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则明。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总是以此要求自己，并且由此不断获得教益。谭震林同志就是我所跟随过的“善者”。虽然他已安息八年之久，但岁月的湍流无法抚平他留给我的记忆痕迹。

　　1942年夏天，谭震林从江南突围渡江到达淮南。在树林中，他向我们作了关于江南抗日游击战争中贯彻党中央路线的报告。清晰、生动的语言，明确、充实的内容，使听者无不凝神屏气。更使我惊奇的是，他手中并没有讲稿，而整个报告却顺理成章，听来心悦诚服。这就是历经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士，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的形象!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吸引了。他周身仿佛洋溢着一股激情，一股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满怀必胜信念的激情。

　　194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华中局的指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统一成立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谭震林任区党委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方毅任行署主任；我先是路东专员后任行署副主任，从此开始在震林领导下战斗、工作。当时，日伪军的“蚕食”，国民党桂系部队的摩擦，地方反动势力的骚扰，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淮南的形势相当严峻。兼任新四军二师政委的震林、二师首长和淮南区党委及时洞察了根据地情况。为了巩固根据地，震林与部队、区党委领导深入到路东路西广大地区，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加强财政经济工作，并帮助大家提高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在一次会上，震林给大家作了十分生动的报告。他详尽地分析了苏德战场的态势，总结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开创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验。他的讲话提高了广大官兵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只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发动群众，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屹立于日、伪、桂的夹击之中。

　　震林常常说：“我出身工人，读书不多，深知缺乏知识之苦。”因此，平时一有机会就刻苦自学。随震林过江北的同志们都曾说过一件事：有一次震林从皖南奉调去苏南工作，途中他将随行的同志编了一个党小组，自任组长，白天带领大家匆匆赶路，晚上组织大家学习。行程18天，他们竞坚持学习了16个晚上。

　　1943年6月，淮南区全面开展整风运动。从总体而言，淮南区的整风运动是成功的，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感到受益很大。但是在康生所谓“抢救失足者”论的影响下，淮南也有冤假错案发生。当时逮捕了不少干部，还株连了路东专区东南办事处副主任李绳吾。我对李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是一位党外人士，政治上靠拢我党，坚决拥护抗日，工作表现也很好，没发现过可疑的地方。出于对同志负责的考虑，我打电话向震林和区党委请示有关所谓“李案”的事。震林和区党委当即要我陪同李绳吾回淮南专署，嘱我给他安排好住处，从优照顾他的生活，并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要他正确对待审查。同时，震林和刘顺元决定由区党委组织力量对此类案件进行复查，原则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实事求是，慎重对待。情况很快弄清楚了，此类案件确系错案。紧接着，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相继得到平反，李绳吾愉快地回到东南办事处工作。

　　陈毅在回顾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战斗和工作时曾说：“在政治工作上有谭震林同志，在军事指挥上有粟裕同志。”其实，震林不但擅长政治思想工作，而且在军事指挥上也有杰出表现。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震林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卫繁昌，他率部以低劣的武器装备，三次打退日本鬼子的疯狂进攻；黄金山的自卫反击战中又以少胜多，战果辉煌；他和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更是七战七捷，威震大江南北。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全国性胜利的曙光已穿透薄云，光芒四射。震林率领七、九兵团突破长江天堑后，又亲率七兵团直下杭州，开始全面主持浙江省工作。谭启龙等和我一起也进入杭州。在浙江省委领导下，我负责财政、粮食、商业和金融工作。那时，百废待举，创业．心切，大家都怀着胜利的喜悦，没日没夜地工作。震林更是第一忙人，他住在西子湖畔的葛岭山上，人却总是在办公室里，或伏案工作，或举行会议。

　　震林的工作富有创造性。1949年，在一次浙江省委扩大会上，他提出：七届二中全会指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工作总方针，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但浙江的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国民党残余力量流窜于浙江农村，抢掠破坏，农村极不安定，这给城市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浙江的工作重心仍应同时充分做好农村工作，这不是忽视城市，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克服城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更有力地加强城市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顺利地执行党的工作总方针。省委根据震林上述意见所作出的决议，得到了中央和华东局的批准。决议执行的结果，使全省农村和城市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震林为建设新浙江终日劳碌。在钱塘江大桥，在待建的麻纺厂房，在黄坛口水电站，在民主人士的家，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他的身影到处可见。虽然入浙后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每天也不必行军打仗，震林的面庞却消瘦了，而且平添了一层苍白。震林超人的精力，凝聚着他对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并且于我常常是一种无声的导向。

　　“善者”的美德，像一团团炽烈燃烧的发光物，照耀着他生前死后。在震林逝世八年后的今天，借记忆之羽翼，飞回往昔的岁月，缅怀四五十年前的人人事事，是为了继承震林同志的革命精神，继续实践他的未竞之业。我党战斗的历程使我坚信，从善则明，我将为此实践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