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等国成为交战国。就在这天，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从此，上海的政治形势日益险恶。

　　为了贯彻执行党在敌占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租界的情况，决定将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去，以确保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安全，并可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相持阶段这一时机，总结工作，培训干部，同时配合抗日武装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对敌占区地下斗争的领导，以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

　　抗日战争时期，忠诚的地下交通员队伍战斗在大江南北、运河两岸、津浦路侧、沪宁线上，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上海地下党组织之间，出色地完成联系任务的“地下交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支地下交通队伍在江苏省委和华中局城工部的直接领导下，从1942年8月至该年年底，护送了大批干部从上海到达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以后，又作为江苏省委、华中局城工部对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的纽带，及时完成了递送党的指示和文件，传达华中局城工部对上海党组织的指示，护送党的领导干部来往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等任务，成为华中局加强对敌占大城市领导的重要手段。“地下交通”是敌伪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地下交通员”是党的忠诚、勇敢、机智的革命战士。

　　1941年底江苏省委决定，除省委领导干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外，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领导骨干也同时进入根据地，以便集中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工作经验，整顿思想作风，提高领导水平，更好地领导上海的地下斗争。为了胜利地完成省委领导机关及大批干部转移至根据地的任务，决定由省委组织部负责，并由钱柏荪、田辛等同志组成“动员委员会”，具体准备开辟进入根据地的交通线和挑选、调集地下交通员等工作。

　　1942年春，组织上派田辛同志前往苏北盐阜区与中共中央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进行联系和请示。鉴于华中局及军部即将迁往津浦路东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即当时新四军二师驻地），于是省委决定将转移的目的地定为淮南地区。

　　省委领导机关的转移是从1942年8月开始的，当时首批担任地下交通工作的有我以及彭原、舒忻、王逸民、丁祖宪、张征秉、孙明、周晓华等同志。所走的路线是在根据地党政机关的帮助下选择确定的。特别是嘉山县区长胡坦同志，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同志，六合县竹镇集利华公司经理陈先同志等，给了我们以热情的关怀和积极的支持。我们最初走的交通路线就是津浦路上嘉山明光边境、六合来安边境以及仪征六合边境这些路线。据回忆，省委负责人进入根据地的情况是：当年8月，孙明、彭原同志最先护送刘宁一、沙文汉等同志经六合县九里埂进入根据地；9月，戚原、周晓华护送张承宗、吴学谦等同志经嘉山进入根据地；10月，戚原、舒忻护送刘长胜同志经来安县进入根据地，潘汉年、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等同志一行亦于11月份经仪征县进入根据地。

　　为了迎接大批上海地下党干部进入根据地，省委于淮南区党委所在地义庄设立了总交通站（又称总招待所），由刘宁一同志主持工作，其他还有张承宗、石志昂等同志。同时在根据地边缘地区设立了好几个交通站，周晓华同志负责来安县雷官集交通站，赵卓、姚溱、俞敦华等同志驻六合县竹镇集，稍后吴学谦、陈慎言同志驻仪征县小吴家岗新民集、龙河集、新集一带。

　　根据军部的安排，省委的驻地是安徽省天长县一个大村庄顾家圩子。当时先后通过各种途径，经地下交通员带到顾家圩子的有：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及省委委员刘宁一、王尧山、沙文汉和省委机关的几名机要人员，以及工委系统的张祺、陈公祺、范小凤等，职委负责人张承宗、梅洛、钱正心、应仁珍等，学委负责人张本、陈一鸣、吴学谦、李琦涛、马飞海、顾以洁、季梅先等，文化界负责人梅益、唐守愚、吴小佩、韩述之等。

　　省委和大批骨干的转移从1942年8月开始到年底结束，前后大约四个月时间。在此期间，近十名地下交通员在时间紧、任务重、再加上人地生疏和初次担任这项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各种困难下，历尽艰辛，顽强地忍受了疾病的折磨和长途徒步跋涉的困苦，机智地战胜了敌伪的盘问检查，巧妙地通过了日军封锁线，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首次大规模地下交通的任务，先后安全护送了省委负责同志和各级干部二百余人，胜利到达根据地。

　　淮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苏皖边区，是新四军二师驻地。它东临运河，西靠津浦铁路，南濒长江，北邻洪泽湖，所属有天长、甘泉、六合、高邮、仪征、盱眙、来安、嘉山诸县。我们开始时的交通线有两条。一条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改乘内河小轮船到九里埂下船，步行约60华里进入我根据地紧靠山丘的一座小山村。联络点是一位贫农老孙同志家，同志们一般是在傍晚到达，住宿一夜，第二天步行到竹镇集，再由竹镇交通站派人护送经汊涧后再到义庄，最后到达顾家圩子。另一条是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渡江后乘津浦路火车到嘉山或管店或明光，下车后步行进根据地。在根据地边区接待我们的，是当时的嘉山县涧溪区区长胡坦同志和搞民运工作的洪流同志。

