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都设在盐城。华中局书记兼军政委刘少奇同志和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都很重视理论学习。在敌后扫荡频繁的盐阜（盐城与阜宁）地区开创了华中第一个高级党校。刘少奇同志认为中国党每次失败都是由于领导上理论修养不够，指导思想犯了严重错误所致，所以立足甫定，物质条件还极为困难，就开办了党校，培训党的高级干部，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由他自己任校长，任命彭康同志为副校长，温仰春同志为总支书记。孙冶方同志到达军部后，改名宋亮，刘少奇同志亲自接见了他，先留他在华中局任教育科长，不久就派他到党校去教列宁主义并兼党校的教育科长。华中局的负责同志这样信任他，一去就让他担任了这样重要的职务，使他很感动。当时在党校教课的，还有吕振羽、冯定、陈一诚同志。冶方同志备课很认真，他乘此机会重新学习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编出了讲稿，但他也遇到不少困难，主要是不了解军队干部的水平与特点，不了解根据地的情况，要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因而讲课就不能不显得抽象了一些，所以学员们反映不大听得懂，同时言语上也有一定的困难，这使他很苦恼。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真正问题在于许多学员并不很明确学习理论的重要性，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相当严重。他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同志，向他请教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关于他写信给刘少奇同志时的一些想法，1980年他在《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一文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我到党校工作不久，当讲到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正确态度问题时，联想到1925年我初到莫斯科学习时的情况。当时中国学生中党支部的领导人任卓宣（即后来成为叛徒的叶青）反对我们在课外时间学理论、学俄文。天天晚上都开生活检讨会，把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作工作汇报的中心内容，而且无限上纲，进行批判。谁要是在课外读讲义或马列原著，就被扣上学院派的帽子。我怀疑这种偏向不是任卓宣个人的独创，而是代表当时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普遍现象。由于没有把握，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了一封信给少奇同志，向他请教。”刘少奇同志立即回了他一封长信，这就是有名的《答宋亮同志》（见《刘少奇选集》）。少奇同志完全同意冶方同志的意见，并且写出学习理论问题的意见，他说：“中国党理论修养不够，是一个极大的弱点。”“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完全的胜利。”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英明见解。此后，这封信在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中广泛地进行讨论、学习，收到很大的效果，人们逐渐懂得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1941年底日寇在盐城大扫荡，新四军军部迁到盐城与阜宁县之问的一个叫汪朱集的小村庄里，党校也随同迁往那里。1942年初，我也调到苏北根据地，到了那里不久，华中局又把我调到华中局的机关报《新华报》去担任总编辑，和冶方同志又分开了，好在报社离学校不远，策马而行，大约一小时即可到达。冶方同志有空就到报社来谈天，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他来找我只能请他喝一杯白开水，别无其他东西可以招待。更有趣的是，在报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华中局还办了一个接待敌占区来的文化人的招待所，这个地方我们叫它“文化村”，扬帆同志当时住在那里，因此我们又称他为“村长”。住在那里的文化人，记得还有范长江、阿英等人，冶方同志也常来这个地方聊聊，当时那里的气氛十分热闹。陈毅与彭康同志也常去下棋或闲谈。在敌后荒凉的农村，有这样一个地方休息娱乐真可以叫做“文化俱乐部”。后来盐阜区又不断遭到敌人的大扫荡，党校与报社都停办了，军部也撤退到津浦路东面的苏皖边区的淮南根据地。1943年4月，冶方同志调到路西地委任宣传部长，我去淮南区党委党校搞整风工作，于是我们又分别了。

