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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故人 两件遗憾事萦绕心头

　　张铚秀老会长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一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他的突然辞世至今仍有两个遗憾深深埋藏在我心里。一个是去年八月中旬，我当时在外地休假，知道他的不幸离世消息迟了，未能赶回北京见他最后一面，送他最后一程，心里一直觉得是个遗憾；第二个遗憾是：我一直认为他身体很好，活到百岁没有问题。所以，曾几次想和他约个时间，就祖国的前途和未来，就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等话题与他好好叙谈叙谈，想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得到他的启发和指导。这件未了事竟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忆往昔 半世纪交往情谊绵长

　　我很早就知道并认识张铚秀同志。那是在1942年他和丁亚华同志结婚时。因为当时丁亚华同志是我在皖江地区无为联中学习和工作时的同学和战友。从丁亚华处我知道张老是一位老红军，从那时起我就从内心里对他有一种崇敬。他当时担任七师五十六团团长。后来，在鲁南和淮北前线，我在七师政治部组织部工作，他担任七师十九旅领导职务，我对他多了一些了解。一次，我到临沂七师后方留守处去办事，见到正在哺育孩儿的丁亚华同志在那里，我们两人非常高兴，谈起了她自己和张铚秀的身世等许多情形，我就这样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和张老不断有一些交往，但真正对他有些了解还是在解放之后。

　　我和张老直接接触是在1983—1984年，是他在昆明军区工作时，那时我在航空工业部工作。一次，我到贵州的航空工业部门进行考察调研。返京前，我专门绕道昆明去看望他和丁亚华同志。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张老和我有了第一次长谈。当他得知我是专门搞飞机设计制造的，就对我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有的师职领导在战斗中负了伤，却因未能得到迅速、及时的救治流血过多牺牲了，基层战斗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今后在我们的战场上，除了加强地面救护外，还能有空中运输救援直升机的大量出现，这将对降低人员伤亡、提高部队战斗力，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一起还谈到美国在二战时的伤亡比率就相当高，到朝鲜战争时有所下降，而在之后美国在越战中，以及后来其他战争中，随着新式武器装备的不断研发和使用，特别是在航空武器装备方面的迅速发展，战斗负伤的死亡比率大大降低。这些情况发人深思。和张老的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感到，要把航空装备迅速搞上去，这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迫切希望和要求。对于我们从事航空工业的人来说，肩负重任，责无旁贷。后来在昆明我又和张老有过几次深谈，我们从国家的未来发展谈到军队的长远建设，他的真知灼见使我茅塞顿开，他的坦诚相待使我倍感亲切，他的话语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老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他关心部下，体恤群众的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时上海有很多知识青年在云南插队。一位原新四军老同志带着他的女儿来到张老家探望。他的女儿正好就是在云南插队的知青。她向张老反映插队青年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存在的一些困难，张老十分耐心地倾听了她的意见。后来他由此及彼，亲自过问上海知识青年在云南的情况，并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这种对年轻一代的关爱和呵护，这种深厚的革命情谊令人十分感动。

　　为伟业 创建研究会不辞辛劳

　　要说和张老接触最多的还是在北京。最难忘的是1997年，我和原七师的一些新四军老战士和二代到张老家去商量成立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那些热闹而温馨的日子。那时他已80高龄，但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为了宣传新四军，为了弘扬“铁军精神”，为了国家的千秋大业，走到了一起。我也记不得在他家里聚集过几次了。那时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群策群力、献言献策，一起商量着成立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事，他的家里热闹非凡。但他兴致盎然。后来，其他师的一些老同志也纷纷去他家找他商榷成立新四军研究会的事。终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成立了，各个分会也相继成立了。在大家的拥戴下，张老众望所归地担负起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会长，他勇挑重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们七师分会建议他兼任我们七师分会的会长。他也没有推托、欣然接受。他的“走马上任”，使得很多要办的事情变得顺畅起来，工作进展迅速。那时我负责七师分会的一些具体工作，有了他的支持和领导，我心里很是踏实、工作起来欢快有力。记得每次我向他汇报工作，他都细心听取，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他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与总会、与各分会之间搞好团结，要谦虚谨慎，不能因为他兼了七师分会的会长，七师分会就特殊一些，他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使我们获益匪浅。

