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他仍在我们的身边。父亲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我们永远的思念和学习的榜样。

　　坚定信念 立志革命

　　父亲1928年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中心——永新参加革命，在大哥张成秀的带领下参加了家乡的农民暴动，成为暴动队的小号手。1933年参加红军，随六军团长征北上，1934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从他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直到1985年从自卫还击轮战的指挥岗位上退下来，成为指挥打仗持续时间最长的开国将军之一。在他长达80年的革命生涯里，始终无私无畏坚信共产主义信念，顾全大局服从党的领导，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革命工作；一生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胸怀坦荡，淡泊名利；始终不忘共产党，不忘人民群众，不忘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忘为中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不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从放牛娃到省委书记，从小号手到大军区司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坚定的革命信念，给他一生带来无穷的精神动力，铸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皖南事变是父亲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向苏南转移，开赴抗日前线，部队行进到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7个师8万多兵力突然袭击和残酷围剿。父亲作为新1团团长，率部掩护军部突围，与敌激战了八天八夜，边战斗边突围。突围中，给养完全中断，只能靠摘野菜和有限的粮食充饥。但是他带领部队凭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为解放祖国和人民而勇于献身的精神，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为敌人所压倒的决心和对胜利的信念，始终是鼓舞他们的巨大力量。历经艰辛和曲折，父亲带领200多人终于回到了皖中根据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凭借他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父亲一生始终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在“文革”期间，68军驻地徐海地区成为“文革”中内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父亲作为徐海地区军管会负责人，排除各种干扰，不顾个人安危和身体有病，坚决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亲自到对立两派的群众中去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化解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当时有群众组织把父亲抓到大卡车上坐“喷气式飞机”游街，逼父亲给他们发枪。父亲始终坚持中央的精神，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群众，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折不扣地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做好两派群众的大联合工作，充分印证了父亲信念的坚定和意志的坚强，为徐海地区形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受到周总理和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好评。

　　治军严格 做事严谨

　　作为一名部队领导，父亲治军严格、做事严谨是出了名的。1949年5月27日，父亲时任27军80师师长，率部进入上海，重点警备南京路和外滩，对重要机关、银行、商店、仓库和外国驻沪机构实施保护。父亲坚决贯彻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完整地保全上海”的指示，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守则”，不入民宅、秋毫不犯。从师长、政委到每一个士兵，每天晚上都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或靠墙而眠。人民解放军露宿南京路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霎时成为特大新闻。一天拂晓，父亲同警卫员碰到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他问父亲：“您是负责南京路区域防务的军官吧?”父亲问老人家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老人笑着连声说无事，只是专门来查看解放军露宿南京路是否属实。见到事情果真如此，老人很感动，脱口而出：“仁义之师必胜，得人心者必胜!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由于长期带兵打仗，在父亲的观念里，每一个细节上的疏忽，都可能付出更多的鲜血，失去更多的生命，甚至影响战争的成败。他在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下决心前，必须将敌情搞得清清楚楚，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下决心后，不论作战中会出现多么复杂的情况，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他都能灵活处置，揪住敌人狠狠地打，取得作战的胜利。在和平时期，他对部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军人，父亲深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部队才能出战斗力。所以他每一次下基层，检查部队训练时，对每个战士的着装、背包、武器都认真检查，看看是否符合条令的要求。1964年全军开展“大比武”活动，父亲亲自到连队蹲点，抓大比武、大练兵。他要求所属部队不仅比武项目冒尖，而且要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坚持党性 廉洁自律

　　经历了长时期革命熔炉的锻炼，父亲和他那个时代许多老同志一样有着极强的党性，他们不仅把严守党纪、大公无私、廉洁自律当做一种操守，还把它们养成一种习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父亲养成了不管钱、不摸钱的习惯，经常是他出差时母亲在他衣兜里放多少钱，回来时还是多少钱。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从来不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在父亲的观念里，共产党人应该时刻想到人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决不能把人民群众赋予的职责，作为谋取特殊享受的权力，更不能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常对我们讲，“职务退休了，但党员不能退休，作风不能退休”。离休后，父亲经常受邀出席各种重大活动，时常受到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接见。领导们都很关心他的生活，常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但父亲一次也没有为自己或家人向领导开口，反而经常帮助老同志或遗属反映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父亲一生调动频繁，但每一次都是人走家搬从不带人，到哪里随从都由新单位调配，做到了不恋栈、不恋旧。1985年面对昆明军区撤销，他作为对云贵部队有特殊感情，对云贵人民有特殊感情的军区司令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命令，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昆明军区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出“三不”的要求：不伸手、不干扰、不麻烦。彰显了一个老兵的革命情怀。两大军区顺利合并，父亲做到了不恋权。这些行为，对父亲来说是很正常的举动，也是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严于律己的习惯做法而已。

