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中旬，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同志，在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之后，见到了由地方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公开文件，当即果断机智地指派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为代表，和国民党安徽省负责人的代表进行谈判，并于1937年7月27日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高敬亭同志化名政治部主任李守义亲自参加了协议签字仪式。8月上旬，红二十八军和各地方红色武装便衣队、游击队陆续赶赴湖北红安县七里坪集中。同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指派郑位三，萧望东等十几名同志由延安陆续来到七里坪，传达党中央有关抗日的主张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参加红二十八军的整编和东进抗日工作。

　　高敬亭同志为配备四支队领导班子，他亲自向党中央要求戴季英同志来四支队参加领导工作。早在红二十五军工作时期，高敬亭和戴季英就熟悉，彼此关系也好。1938年2月24日，党中央派戴季英同志到四支队工作。不久，郑位三、肖望东同志调离四支队另有重任。

　　戴季英到四支队工作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认真分析了高敬亭同志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三年问，毅然重建红二十八军，率领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同敌人作了艰苦斗争，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和高敬亭同志研究了如何执行党中央要求四支队东进抗日的指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商谈，确定了四支队东进出发日期，两人共同签发了东进抗日的布告，也妥善地安排了从延安派来的干部。

　　1938年3月4日，戴季英赴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3月8日，高敬亭即率领部队从红安县七里坪地区出发，经过新县、商城县到达金寨县双河地区。

　　周恩来副主席在听取了戴季英同志汇报四支队的情况后，甚为满意。确定在七里坪设立留守处，组织鄂豫区委。戴季英带着周副主席的指示返回七里坪，将张体学、罗厚福同志等留下来组建抗日武装，然后又急速奔赴双河区与高敬亭会合。在双河区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他详尽地传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周副主席的指示。遵照长江局的决定，成立了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戴季英为副主席，林维先、吴先元等同志为委员。会议结束后，部队按原定计划继续挥师东进。

　　当部队日夜兼程行至麻埠时，国民党桂军当局突然派来代表，要求四支队按照他们的旨意，经六安到合肥，摆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作战。国民党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我集中不久的游击部队，当即被高敬亭和戴季英识破。在麻埠文昌宫和国民党代表整整谈了一夜，我方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四支队先到皖西霍山县的流波疃，与由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成的第八团正式会合。至此，四支队的全部兵力集中到了一起，然后向皖中开进。

　　经过认真准备，四支队政治部在流波疃的东王庙召开了万人军民大会。会上，汪登科同志代表四支队作了宣传抗战的动员报告。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为发动当地工、农、商、学投入抗战工作作了一次很有力的动员。

　　四支队全部集中完毕以后，高敬亭因身体有病，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返回金寨县双河区养病，部队由戴季英和林维先参谋长率领于3月底离开流波疃向皖中抗日前线挺进。

　　当四支队进到舒城县干汊河时，一位身材魁梧，操东北口音，肩上斜披着一条黄军毯的军人来到支队政治部找戴季英主任。戴主任立即热情地接待了他。经交谈得知，来访者叫刘冲，中共党员，奉周副主席命令率领号称“东北挺进队”的原东北军六十七军流亡官兵八十余人，由武汉来归四支队指挥。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戴主任很快妥善安排他们越过淮南铁路，进入皖东含山县、全椒县一带活动。刘冲率部到达皖东地区以后，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下，积极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很快便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仅轻重机枪就有三十多挺。该部后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四支队经舒城到达皖中抗日前线后，各团迅速在无为、庐江、巢县地区展开，待机歼灭日伪军。

　　5月中旬，高敬亭率手枪团离开双河，抵达舒城县乌沙镇。不久，董必武同志奉中央之命来到乌沙镇。戴季英接到通知赶返乌沙镇参加会议。董必武传达了党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会后，戴季英返回前线。

