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是枪炮交战以外的另一条战线，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把瓦解敌军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他把“依靠我军的作战”和“依靠敌军的瓦解”，归结成为对日军作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1938年7月，瓦解敌军工作起步于八路军。在华中、淮南地区，敌军工作也是先从军队开始的。新四军政治部于1938年7月颁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后，于翌年2月，对敌军工作又提出了宣传、侦察和争取瓦解等任务和要求。为加强敌军工作，军政治部设立了敌工部，部长由早年留学日本的林植夫担任。各支队设立了敌工科。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组成七个师。1942年春，军政治部敌工部长为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部里工作人员，大都在延安敌军工作训练班学习过。各师均设立了敌工部。当时军政治部的组织部设有调查统计科，主要任务是内部锄奸，对外也做敌军工作，向敌人内部派遣情报人员，了解和掌握敌情，打击敌人，保护自己。这与敌工部的任务是一致的，因此，工作有点交叉，遇事相互配合，交流情况，共同对敌。皖南事变后，军调查统计科改为锄奸部，各师也都相应建立了锄奸部，仍然担负对内锄奸、对外侦察的任务。在敌伪军工作上，仍然与敌工部相互配合，一致对敌。在淮南路西抗日根据地，还要与经常找我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周旋，开展侦察、情报工作和争取分化工作。从而，拓宽了斗争领域，丰富和发展了敌伪军工作的内涵。

　　二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先后由陈雨田、王新成、邵清荣、胡成放、崔济民等同志担任。在二师敌工部工作的还有在延安敌工训练班学习过的王均等同志。二师各旅均设立了敌工科。三年多来，二师敌工部和各旅敌工科，按照军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在军内和地方锄奸保卫部门密切配合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敌伪军工作。

　　为协同军队和地方敌军工作，加强敌军工作领导，1943年初，驻在淮南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实行精兵简政和一元化领导，华中局敌工部部长，由新四军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兼任。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敌工部改为敌军工作委员会，也由刘贯一兼主任，副主任王新成、余纪一、陈雨田。各县也相应地建立了敌工部，对外称联络部，主要开展对日伪军的情报、联络工作。同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江苏省委改为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晓，副部长刘长胜。主要任务是领导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江苏的地下党工作，重点在沪宁线上的大中城市。1945年4月，淮南区党委也成立了城工部，部长张登，副部长陈雨田。工作重心放在汪伪首都南京。围绕夺取南京这个总目标，继续运用派进去拉出来的各种关系，利用各种力量，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深入地对敌军开展侦察情报工作和对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由对下层官兵策反逐步转向对中上层军官的策反，由策反单个反正到策反众多人反正，乃至成建制的伪军反正。

　　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淮南区党委和二师师部，对敌军工作都非常重视，根据中央和军委总政治部的部署，多次下达指示，确定工作方针、政策，并根据抗战形势和不同阶段的战略任务，提出敌军工作要求。当日军侵占华北向华中地区大举进攻，新四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时，敌军工作在“以消灭与争取同时并进”的方针指导下，只能对气焰嚣张的日军士兵开展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我军自卫抗战的正义性以及优待俘虏政策的宣传，促进日军士兵乃至下级军官思乡厌战情绪，削弱日军战斗力。1941年冬，日本进攻英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华中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敌后抗战由相持即将转入反攻阶段时，敌军工作重点逐步向伪军转移，强调利用亲朋、师生和青洪帮等各种关系，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等各种手段，深入伪军、伪组织，建立秘密关系，长期潜伏，暗中联络。这时的日军士兵包括下级士官，不像侵华战争初期在战场上以死相拚，被俘后绝食相抗，而是被俘后与我友好，为我工作，还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有组织地开展敌军工作。当日本人反战同盟工作有了一定基础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44年6月1日决定，日军工作在敌工部指导、协助下，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去进行，敌军工作部门集中力量开展伪军工作。日本宣布投降后，军队和地方，在传达贯彻和大力宣传新四军政治部颁布的关于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自新条例及调查惩办汉奸办法草案的基础上，强调对伪军的策反工作由下层逐步向中上层发展，由策反小股伪军反正到策反大股、成建制的伪军投诚反正。这一时期的伪军工作，突飞猛进，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

