领导下基层，深入调查，发动群众，想办法度过灾荒。

　　本来，1942年路东年景不算太坏，造成这次春荒，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战争影响，主力部队在前方连续作战，每次打仗都要动员相当数量的民工支前，粮食消耗量大。其次是伪顽在鲁中制造了无人区，数万山东饥民涌入路东。还有海州一带受灾，数万饥民在路东中心区滞留一冬，这就加重了根据地粮食供应负荷。再就是农村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没有组织起来，粮食稍微紧张一些，就会引起社会恐慌。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很快弄清了各处灾情不尽相同。路东根据地毕竟有了三年历史，中心区环境又比较稳定，虽有缺粮户和缺粮区，但也有余粮户和余粮区。因此我们采取的措施是：从机关和部队中节约一些口粮支援灾区；组织灾民生产自救，挖药材，烧木炭，变卖家禽，买些粮食再掺些野菜、豆饼，可以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对烈军属和赤贫户，政府发放些救济粮款；基层救灾小组向地主和其他余粮户协商借粮，依据不同对象商定还粮时的低利息幅度；地委从余粮区和公粮中调拨一些粮食到缺粮区平价出售，稳定粮食市场。

　　由于谭政委对救灾工作抓得紧，抓得细，根据地顺利度过春荒，没饿死一个人，也没发生哄抢富户粮食的失控现象。在整个春荒期间，根据地形势稳定，没有出现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每逢灾年就是粮价暴涨、匪盗丛生的混乱局面，从而提高了党和民主政府的威信，也促进了以后的生产大发展。

　　四

　　与救灾同时，谭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部署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一起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高潮，罗、谭首长都亲自带头开荒种地。到年底，部队农副业生产都取得了好成绩，团以上单位都开办了合作商店，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

　　这一年夏秋两季收成都好，根据地里人民丰衣足食，农业生产出现了长足进步。秋收时农村互助组蓬勃地发展起来。秋后，互助组兴修水利，扩大保收田，充分发挥了组织起来的威力。高邮的大型水利工程，使7万农民受益。这在抗战时的敌后农业区，实属罕见的创举。

　　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区党委和谭政委也狠抓了工商业。从1943年下半年起，淮南军工厂出品的手榴弹、小型迫击炮和小口径平射炮陆续投入使用，全师装备获得根本性改善。路东卷烟业1943年发展很快，产品质量较优，自给有余，还能大量销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单是有经济效益，政治影响也很大。路东纺织厂是1942年创建的，只能生产少量平布和一面光的毛巾。1943年春，通过地下党从上海购买一批设备，动员来一批技工，终于能大量生产平布和标准毛巾。到了当年夏季，该厂产品除了保证机关、部队需要，尚能成批投入市场。在淮南农村，算是破天荒第一次打破了依赖大城市供应“洋布”的商品流通格局。

　　在救灾工作初见端倪的时候，路东地委就遵照谭政委和行署指示，抽调人力组建了地县两级“利华公司”，充实了半塔合作总社的骨干力量。通过这两条渠道，有力地控制了金融市场，保持了物价平稳，商业正常运转。

　　经过这些努力，淮南边区就基本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也为后来的大发展和对日寇的大反攻，准备了物质基础。

　　五

　　淮南整风是1943年正式展开的。4月底，区党委在路东的新铺镇召开县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整风。谭震林依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整风文件，结合他亲自调查的材料，以及前任政委郑位三的意见，作了长篇报告。阐述了整风的性质、目的和要求，指出淮南党组织整风的一般目标和本地区的具体目标。他的报告就是淮南整风的具体指导文件。整风主要是教育干部，重点又是县团以上的领导干部。为适应战争环境，干部整风主要采取到党校轮训的方式进行，区党委和华中局轮训县团以上干部，地委轮训营连和区乡干部，基层党员和战士，由县团一级进行正面教育。

　　由于淮南边区三年来取得了一连串军事斗争的胜利，路东的环境又比较稳定，在一部分干部尤其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中，一些人就滋生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高高在上，贪图安逸，纪律松弛，不讲原则；个别同志摆老资格，不干工作，还不服从领导；随着胜利形势的发展，部分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懒散作风都在抬头。这尽管不是全体干部的问题，却对全体干部起着腐蚀作用。高级干部风不正就直接影响基层，下级干部风不正就会导致脱离群众，那就等于党的“神经末梢”病变，后果是很危险的。