　　侵犯华东的日军在占领安徽省芜湖市后，其第六师团于1938年4月23日渡江北犯，侵占和县、含山县、巢县等地，皖东皖中局势一片混乱。在此危急之际，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一部于5月12日8时许在巢县蒋家河口胜利伏击日军，歼敌二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机枪一挺和日本军旗等，我军无一伤亡。蒋家河口首战告捷，打响了新四军抗日作战的第一枪。此次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强了抗日军民的胜利信心，同时也震惊了患有“恐日病”的国民党军队。军首长来电嘉奖作战部队。5月16日，蒋介石特意致电新四军叶挺军长：“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蒋家河口首战胜利，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立即发了战报，支队政治部迅速编印了宣传材料，下发各部队，号召全支队指战员向参战部队学习。

　　1938年下半年，四支队在合肥至安庆、合肥至六安等公路沿线积极对日伪军作战。有几次大的战斗支队林维先参谋长亲临指挥。在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两千余人，俘敌十名，击毁汽车一百五十余辆，歼灭与日军勾结的反动武装三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1938年7月，四支队政治部驻在舒城县东蒋冲韦家大湾时，戴季英主任由前方部队回到东蒋冲。此后，戴主任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组织发展抗日武装的工作中。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和协助下，动员了皖中、皖西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展开宣传活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皖中皖西各县相继组织了几支抗日游击支队。为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戴季英主任还把政治部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和警卫队的老战士派出去扩大部队。服务团在程启文团长和汪道涵副团长的领导下，先后在无为县及皖西进行扩军工作。个把月时间便组建成一支近四百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被命名为“四支队抗日先遣队”，程启文、汪道涵为正副司令。在此期间，戴季英同志亲自把庐江、无为、舒城等地游击队集中，发展为近两千余人的“江北游击纵队”，并由戴季英任司令。他又组织林英坚、漆德庆在六安、舒城等地区组建了一支近千人的抗日游击纵队，加上高敬亭司令派梁从学、汪少川同志在寿县定远地区组建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张学文领导的无为抗日游击支队等部，四支队已发展到九千余人。

　　抗日游击队扩大以后，部队的装备和粮饷国民党政府均不供给，靠游击队自己解决。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戴季英同志亲自请地方党组织协助，并派专人外出筹措活动经费。经过多方努力，仅在舒城地区，群众和地方党组织就支援了部队一百多万斤粮食和三千多套棉军衣及八百余支枪，帮助游击队解决了部分的给养和装备问题。

　　1938年8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军部要求四支队迅速向皖东敌后挺进。但因四支队一时难以全部东进皖东，周恩来副主席征询了戴季英同志的意见，要求四支队八团首先挺进皖东地区。戴季英同志认真执行周副主席和军部首长的指示，找该团政委林恺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并从发展游击纵队的经费中专门拨出二百块大洋给八团做活动经费。同年8月，八团奉命从皖中西汤池出发，9月便挺进到淮南路东肥东、全椒、滁县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夏秋，皖中、皖东各县城被日寇占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纷纷而逃。日寇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土匪汉奸武装蜂起，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由于我四支队积极的战斗行动、广泛的宣传工作，模范的群众纪律，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很高。这是我四支队大发展的极有利时期。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特别是主观方面的多种原因，四支队的发展远未达到客观可以达到的程度。

　　鉴于这种形势，党中央及军首长指示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两个连于1938年11月过江来到舒城，加强江北部队的领导，并组织四支队主力部队继续东进。戴季英同志协助张云逸参谋长做了大量工作。同年12月下旬，戴季英还陪同张云逸去立煌县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经谈判，对方承认了我新组建的以戴季英为司令的江北游击纵队，达成了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活动地区的协议：四支队挺进淮南路以东，以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两侧为活动地区，江北游击纵队以无为县为活动地区。这个协议的形成，有利于四支队和整个华中地区我军的发展，也符合党中央、毛主席及新四军军部历次指示精神。