　　冶方同志在路西地委宣传部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地委党训班的整风。当时延安的整风运动由康生主持，他把原来中央决定的改造思想、自我教育的整风运动，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改变成为骇人听闻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即抓特务、叛徒运动），实际上就是肃反运动，名为审查干部，实际上又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清党”运动。目的不是救人，而是整人。这个“抢救运动”的歪风也吹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冶方同志的所谓“政治问题”排上了议事日程，因此，一方面要他“领导整风”，一方面又不许他看文件和档案材料，不许参加必要的党的会议。在这样不正常的气氛中弄得人心惶惶，整风工作搞不下去了；但冶方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还是对地委主要领导人提出了批评。他说：“领导上忽视思想领导，偏重组织审查，领导作风不民主，整风神秘化，使用干部不当，只相信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对知识分子普遍不信任，这是不对的。”当然他的意见决不会被采纳，相反，更加引起了对他的不信任与猜忌。7月问，他就只好离开地委到华中局党校去参加整风，要求审查。我当时在淮南区党委，气氛也是不正常的，也只好请求参加整风，去接受审查，又不期而遇冶方同志于华中局党校。我们又弦歌一堂，开始了我们生命史上新的重要的一页。

　　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我与冶方同志在华中局党校一起参加整风，度过了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段时期。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对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党校设在安徽天长县新铺镇上。这个小镇只有一条长街，几十户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店铺，可能过去有过，已经毁于炮火了。我们的党校也是什么设备也没有，连课室也没有，只利用一座破庙作为大课堂，开会、上课都集中在那里；有时因为人多，只好在露天召开大会或者演戏。我们大家一律穿军衣，老百姓不知道这是一个学校。我们住在农民的小屋里，或者住在临时搭起来的草棚里，只能算是聊避风雨而已。这个地方是劫后的荒村野舍，在这样的地方集中了数百个党政军的重要干部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整风，对于以后解放全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党校当时共分三个队，第三队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与冶方同志都在三队学习，主要学二十二个整风文件，学习方法强调理论与实践联系，以整风文件作为镜子，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学员中凡有遗留的历史问题尚未作结论的，按照当时的要求，一一加以审查，作出明确的结论，所谓“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学习计划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联系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意识，掌握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划清同王明路线的界线。其次是进入审干阶段，把全部履历作详细的交代，由各小组分别讨论与研究，然后根据每个人的思想与历史问题，做出小结，并由学员自己写出自我鉴定，交给上级审查。这个自我鉴定共分九个项目，即：一、个人经历；二、思想发展过程；三、现在政治水平和掌握政策水平；四、思想方法；五、思想意识；六、工作与领导作风；七、组织纪律修养；八、对于历史上几个关节问题的说明；九、今后努力方向。最后是小组意见，党校审查委员会的结论。

　　以上这些检查项目是相当全面的，通过具体事实与分析，对每个人的历史与思想情况，基本上是能够查清楚的。冶方同志提出了几个历史问题的说明，要求审查，重新作出结论。第一个问题是：对莫斯科“中大”的清党委员会的“最后严重警告”结论，他认为很不公平，要求重新作出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第二个问题是：他于1931年在上海被捕过一次，并无任何叛变行为，要求做出结论；第三个问题是：从1931年5月被迫脱党后，他不断地找寻党的关系，因为王明的宗派主义作祟，不许他回到党内来，要求把他重新恢复党的关系之前的一段历史，算入党龄之内，以示并非自动脱党。

　　在华中局的领导下，华中党校的整风正确地贯彻了中央精神，冶方同志的问题，大部分获得解决。事实证明“中大”的“托嫌”是完全虚构的，他一贯与“托派”并无任何关系，因而原来结论取消。1931年被捕经过查无问题，有人证明，自然也获得解决。最后一个党龄问题，却因为当时缺乏证明，华中局未作肯定的恢复全部党龄的结论。这个问题一直拖到解放后，1958年6月才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审干复查中作出正式结论，恢复了他脱党时期的一段党龄，承认冶方同志这一时期并非主动脱党，党龄自1924年算起。

　　党校整风结束后，华中局按照冶方同志的志愿，分配他去做财经工作，先后曾任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货物管理局副局长、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办事处的副处长兼路西专署的财经处长，直到1946年大军北撤至山东时为止。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华中分局撤销，成立华东局，冶方同志调任华东局财经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等职直到全国解放。

　　1946年4月，党为了开展国民党区域的革命工作，派我到南京任市委书记，从此潜入地下，与冶方同志隔江相望，不通音讯，直到南京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