　　这场整风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两年大整风，就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淮南党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也是谭震林对淮南党的一次历史性贡献。通过这场运动，从军队到地方，打退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侵袭，整掉了许多歪风邪气。淮南整风达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为部队后来的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思想基础。

　　六

　　随着几项大的工作的顺利展开和完成，路东当面敌情出现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只在县城以上的大据点才住有日本兵，乡镇据点多为伪自卫团防守，统治不严，空隙较多。根据这种形势，地委在区党委和谭震林支持和鼓励下，在夏收前后陆续加强了边沿区力量，立即向大片伪化区发起游击战。为支援边沿区的行动，十三团和十四团集中整训，随时准备打仗。

　　1943年8月17日，十三团在六合县境的桂子山迎击一股抢粮的日伪军，其中有日军小田大队的大队部带两个中队，约近五百人，正规伪军约四百人。十三团从拂晓战斗到黄昏，几经酷烈的反复冲杀，歼灭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一百余人，余敌狼狈逃回六合城。这股日军是从太平洋战场轮换下来的，自称“皇军之冠”，极为野蛮善战。经这次惨重打击，不敢再轻易窜扰解放区。这一仗影响很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也推动了边沿区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随后十三团由东南支队配合，又在天长与仪征间攻克伪据点多处，歼灭伪军数百人，使甘泉县与中心区完全连成一片。

　　甘泉县自组建以来就以进攻姿态，猛力发展。他们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拔除敌人多处据点，把几块分散的游击区打成一个完整的大县。到1944年夏，他们沿运河西岸一直发展到扬州近郊。甘泉支队也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成为一支蛮能打的地方部队。

　　在桂子山战斗的胜利鼓舞下，来六支队于8月下旬攻克雷官集据点，歼伪军三百余人，活捉了伪团长刘开泰。此后，来江工委在津浦线南端开辟了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西与皖中的江全区沟通了联系，打通了军部与七师间的又一条通道。来江办事处正式行使县府职权，县独立团也发展到三百余人。

　　浦六工委也比较活跃，当年就把根据地扩大到长江北岸，翌年秋改组为新的六合县党政机关，还发展了一个营兵力的武装。他们还在江南开辟了一个上元县（南京东郊上元门为中心），对于开展城市交通情报工作，以及后来掩护二师部队过江攻克龙潭车站，接应江南部队北撤，都起过重要作用。

　　铁路工委和铁路便衣大队最突出的成就是瓦解伪军工作。到1943年初秋，从明光到滁县段铁路线，实际上对我无封锁作用。

　　整个路东经一年多时间的奋斗，完全改变了以往那种困守局面。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人口增至二百余万，为后来二师部队扩编，提供了充分的人力与物力。在大反攻时，路东连克天长、吁眙、来安、六合四城，人口已达三百余万，是当时华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分区。

　　七

　　我们五旅于1943年秋后改兼西分区，我任路西地委书记和分区政委，成钧兼西分区司令员，副司令员陈庆先，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黄岩，路西专员郑抱真。原六旅十七团调归五旅建制，改称十五团，十八团仍为地方部队。

　　这时路西的形势还很严峻，我基本地区纵横都不到50公里，回旋余地很小。北面的津浦线与淮南线之间的铁路三角地带大部是伪化区，日军依托两条铁路线和这片伪化区不断“蚕食”我根据地。南面有一块与我控制区面积大致相等的顽占区，常驻桂军一个主力师、一个游击纵队加两个保安团，总兵力约近两万人，还有些土顽地头蛇。淮南铁路西侧的桂军保持两个师的机动兵力，随时可以东援。这是我路西的最大威胁。以往，桂日双方常常默契配合向我进攻，现在已经发展到公开或半公开地联合行动了。这使我路西处境更加艰险、困难。