　　开始阶段主要用的就是这两条交通线。这两条线虽然比较方便，但都要经过南京和浦口。这里是汪伪的首都和交通枢纽，是日军驻屯的重镇，关卡严密，出了敌占城镇就是一条进入我根据地的道路，不但不易应付突然事变，而且频繁使用也会引起敌人注目。如一次周晓华同志护送张承宗同志进根据地，通过浦口检问所时，老张平安地通过了，但轮到周晓华时，却被日军从行列中拉了出来，叫他站在一边。这对当时年仅21岁初次带人执行交通任务的周晓华同志来说，确实是个严峻的考验。他首先沉住气，观察动静。过了一会，又有一人被拉出站在一边，他就放心了，心想这不是专门对他一个人的，前后一共拉了六七个人出来。等人群都走完后，日军就对这些人逐个盘问。这时，周晓华同志镇静自若，从容应对，顺利地通过了盘查。走出检问所，他追上老张再一起上路。考虑到上述情况，所以后来即酝酿要改变交通路线。10月间曾尝试走过一条从浦口经张家渡进根据地的路线，但是失败了。这次是由舒忻和我护送刘长胜和顾以洁、顾以佩姐妹等3人。据原来掌握盼隋况，从浦口到张家渡25里路，沿途无关卡，张家渡是一个渡口，河宽不过10米。但走到一看，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回事，张家渡驻有伪军。他们5人分两批到达后，都受到伪军严格盘查，特别是对刘长胜、顾以洁和舒忻的盘问更严。由于刘长胜同志沉着机智，和伪军攀上山东同乡，敷衍周旋了好一番，总算把伪军的盘查应付了过去。

　　11月间，在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县长魏然同志和区长姚一清同志积极支持下，开辟了经瓜洲进入根据地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下车，渡江到瓜洲上岸，乘小船到乌塔沟或濮树湾，再步行到根据地的刘家集，或新集，或龙河集。这条线开辟后，是整个三年多时间里用得最多的一条交通线。因为这条交通线有着显著的优点：一是路程最短，是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最短的路线。二是沿途经过的镇江和瓜洲不是敌伪重镇，商旅往返甚多，便于掩护。三是瓜洲无日军驻守，伪军是地方势力人物石极宸、刘荣富等，他们一则慑于我军威力，再则为保证瓜洲这一长江口岸商旅往来、物资转运方面的利益，故对我人员和物资进出，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事实上已处于我方控制之下，并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关系。有几次，我地下交通员受到伪军盘查时，凡答称是找石先生的，伪军即予放行。

　　除了瓜洲这条线之外，当时还使用过从镇江经十二圩到新集的路线。但由于十二圩的地方势力人物王子安等与国民党有勾结，比较顽固，故只是偶尔走一趟。

　　当时担任地下交通员的都是党组织从工人、店员、学生党员中抽调出来，大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大家对于被选拔担任地下交通工作热情很高。虽然在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无不为大家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所克服。

　　那时从上海出发，一般都是乘夜车，为的是可以在第二天清早抵达南京或镇江，有一天的时间可以赶进根据地。当时“跑单帮”盛行，车站内人山人海，买火车票，进火车站，挤上火车都十分困难。如要趁当晚火车动身，白天就得花大半天时间排队买火车票。买到了车票，下午5时左右就得进车站排队等候检问所检查，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当然只能站立一夜。第二天一下火车，就得抓紧时问赶路，少则三四十里，多则五六十里。由于地处敌我交界，不能停留，更不能留宿，必须一口气赶进根据地。这样，从买火车票起，差不多连续三四十小时都是处在站队、挤车、跑路中，不但体力上消耗很大，而且为了保证护送人员的安全，思想上更是处在非常紧张和高度警惕之中。一直要等进入根据地后，方才可以放下心来休息一宿。

　　进入根据地后，当时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从边缘地区到达目的地有二百余里，以每天走60里计，得4天才能走到。这对于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中的人来说，确实是个考验。开始时大家无不走得精疲力竭，腰酸腿痛，脚底起泡。至少要跑上三四次以后，才能练出脚劲来。其中丁祖宪同志，他的脚是平底脚不能走长路，但他却是一个自始至终坚持走了三年的老地下交通员。戚原脚患湿气病，经常烂脚，但也从不推却任务，即使忍着扎心的疼痛也坚持跑交通。周晓华同志第一次担任地下交通，与戚原一起护送张承宗同志进根据地时，正值身染疟疾，从嘉山站下火车向根据地行进时，他发了高烧。当路上停下休息时，周晓华同志立即昏睡过去，但他意识到这条路上是不能停留的，于是忍住高烧时的极度痛苦，坚持继续前进，终于赶到了目的地。

　　在根据地里走路，沿途都是一些农村小饭店。我们在那里打尖住宿，饭食很简单，晚上在地上铺上稻草，租条被子就睡觉。有时弄得满身虱子和疥疮。记得贺崇寅同志有次回上海时，绒线衫里竟有几百只虱子。

