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5年，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包括江苏地区）的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到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成立了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又称敌占区工作部），历时三年，到1945年8月以后，成立中共上海局和地下党市委。

　　华中局城工部的三年，在领导上海地下党坚持敌占区斗争和保护干部、培训干部、审查干部、整顿组织、开辟新地区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进行最后决战，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了必要的准备。

　　1942年8月，刘长胜同志通知我，组织上调我到根据地去，要我把所属的党的组织关系都交出去，听候组织上派交通员送我去解放区。

　　我把柯执之同志的关系交给教育界的周克同志（原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柯原来在情委工作，帮我当秘书和交通，整理情报资料，并把下面的情报收上来，整理后经过江苏省委的交通联系，传递上去。她当时在吴耀宗先生的基督教青年协会里当秘书，职业掩护条件较好，我有时到她的办公地点去和她联系。另一部分搞情报的关系，我交给史永同志，由史永同志转出去，还有些关系则直接交给刘长胜同志，由他去转。

　　当时我在一家银行当职员，走了以后，家属要留下来，我的弟弟困斋同志也留下来坚持工作。我只能说是患了肺病，需要离开上海往外地休养，向银行告病假，否则暴露了我是到新四军去的，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安排就绪以后，刘长胜同志将交通员的关系约好交给我，并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把我调离的原因和到根据地后的工作任务告诉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完全被日伪所统治，环境险恶。日本统治者不允许有任何团体活动，不准有3人以上的任何集会。日本特务和宪兵机关千方百计要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他们秘密地开黑名单，把抗战初期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抗日积极分子作为逮捕对象。中央为了保护白区干部，培养和训练干部，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撤到根据地去工作，区委以上的负责干部都要撤退。省委所属的上海、南京各地党组织，则留下部分负责干部就地坚持，采取分散的、个别联系的办法进行活动。群众工作采取“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式，隐蔽在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党依靠群众，创造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冲破了敌人的各种限制与禁令，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建立了多种社会化的组织。勤学、勤业、交朋友的经验广泛运用，使我党能深入到各个产业、各个部门，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活动，党和群众更加紧密联系。刘长胜同志告诉我，刘宁一同志已在根据地，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随后都要去根据地，要我到了根据地，先在淮南区党委总联抗所在地（义庄）附近的交通站，做上海撤退同志的接待和审查工作，然后再到江苏省委的训练班集中。

　　1942年9月，我由交通员周晓华（现在上海市国防工办）和戚原（现在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同志护送去解放区。我接的关系是周晓华同志，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身强力壮，举止很持重。戚原同志没有和我打招呼，他是暗的交通。我们从北站乘火车到南京，然后渡江到浦口，乘津浦路火车北上，下午2时许，在嘉山车站下车。这是个小站，但也有日伪军检查行李和验看身份证。当时我打扮成商人，穿着短衣长裤，手里拿个包袱，里面有两套短衫裤，毛绒衫裤，一条被单，一些牙刷、牙膏之类的东西，还有几包香烟准备必要时“塞给”日伪军。我用的身份证是六合县的，是通过伪军关系弄来的假身份证。日伪军看看身份证，望望我的面孔，就放我走了。走出车站，周晓华同志指点我前进的方向，翻过一个山岗，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离开一段路，装着互不相识的样子，各自赶路。一路很顺利，当晚在嘉山县边区的蒋家营宿了一宵。第二天赶到涧溪镇，区长胡坦同志（现在安徽省合肥）和交通站洪流同志接待我们，怕我才到根据地，走长途有困难，给我找了一匹栗色的马。到古城过了一夜，次日，周晓华同志一直送我到义庄。那时晓华同志患疟疾，但没有告诉我，幸亏我骑的是匹老马，“阁笃阁笃”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慢，晓华同志还能紧紧跟上。

　　淮南区党委的交通站，在离汊涧附近十五里的义庄，离区党委机关所在地很近。交通站由杨秉超同志负责，上海的交通联络点也设在这里。我到的时候，石榴同志（即石志昂同志，解放初期曾随周总理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在香港飞机上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牺牲）已先在。他负责接待事务，我负责干部审查。田辛同志于10月也来根据地，负责交通。

　　我们的交通联络点，在区党委交通站里占一间房子，草屋泥地，里面有两个炕床，上面铺草。我和石榴同志各睡一床，上海的同志来了，我们就让给新来的同志睡，我们铺一点草，睡在泥地上。但是许多新来的同志一定要我们睡在床上，他们自己睡地上。记得有一次来了两位女同志：吴涤苍和陈永箴同志，她们嘻嘻哈哈，高兴得不得了，硬是要睡在地下。因为我和石榴同志是先到的，学会了一些抗日歌曲，来的同志都要我们教歌。淮南根据地是新四军二师驻地，一部分在津浦路西，一部分在路东。当时就学唱《路东人民之歌》，还有《新四军军歌》。物质条件很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昂，同志之间团结友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亲如家人。到了根据地，的确像到了娘家一样，特别是石榴同志负责接待工作，积极热情，和蔼可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在交通联络站，大约有两个多月时间，前后接待和审查干部百余人，大部分是区以上干部，经过了解，报告江苏省委领导（开始是刘宁一同志，以后是刘长胜同志）批准后，送到江苏省委举办训练班的地方顾家圩子。送往训练班是由交通员带的，我有时也带，如杨佩景同志（她长得矮而胖，当时大家称她“小皮球”）和季梅先同志两人就是我送到顾家圩子的。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因为在上海已经暴露，回去比较困难，就介绍给淮南区党委分配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和少数非党积极分子，就在当地分配工作。区党委和二师都很欢迎从上海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是工人，有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根据地工作中所迫切需要的。我们在淮南，得到区党委刘顺元、李世农同志和行政公署方毅、汪道涵等同志的很多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输送干部和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可是也有个别负责人，自以为很革命，对青年知识分子采取嘲笑讥讽的态度。例如我们有时在晚上也参加地方的游击活动，有一位青年女同志夜行军时在路上摔到水沟里，他不但不热情帮助，反而经常以此作为笑料。到1943年，这位负责人自己却害怕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偷偷地逃跑了。

　　1942年10月，刘长胜同志由戚原和舒忻两位交通员护送来根据地。他的行李较多，用一头骡子驮着，有一条棕色的毛毯，一件藏青色皮大衣。11月，刘晓、王尧山（现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征委会主任）、赵先和张本（大家叫她丁小姐），还有潘汉年、何荦由仪征进来。据说他们是从镇江渡江到仪征边区的，在镇江住了一夜，他们行李很多，由两头牲口驮着，装束打扮也很受根据地人们注目。他们在淮南区党委住了一宿，我去看了他们。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去顾家圩子，潘汉年则去黄花塘新四军军部。

　　12月，从上海撤退到根据地的区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已运送完了。我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到顾家圩子集中，设在总联抗的交通联络站就告结束，田辛同志仍负责交通工作，石志昂同志由江苏省委决定派去顾家圩子学习，后到新四军二师师部工作，1943年初又重新派回敌占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