　　在五旅改兼西分区不久，谭震林率师赶赴路西。其后路西的发展与作战行动，都是在他直接指挥与领导下实施的。

　　为了打开困难局面，我们采取“南防北攻”的行动方针，以部分兵力防御桂顽，主要力量投入北线的反“蚕食”斗争。为此，地委召开县团干部会议，部署统一行动。会后各县地武装和民兵即向伪化区进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则选寻战机，打击日伪。10月份，以十四团为主，在定远城西南的东兴集一带全歼伪军徐郁堂部共三百余人，拔除大小据点十余处，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第一个军事胜利。各县都主动进击，拔除了一些小据点，被动形势有所改观。

　　在北线反“蚕食”斗争同时，南线于10月和11月接连打退桂顽的两次进犯，“南防”也取得了初步胜利。经一个多月奋战，路西形势稍有缓和，为部队整风和整训赢得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1944年路西战斗最频繁。主要的作战行动有：5月份日伪军三千余人合击我中心区之藕塘镇，我以当地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与敌游击纠缠，主力打向外线。十三团曾一度攻人定远城，缴获了大量物资，十四团在凤阳城西一带进袭敌人据点，“扫荡”我中心区之敌遂仓皇逃窜。10月份，我主力在铁路三角地带拔除殷家涧等据点多处，击毙援敌七十余人，伪军一百余人。北线反“蚕食”斗争达到了初步目的，我根据地连成一片。

　　11月中旬，日伪军纠集一万余人“扫荡”我路西根据地，我路西军民经10天奋战，将敌人赶出了根据地。然而，桂军五一二团附五一一团一个营，共两千余人，竟然利用日军“扫荡”之机，窜犯我占鸡岗一带阵地。我被迫自卫还击，集中西分区4个主力团激战两日，将桂顽两千余人全部歼灭，生俘其团长蒙培琼。这就是著名的占鸡岗大捷。此战对于扭转路西局势，提高我军战胜桂顽的信心，都有重大意义。1945年11月初陈毅曾高度评价这次胜利：“一次歼桂军4个营，在我军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占鸡岗大捷后，谭震林已被任命为苏浙军区政委，准备带五旅会同一师部队去江南开创新局面。于是五旅就免去了兼西分区任务，以十八团为基础重建了六旅并兼西分区。

　　1945年1月，因情况变化，谭政委和五旅都未过江，继续留在路西作战。4月，为策应七师的反顽斗争，他指挥第四、五、六旅和第三师七旅等4个旅发起黄疃庙反顽自卫战役。激战四天，歼桂军三千余人，根据地平均向南推进了7公里。在这次大规模战役中，我五旅共歼顽军一千六百余人，活捉桂顽五一三团团长谢饶。

　　8月中旬，谭政委指挥路西的大反攻战役，历时半月，歼日伪军两千余人，光复了定远县城及淮南铁路北段。至此，路西根据地已有人口六十余万，局势才有了根本好转。

　　从1944年到大反攻前夜，二师部队有过两次扩编，截至1945年9月，全师共辖第四、五、六旅和淮南独立旅等4个正规旅，12个主力团，此外还有11个县总队。此为二师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八

　　谭震林作风正派，表里一致。他对同志，不管来自哪个“山头”，是老熟人还是新认识的，从无亲疏之分，都是一视同仁。在二师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感受。

　　他对下级要求严是严在原则问题上，并无维护他个人尊严的那种“严”。记得我和他初识不久，又是刚从淮北回来兼路东地委书记，对地方上的事不熟悉。他当时心急如火地抓救灾，我向他报告工作时，他追问得太急，方法显得有些生硬。我当时因不适应他的工作习惯，回话也有些欠礼貌。这事过去也就算了，在以后的相处中，他对五旅和我本人，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根本没把我那次的欠礼貌行为放在心上。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谭震林是佼佼者。他既非职业军人出身，又不是军校生，他是靠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成长为我军著名的军事家。无论指挥小部队还是指挥大兵团，他都很精明。我在他指挥下就经历过多次胜利战役。

　　他参加革命前文化知识基础并不高，由于坚持不懈地刻苦自学，他具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听过他报告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谭政委讲话言简意赅、文理通顺，毋须加工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

　　谭震林同志的长处很多，我提到的只是几个侧面。现在我也步入晚年，作为他生前的下级和战友，唯有以他的高贵品质鞭策自己，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奉献一分余热，才是我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