　　1939年3月，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四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东进皖东。部队行至合肥以西张家圩子附近，遭到驻合肥日军袭击，在打退日军袭击后，支队前方机关及特务营则由林维先、戴季英率领，经长丰县吴山庙、下塘集过淮南铁路，到达定远县吴家圩一带。同时，七团已越过淮南路进至合肥青龙厂等地。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仍在寿县、定远地区活动。5月底6月初，九团也进到青龙厂等地。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戴季英同志又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支队政治部领导的人民剧团也组成数个群众工作组，该团领导同志也被派到工作组，肩负起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粮筹款等多项任务，对皖东根据地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

　　1939年6月底，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央及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将四支队扩编为四、五两个支队。四支队司令员由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兼任，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副司令，谭希林任参谋长，赵俊任副参谋长，张树才任政治部副主任。

　　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来到皖东，直接领导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他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发展部队，建立民主政权，统一了党内、军内的思想。四支队在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同中共津浦路西省委一起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经过对日军和顽军反扫荡反摩擦的艰苦斗争，于1940年4月成功地建立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淮南（前称皖东）津浦路西的抗日根据地。

　　在创建淮南津浦路西的抗日根据地的前后曾引起了日寇侵略军的惶恐不安，1939年12月下旬，驻滁县和全椒县之日伪军二千余人分三路向我抗日根据地施家集、周家岗、大马厂、复兴集等地发动扫荡。我四支队主力七、九两个团在徐海东指挥下，与敌激战三日，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余人，俘敌伪数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桂顽军六千余人分南北两路向我路西中心区大举进攻。此时，徐海东同志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难以参加指挥。戴季英政委、谭希林参谋长、何伟主任在刘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首长的部署指挥下，率领四支队于3月4日起展开了激烈的反顽战斗。七团首先将占领我界牌集的国民党李本一部刘子清支队击溃，歼敌七百余人。两天后，十四团从顽军颜仁毅纵队后方发起反击，一举攻克定远县城，接着又挥师南下，和九团在高塘铺地区将颜仁毅部第十二游击纵队大部歼灭。9日，七团在五支队罗炳辉司令指挥下，同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王子城、八斗岭地区与敌激战两昼夜，将桂顽一三八师的部队击溃。与此同时，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新七团、新八团分别对含山、和县、青龙厂之敌发动反击。路西第一次反顽战役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终以我歼敌二千五百余人，俘敌一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多支，子弹十九万余发的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取得反顽战役胜利之后，戴季英同志又不失时机地指示支队所属部队派出干部，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定远、滁县、凤阳、全椒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成立了路西联防办事处、路西联防司令部。路西战役胜利后，四支队七团又增援路东，配合五支队粉碎了韩德勤部十个团对我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地区的围攻，随即在路东建立了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此以后，淮南抗日根据地才得以巩固地建立起来。

　　1940年5月中旬，津浦路南段日伪军三千余人分两路出击，占领定远县城后，奔袭藕塘镇四支队指挥机关。危急关头，七团及时赶到，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掩护支队机关突围，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6月上旬，驻滁县的伪军又纠集一千余人侵犯我周家岗根据地，遭到四支队沉重打击。

　　不久，国民党桂顽一三八师乘我四支队对日作战之际，又突然占领界牌集、古城集，企图将我四支队消灭。戴季英、谭希林、何伟等同志率七、九两个团向桂顽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此次反顽作战，共歼敌七百余人。战斗结束后，七团又奉命赶赴路东，在五支队首长的指挥下，参加了开辟淮宝地区的作战。

　　1940年8月初，戴季英同志奉命离开四支队前往延安学习和参加中共七大。他在四支队工作两年半的时间内，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和新四军军部、江北指挥部首长的指示命令，他和支队领导同志率领支队东进皖中、皖东作战，贯彻了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积极发展抗日游击武装，扩大了四支队；他耐心细致地教育和团结干部战士，为建设部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尽了他的一份力量。戴季英同志在新四军四支队工作这一段历史，转眼问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我们回忆起那些艰苦岁月中的火热斗争，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就会想起戴季英同志坚定地带领部队开创胜利局面的工作精神。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和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为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