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3年春季的事了。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首脑机关移驻淮南路东黄花塘（原二师师部驻地）不久，二师社会部部长侯政接到上级指示，有位要员近日从敌占区过来，注意接待。侯部长告诉值班员：“打电话通知六合情报站，加强监视边区动态。”第二天，站长杨淑明电话报告：“早上八点多钟，从六合县城北门出来一伙日伪军，护送一个商人，向我竹镇集方向走来。后来不知去向。”下午，又接到边防哨所电话，说是有个大模大样的商人，要到军部见陈军长。带来的一只木箱上，还贴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封条呢!侯部长听完报告不禁笑起来，对大家说：“这是上任的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来了!”

　　潘汉年来到淮南不久，就遇上5月问敌后根据地开展的整风运动。饶漱石利用身兼三职的大权，竭力推行康生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左”倾政策，与陈毅军长作对。6月中旬饶漱石去二师驻地大刘郢，分别与罗炳辉、谭震林、周骏鸣、萧望东等领导同志谈话，借了解二师整风情况为名，收集陈毅军长材料；后又召开座谈会暗示大家把矛头指向陈毅，均未得逞。后又跑到半城四师驻地，向彭雪枫、邓子恢、张震等领导同志收集材料，也未捞到油水，扫兴而归。

　　淮南新四军中层干部进行大规模整风也是空前的。二师教导团集中三个干部队（连级以上）淮南党校集中一个地方干部队。大都住在以大刘郢为中心的附近村庄，分编班组集中学习。成立以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为首的整风领导核心小组全局掌握。我当时参加干部队第三班学习（红军干部胡明任小组长）。在错误的“抢救失足者”“左”倾政策高压下，一些同志被内定为“有问题的人”，层层过关，检查不被通过，放在大组会上批斗，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一队学员沈金荣（四旅作战参谋）被逼得走投无路，愤而自杀。

　　在上述情况下，潘汉年不得不隐瞒了赴南京与汪精卫晤见的重要情节，使他后来蒙上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