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

　　我1939年10月诞生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安徽庐江东汤池，不久被送往老乡家中寄养，将近五岁时接回部队，便跟随子弟学校行军转移，直至撤退到大连后才较为正规地念上书，一直住校到1966年大学毕业。所以同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我对他们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叔叔、阿姨的叙述和历史研究人员以及我所掌握的史料中知道的。尽管如此，父亲光辉的一生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坚强不屈、忠贞不贰。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就读有名的京都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钻研哲学，积极投身“反对干涉中国”的活动，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东京都的支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放弃即将得到的学位，同李初黎、冯乃超、朱镜我等于当年秋毅然返回祖国，加入郭沫若的“创造社”并成为骨干。在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曾担任“创造社”党组成员、上海闸北区委委员、书记及中共中央文委代理书记。他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于1928年主办《文化批判》，并先后在《创造月刊》、《文艺批判》、《流沙》、《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等进步刊物上以每月一篇的速度，连续发表《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的人生观》等论文，之后汇编成《前奏曲》文集。在这些文章中，他向社会宣称“哲学的任务是变更世界”，指出人类应该改造社会，创造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

　　1929年，他在中国首次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以及与朱镜我合译《反杜林论》等，随后出版了《译文集》。同时他以上海群治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经常对群众和学生发表演说报告，成为青年们崇敬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纤如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他说“听彭康同志的讲课，奠定我的人生道路，形成了我革命的世界观……”。

　　遵照党的指示，父亲积极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同鲁迅、冯雪峰、夏衍等12人共同发起组成“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成立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文委发表演说，又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参加“反帝大同盟”。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非常勤奋，非常紧张地度过了两年半时间。

　　1930年4月，他（当时的名字叫彭子劫）不幸被捕，受指控为“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暴动，进行违反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公民权4年。他在提篮桥监狱参加与领导难友进行五天的罢饭罢水（绝食）斗争，抗议狱方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之后又利用监狱环境的暂时改善，组织难友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受到单独关押“风波亭”等多次重罚。他在受刑时，坚贞不屈，宁可自己咬伤舌头，不吐一字，保护难友和组织。特别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供出彭子劫名叫彭康，是共产党员，父亲在法庭上拒不承认，法院无证据，只得暂时作罢。1934年虽经大赦减刑仍不准出狱，转入苏州反省院。他在院方的刊物上发表《老子的哲学》、《苟子的研究》等文，机智地从学术上论述唯物主义的正确性。1937年8月13日日本大举进犯上海，以他为首的四名难友代表一百二十余名政治犯与院方经过13天的艰苦的谈判斗争，最终履行“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手续后，无条件释放。从29岁到36岁，漫长的七年零五个月的监狱生活，造成新婚妻子离散，刚出生的儿子天折，但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

　　他淡泊名利，一心工作。90年代初，刘顺元叔叔在南京同我谈到父亲时说：“彭康同志先为安徽工委书记，我是委员，组织部长；可是后来建立淮南津浦路西省委时我任书记，他又任组织部长了，因为我先去该地区工作，情况熟悉。因此华中的干部中流传一句话，叫做‘远学老庄，近学彭康’（老子、庄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道德学家）。”据说，这是李一氓同志先提出来的。我查了父亲的简历，确实如此，他于1938年4月任安徽工委书记，负责领导华中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之后工委改为鄂皖临时省委，他任书记，不久，临时省委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他改任宣传部长，再之后，他去刘顺元叔叔为书记的淮南津浦路西省委任组织部长。其实这种情况还有过一次，即他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兼秘书长，调往渤海区党委任副书记，因为书记张晔叔叔是先于他在当地工作的山东本地干部。他对每次调动都是愉快接受，从不讲价钱提条件，一心为工作。至于生活待遇上的变化，他更不以为然。就我知道的他的专车车型在解放后是降了又降的，1950年在济南，时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用的是“吉姆”车，全山东也只有许世友、向明、张哗和他几个人有这种车乘坐；而1953年到上海，任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用的是苏联的“华沙”，比市委领导同志的就差许多了；而1956年后他带队赴西安建设新交通大学，他的专车曾一度为吉普车（当时，他在整个西北地区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几名干部之一）。他毫无怨言，硬是同交大师生在一片荒原和庄稼地上建设起一座拥有万名以上在校学生的花园式的社会主义高等学府——西安交通大学。

　　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譬如对待干部问题。华中地区党政军的县团以上干部大多都在华中党校学习过，特别是华中党校自第三期起负责干部的整风审干工作，他坚持教育为主，重视学习，启发觉悟；对问题的处理，实事求是，以挽救为主，不伤害同志，颇受大家的信赖。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在交通大学，也尽其所能缩小打击面，保护了一些好同志；而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群众揪斗中他勇于承揽责任，保护干部。至今，交大的一些同志谈到这些情况时，经常还是热泪盈眶。又譬如对待理论问题，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他明确反对“劳动代替课堂教学”、“生产代替科学研究”、“停课闹革命”等破坏教学规律和打乱教学秩序的做法；明确指出，不要讲“‘语录’进课堂”；他始终强调“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学生是接受间接知识的，教学不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应先传授理论，然后再到实践中去验证、运用”。试想，在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下敢于提出这些思想并付诸实践，需要多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确实，我对父亲的回忆，就他革命一生而言，真正只是点滴。所以想引用张劲夫叔叔80年代对我谈话的录音的内容，作为文章的结语。同时，我认为这应该更能反映父亲的战友们对他的评价。

　　张劲夫叔叔说：“我与彭康同志在抗战时期先后相处两年半时间。在安徽省工委，他是书记，我是常委；在鄂豫皖区党委，他是宣传部长，我是民运部长；在建设大学，他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他是主要领导，他比我们老，参加革命早。我们之间互相尊重，关系融洽。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他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在牢房里经过考验，受过艰苦环境的考验。他是很坚定的革命战士，从来没有任何消极情绪和作法，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为之奋斗，不断地学习，是位老布尔什维克；第二，他的理论修养基础好。’他原来是学哲学的，日文、德文都是不错的。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有很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参加实际工作，对理论的运用是结合实际的。他在根据地写的著作不多，但有很多讲话材料，事先不要很多准备，能很有条理地把问题阐述清楚，说明他的理论水平不简单；第三，团结同志，平易近人。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从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到的，和彭康同志相处都感到很愉快，这种愉快是在党的原则基础上，同志式的团结；是建立在共同信念的基础上，同志式的友谊。再就是彭康同志艰苦朴素的精神，他虽然在不同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都以共产主义战士的一般革命者风格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任何特殊化的地方。他的品德是很高尚的。尤其是他后来从事宣传工作、教育工作时间很长，这种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不仅以理服人，还要以德服人。这是教育工作和思想工作干部一个最重要的、必须具备条件。彭康同志就是这样的标准、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怀念他，尊敬他，要学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