　　张铚秀老会长还一再要求我们努力学习，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对新四军的研究本身就是个学习的过程，不学习怎么能了解，不了解怎么去研究。他为我们新四军研究会制定的办会宗旨就是学习、研究、宣传。平心而论，以前我对新四军的历史知之甚少，真正了解还就是在新四军研究会工作的这些年里，通过不间断地学习、研究才真正对新四军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对新四军这支英勇善战的抗日武装力量及其光荣传统，生发出从感性认识升华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

　　张会长还反复告诫我们：我们新四军研究会的一切工作在政治上要跟上党中央。这个大原则、大方向决不能动摇。因为他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参加过许多重大的活动，他对中央的精神领会得早，吃得透彻，有他为我们掌舵，我们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所以，我们的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与他密不可分。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会长、好领导而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

　　抓大事 关键问题上彰显水平

　　回溯张会长领导我办的件件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2001年是皖南事变六十周年。在皖南举行了较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张会长应邀前往，鲁冰同志和我全程随同。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在频繁的活动中，我目睹了他的风采。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接待各方人士，不论是老革命、老红军，还是烈士遗属或后代；不论是省市一级领导，还是平民百姓，他都坦诚相待。他的平易近人，他的热情周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安徽的一周活动中，我们一路学习，一路宣传，拜谒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和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寻访茂林战场旧址，参观了遐迩闻名的宣纸生产厂。我们兴致盎然地听取各级领导介绍的情况，耳闻目睹了皖南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内心充满了喜悦。

　　重大问题紧抓不放。1998年至2000年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时中宣部公布了全国首批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发现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不在其中，觉得这事可能是个失误，是个欠缺。但这事又非同小可，便立即去找张铚秀老，还有周新武、张伟烈同志一起商议此事。随即着手起草，我们四人联名写报告信向中宣部反映此事。还把抄件送达当时主管宣传的胡锦涛同志，后来，中宣部宣教局几次向我们传达胡锦涛同志和丁关根同志的批示，并一再讲明将在第二批名单中予以公布。2000年9月27日，在张会长的指示下，我们还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名义正式发函给中宣部刘云山副部长敦促此事。最后，这件事终于办成了。在全国第二批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单中，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和皖南事变烈士陵园被列在了首位。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张会长领导下办成的一件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对皖南事变牺牲了的先烈们的最好的纪念与安慰，是对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刻牢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最现实而生动的教育。

　　民主协商与当机立断。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在我们研究会准备筹拍《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等两部电视片时，资金十分匮乏。我当时跟外界有一些来往，恰逢慈善家协会的一位慈善家慷慨允诺可以赞助我们200万元资金，这对我们可是雪中送炭的好事。对于接受这么大的一笔款项，为了稳妥起见，我专门去请教张铚秀会长。他还同意找秘书长鲁冰同志和朱介元同志一起商量研究究竟该怎么办。后来，我们四人在张老家接见了这位慈善家协会的人。在详细地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张老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同意接受这笔捐款。从这件事的处理上，我又一次深深体悟到张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在处理关键问题时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充分协商着办事。他的这些优良作风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关心支持大飞机的研发。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创建初期前前后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正在为我国需要尽快研制大飞机而奔波劳碌，想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再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对这件事，我曾在口头上向张铚秀同志汇报过，对此，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联想起当年我们在昆明的那几次谈话，我感到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关心我国航空装备的研制与开发，关心我军现代化的速度与进程。他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还说过，胡溪涛现在正在花一些力气，建议国家要发展大飞机呢。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令我倍感亲切，觉得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慰藉与鼓励。

　　学榜样 毕生创辉煌勇往直前

　　纵观张铚秀老会长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锻炼成长起来的。在军事上，他经历过无数次艰险的战斗，他从担任最基层的领导直到方面军指挥员，我党所领导的各个时期革命战争他都参加了，他还指挥了最后一次的边境自卫还击战。在政治上，他经受住了考验。他曾在最困难时期出任过几个省委的主要领导，亲身经历并妥善处理了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总之，他是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他始终坚持学习，勤奋工作，不断进取，无私奉献。他对党无比忠贞，对人民无限热爱，对革命事业殚精竭虑、奋斗终生。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要继承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把我们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决不辜负老会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更好地传承“铁军精神”，弘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不懈地努力，永远向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