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由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奉新四军军部之命，从鄂豫边区东进抗日。其第七、八、九团先期到达安徽省舒城、庐江、无为、巢湖一带，我们手枪团随后方机关进驻舒城县西南山区东、西港冲地区。全体指战员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和劣势装备，立即投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国的凯歌。这里记叙的仅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个片断。董老来到四支队

　　位于大别山东麓的舒城西南山区，五月时节，杜鹃染红了山坡沟壑，兰花悄悄送来阵阵清香。当我们手枪团和后方机关挺进到这块土地的时候，繁花似锦的弯曲山路上便响起了嘹亮的抗战歌声。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董必武同志偕同军委总参谋部聂鹤亭、边章伍等同志来到舒城，视察四支队。听到这一消息，高敬亭司令员派副官牵着马前往中梅河迎接董老一行。董老一到设在乌沙的司令部，就和高敬亭同志个别交谈。第二天，董老在支队军政委员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介绍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指示四支队积极做好迎击日军的准备。

　　听到董老来到四支队的喜讯，我和詹化雨团长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他的往处看望，受到董老的热情接待。望着他慈祥的面容，我脱口而出：“董老，我们手枪团全体指战员盼望您给我们作报告。”董老笑着说：“好啊，敬亭同志昨晚给我说了。同志们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红旗不倒，这就是很大的胜利。我明天上午去看看大家，高司令陪我一道去，传达党的指示，讲讲形势。”董老说着，还不时地捋捋胡须。

　　次日上午，手枪团的三百多名干部战士，整整齐齐地坐在屋子里等候董老的到来。我和詹化雨同志正准备去接，只见董老和高司令等已经向我们团部走来。当走在前面的董老出现在会场大门口的时候，我一声号令，全体指战员“唰”地起立，热烈鼓掌欢迎。董老快步进入会场，不断地招手，招呼大家坐下。我把坐在前面的各分队负责同志一一向董老作了介绍。接着，董老作报告，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讲起，谈到我们党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分析全国抗战形势，阐明我们党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并谆谆告诫我们，要发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传统，抗战到底，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他那亲切和蔼的长者风度，循循善诱的教导，深邃明澈的分析，使我们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新四军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

　　新四军四支队进驻舒城以后，我们手枪团根据支队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立即深入周围的山乡集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舒城县西南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我们深入到陈子河、东港冲、程河道、中梅河、晓天等地，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召开各种座谈会，向群众宣布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来这里打日本鬼子的。群众听说我们新四军四支队就是红二十八军的队伍，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许多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我们就即席发表抗日救国的演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有枪的出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凡是愿意抗日的，一律欢迎。我们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

　　我们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起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还建立起游击队、巡逻队。他们有的操起川军杨森部队撤退时遗弃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一时没有武器的，就自制大刀长矛。

　　在西港冲华家湾，有个叫华俊程的士绅，虽然年龄只有三十开外，可他能识字看书，知道国内一些大事，在这一带颇有威望。手枪团随司令部从乌沙移到西港冲时，他主动邀请我们住在他的家里。当决定手枪团团部设在他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又是腾住处，又是打扫房间。开始，我还认为他出身士绅，只是慑于新四军的威望和抗战形势才请我们住在他家里。有一次我和他谈心，心想同他好好谈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谁知我刚打开话匣，他便激动地说：“抗日保家，人人有责，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队伍?”这一出乎意外的提问，使我感到很惊讶。“你还有老婆孩子，一家人靠你一人生活，你就不要出来了。”我这一说，他大概真的生气了，脸涨得通红，说：“不，与其坐家待亡，不如起而抗战，我们要拿起枪杆子出去打鬼子。”我被他的话感动了，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

　　更可贵的是，他以后果然不食言，毅然甩掉长衫，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处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常常忙到深夜才回来。在他的带动下，东、西港冲一带有五六十人报名参加新四军。不仅有青年，而且还有结过婚的中年人。以后，他又协助我们做抗日宣传工作，陆续又有一百多名青年要求参军。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舒城和周围地区报名参加新四军的达四百多人。这时，我向高敬亭同志汇报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工作的情况，得到他的赞扬。他对国民党政府卡我们脖子，不给经费，不发装备，限制兵员编制的做法甚感焦虑和不满，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但却安慰我说：“不要紧，蒋介石不是说了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们就利用他说的话，去动员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地方上的豪富捐献，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高司令又说，要尽快把要求参军的人组织起来，番号可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

　　听了高司令的话，我心头豁亮了，立即发动群众，开始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1938年11月正式成立，共四个连，每连百余人，纵队长梁从学，我任政委，移驻程河道训练。

　　眼见冬天来了，阵阵冷风，吹秃了树，吹秃了山，可我们四百多新战士的冬季服装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新战士看到老战士有钢枪，心里非常羡慕，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发给枪。可是，这么多人的衣服、枪支到哪里能一下子弄到呢?我们几位负责同志都焦急万分。这时，高司令过去说的话又启示了我们，想法让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地方上的豪富捐献。

　　于是，我就手持一张名片，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到中梅河、晓天等地，上到国民党县政府，下到联保主任、地方富户，动员他们募捐。我们一面向他们宣传，说蒋委员长提出要“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守土抗战，人人有责，如果不付诸实际行动，就是违反蒋委员长的训令；一面拿出日本鬼子残杀我国人民的照片给他们看，揭露日寇侵略罪行，以启发他们同仇敌忾的良知。经过这样宣传动员，从各地很快募集了一批经费和物资，解决了纵队的日常费用和冬季服装问题。但是枪支弹药仍较困难，高司令让支队后勤部从库存的枪支中解决了一部分，不足的要我们上前线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取。

　　第二年3月，纵队扩大到六百多人，不仅着装整齐，而且大多已配备了武器。接着，奉高司令的命令，我纵队开赴淮南铁路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我纵队活动的寿县境内有个周家圩子，主事姓周，自称少帅，拥有不少武器。据说他的祖先在明代时曾守卫过台湾，我们决定向他开展抗日宣传，动员他出来抗战。于是，我们把部队开到周家圩附近，由我进圩子拜见少帅。周少帅倒很客气，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寒喧过后，我先说了一番守土抗战，人人有责，没有国哪有家的抗日道理，接着联系他的家世，鼓励他抗日，说道，少帅的一先祖曾驻守台湾，实在可敬。今日国难当头，少帅当继承先祖爱国精神，支援抗日军队。他先是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接着激动起来，说：“日本人来了，我们圩子也守不住，当汉奸卖国贼是没有出路的。”他执意留我们部队在他家住了一个礼拜，管吃管喝，部队I临走时他还拿出2挺轻机枪、30支步枪、上万发子弹和一些手榴弹给我们。

　　我们在寿县活动期间，还同爱国进步人士郑抱真领导的原安徽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取得联系。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两支部队进行合编，仍为新四军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共1400人。四支队任命郑抱真为纵队长，梁从学任副纵队长，我仍为政委。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驰骋淮南，打击日伪。后来，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命令，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十四团，另将原纵队第一大队编为四支队司令部特务营，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屡建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