　　淮南的敌军工作和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敌军工作一样，都是从优待俘虏，晓谕俘虏政策，利用开展战地喊话、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唱日语反战歌曲、编印日文刊物等各种形式，对日军开展宣传，促其大批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思乡厌战怠战情绪，以动摇军心，瓦解斗志，削弱日军战斗力，逐步发展到加强对敌伪军侦察情报工作，开展对伪军汉奸争取、分化、瓦解和策反工作，秘密联络，建立两面派政权，针对不同对象，有打有拉，打拉结合，区别对待，促使分化，使伪军、汉奸“身在曹营心在汉”，由敌对——中立——为我所用，通消息，送情报，做内应，购买枪支弹药、物资用品，掩护部队、干部通过封锁线，躲过敌人追捕，营救被捕干部、群众，直到被我策反倒戈反正。

　　敌军工作，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斗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也随之变化。皖南事变前，主要强调“以消灭与争取同时并进”的方针，皖南事变后，淮南路东路西部队处于日、伪、顽夹击之下，部队游击活动频繁，经常转移，因此，对敌伪军工作要求暂时不搞策反，强调长期隐蔽，暗中联络，待机行事。1941年秋，湖西工委恢复后，对敌伪军工作很有成绩，有一次，汪伪“和平军”一个团，派人和我们联系，要求把部队拉过来参加抗日。湖西工委及时向淮南军区汇报，军区领导根据当时斗争形势，认为目前不宜反正，决定暗中联系，为我工作，等待时机。1941年8月1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刘少奇，对伪军政策作了如下指示：一、对待伪军应采取德威兼施的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都是不利的；二、伪军中存在两面派，要承认他，控制他，使他们不要完全倒到敌人一边来反对我们；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和社会出身，原则上一律不杀，不取保，也不要他们发誓说以后不当伪军，但可要他们发誓以后不真正帮助日本人。8月24日，华中局在“反清乡”指示中及时贯彻了毛泽东这个电示的精神，强调要特别注意伪军工作利用敌伪矛盾，策动反正，“制造”两面派。到了1945年，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6月1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再次发出《关于伪军伪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军队敌工部门，不放松任何机会与可能，努力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强调工作重心应放在争取大股伪军与带战略性地区的伪军上面。中央和华中局的这些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对伪军的政策，这对推动华中、淮南根据地敌伪军工作迅速而深入地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淮南抗战期间的敌伪军工作，从部队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专门机构从事到发动群众参与，逐步开展，逐步深入，逐步健全，逐步发展，做了大量工作。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取得的效果是卓著的，积累的经验是丰富的。特别是面临侵华日军总部所在地、汪伪政权首都南京，敌我双方都在运用藏而不露的隐蔽手段悄然进攻对方，这就构成了淮南地区敌军工作的尖锐性、复杂性、艰巨性。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确定津浦铁路为重点，组织专门武装力量，重拳出击；利用青洪帮形式，笼络三教九流，向伪军、伪组织渗透，构成了淮南敌军工作的鲜明特点。活动在敌人心脏的敌工、情报人员，在惊心动魄的特殊战线上取得的斗争成果，有的比公开战场所取得的战斗、战役的成果还巨大还辉煌，汪精卫的御林军伪三师三千多人反正，就是一例。有的是大炮轰不来、机枪打不来的，而敌工干部就能垂手而得。敌工干部策反汪伪首都空军军官驾机反正，就是佐证。昭示历史的两起策反伪军反正事件，是淮南众多伪军反正之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华中淮南地区敌伪军工作的卓越成绩和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伪三师的反正，为华中地区敌工部门策动伪军反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开创了策反大批伪军成建制反正的先河。这不仅给日伪军一个沉重打击，也震撼了日本天皇，它为淮南乃至华中地区抗日战争史册，增添了光辉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