　　相信群众 心系老区

　　父亲一生，凡在他任职过的地方，都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留下了好口碑。父亲生前交友广泛，每任职一地，他总是喜欢走访各阶层人士。只要政治和军事上需要，只要条件允许，他都愿意与之交往，或者来者不拒。由于态度温和诚恳，言必有信，深受各阶层朋友的敬重。这为他搞好工作，赢得了许多有利条件。由于长期在出生入死的战火中考验，他深深地懂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他经常提醒部下，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也时常告诫我，领导干部应当是群众中的一员，不能成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老爷。群众是大海，领导者只是沧海一粟。要摆正和群众的位置，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只有做群众的知心朋友，群众才会信任你，才能取得真正的领导权。如果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官气十足，凭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办事，那就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还会使干群关系紧张起来。这种领导者看起来威风凛凛，使人望而生畏，实际上是虚弱无能、无所作为，最终必将成为被群众唾弃的孤家寡人。离休后，父亲没有忘记革命老区，也没有忘记联系人民群众。他常讲，“革命老区在过去战争年代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过巨大贡献，现在富裕了不能忘记他们。”他经常到革命老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搞调研，宣传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与这些地方的领导和人民群众一起分析研究发展中的问题，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在中顾委工作期间，先后向中央提交各种建设性书面建议10多件，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尊重。他利用老区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先后帮助解决了“安徽泾县列为国家扶贫攻坚县”和“安徽无为县老区县”等问题。

　　办事公道 待人宽厚

　　父亲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办事公道、与人为善、待人宽厚。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任云南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期间，严格掌握政策，区分各种矛盾，审慎处理各种问题，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干部政策。他一碗水端平，坚持政策原则使一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选拔任用了一批德才兼优的年轻干部。同时，对一般过错的人员不予追究，给予很多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他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全省各级干部群众的赞许。尤其那些在文革期间分不清是非黑白、误入歧途，而犯下一些过错的人对父亲很是感激。

　　父亲对名利得失看得很轻。他经常感慨，“自己一个出身贫苦的穷娃子，因吃不饱穿不暖，才出来闹革命，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了，没想到自己能够一直活下来，看到了革命的最后胜利，看到这么好的时代。”正是这种心态，父亲一生面对挫折困难，总是很从容淡定，从不患得患失。父亲一生战功卓着，人生经历也是曲折跌宕，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在乎他的功名利禄，只在乎他的一言一行是否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1996年，已年过80岁高龄的他，牵头将在京的新四军老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并被推选为第一、二届会长，用满腔热血为研究会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为弘扬伟大的铁军精神、传播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伉俪情深 教子有方

　　母亲丁亚华生于1921年，安徽庐江人，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重孙女。1942年，在皖江血与火的战场上，母亲与父亲结为伴侣，此后，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67个春秋。母亲是一位对革命倾满热血的女性，她一直在父亲身后，默默支持父亲的事业，无论父亲身处逆境还是顺境，母亲永远是父亲最坚强的后盾。退下来之前，父亲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母亲为子女的成长付出了很多辛劳，但母亲从来没有抱怨父亲。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没有争吵过。母亲给了父亲一个温暖宁静的家，按父亲的话说，他有一个持续长久可依赖的大后方。

　　父亲和母亲一共养育了八个子女。在子女的教育和发展上，父亲只在人生的大方向上加以引导，至于要走什么路、怎么走，一概不过问。他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该走什么路，自己会走。八个子女，都在他的影响下，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参军的道路。在边境自卫还击战中，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上了前线，并且都立了三等功。在奔赴前线之前，我去向父亲辞行，临别时父亲只和我说了一句：“你自己当心就行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却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切和自豪。

　　我和弟弟妹妹们参军后，父亲对我们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发展从不插手干涉，只告诉我们要依靠组织、相信组织，严禁我们利用他的影响力和私人关系谋取私利。我们也深知父亲的秉性，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过问我的工作，是在我从总参军务部调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当时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和你爷爷都在云南生活和工作过，对那片红土地有特殊的感情。你这次回到云南，要好好工作，放下大机关的架子，虚心向那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学习。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要和班子成员搞好团结，你们能在一起共事是缘分，一定要珍惜!当将军了，更要谦虚谨慎，保持普通一兵本色!”

　　父亲对孙辈很慈祥和蔼，但从不溺爱，无论孙子、外孙一视同仁，一样要求他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工作要兢兢业业，敢闯敢干。1995年，我儿子张磊大学毕业后，他想自己出来创业。当时我和妻子都极力反对。这时，父亲站出来支持孙子，他说碰到这样的好时代，年轻人就该出去闯一闯，花盆栽不出万年松，不要一味求稳怕变，失败了也没什么，趁年轻一切都可从头再来。如今看着儿子事业小有所成，我和妻子都叹服父亲当年的眼界。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万贯家产，但他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和无比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的革命情操；他胸怀全局，坚定地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的大局意识；他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并将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