　　由于当时完全处于战时环境，虽然我们在出发前，已考虑了合适的路线和时机，绝不会在敌人清乡扫荡时出发，但免不了会遇上一些意外。如有一次，我带陆志仁、韩宏绰等几位同志经瓜洲进入解放区，在途经九里集（敌我交界线附近）时忽然遇到伪军。戚原立即带领同志们撤退，但又为2米宽的小河所阻。戚原当机立断，叫陆志仁等同志跳过河去。当时体质瘦弱的陆志仁和女同志等竟然都一跃而起，跳过了这条平时他们绝对不敢尝试去跳的河浜。过河后即到一个破窖洞里躲了起来，待枪声停息后，由戚原和同行老郑同志去九里集打听隋况，才知道是伪军下乡抢粮来的，已回敌据点去了，才继续赶路。

　　省委及大批骨干的转移工作在1942年年底前结束，于是在顾家圩子办起一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近二百人，大部分地下交通员也一起参加学习。学习班在1943年春节后不久即告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江苏省委改组为华中局城工部（对外称调查研究室，代号为淮南游击纵队第十二中队），由刘晓和刘长胜同志分别任正副部长，张承宗同志为秘书，工作人员有吴学谦、陈一鸣、田辛、陈慎言、陈浩等同志（后来还有侯忠澎、李天荫即金德琴、朱洁、舒忻、何志毅、陈思等）。在地下交通员中也留下一些继续担任地下交通工作，并改名为“政治联络员”。其任务除护送领导和干部来往外，主要是负责城工部与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联络，及时传达中央和上级指示，反映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当时继续留下担任地下交通工作的有：与工委（负责人张祺）联络的有周晓华、丁祖宪、赵茅兴、王逸民等（以后还有胡华清、王大可等），与职委（负责人陆志仁）联络的是戚原（以后还有程韵启、王自慎、沈凡等），与学委（负责人张本）联络的有张征秉（以后还有贺崇寅、姚明达等）。

　　学习班结束后，大部分同志仍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于是，我们又要把这大批同志送回上海。有一次丁祖宪同志在护送徐雪寒同志时险些出事。事情是这样的：当他们走到竹镇集时，听说要用当地白色的良民证，原来上海发的良民证不管用了。好在空白良民证并不难弄，于是就随便填上两个姓名，没有照片，就把原来良民证上的照片撕下贴上。但硬印没有怎么办?丁祖宪同志急中生智，用墨水瓶盖当硬印压出个圆印子冒充硬印，就这样各人带着一张假良民证出发了。当路过南京下关检问所时，徐雪寒同志平安走过，但老丁的假良民证却引起日本宪兵的注意，反复查看，并令老丁站出来。老丁心想大事不好，因为他身上还带着一张原来的良民证，不但新的那张硬印是假的，而且两张良民证姓名也不一样。但老丁面不改色，日本宪兵从老丁神态和答问中查不出什么破绽，终于将那张假良民证交还了老丁。老丁凭自己的沉着机智，闯过了这一险关。

　　为了适应以后地下交通经常来往的需要，1943年上半年，城工部领导决定沿淮南根据地区多开辟几条交通线，以备必要时轮流使用。于是派了田辛、周晓华、张洽泰、何志毅、刘进等同志进行探察。这几位同志为此西沿津浦路、北到洪泽湖、东沿运河、南到长江兜了个大圈子，差不多踏遍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边区，沿途依靠地方党政组织勘探地形，了解敌情，收集了大量资料。研究的结果认为：津浦路西土匪多，不安全；北面洪泽湖畔交通不方便，距上海路也远；南边仪征的伪军比较顽固也不宜多用，最后认为还是以瓜洲、扬州一线比较理想，其他各条线则作备用线为宜。

　　为了防止在封锁线附近发生意外时能安全解围，地下交通员在地方党政机关协助下，与地下交通线关口上的地方势力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如前述瓜洲的石极宸、刘荣富即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建立了这类一些关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晓华同志只身深入敌伪据点明光县三界镇去见一位当地士绅张八太爷的一段故事。1943年初，经嘉山县涧溪区区长胡坦同志介绍，周晓华同志只身前往三界镇张家。张不在家，即由其家人前去通报。张回家得知老周是新四军派来的，大惊失色，即迎入内室，对老周说：“小太爷，你真是吃了豹子胆来的!”老周即说明来意，要求张对我地下交通工作给以协助，必要时进行掩护。张当即一口答应。当天晚上张不但陪同吃饭，而且亲自陪同老周同住一室，同卧一床。第二天又亲自陪伴，寸步不离，直至送老周出镇远去方回。

　　为了加强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经常传递文件和报告，是此时地下交通重要任务之一。这些文件和报告或者用化学墨水书写，或者用极薄的打字纸抄写后再加以伪装。由于处理比较认真，伪装比较巧妙，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但是意外和险象还是出现过的。如1943年，工委陈公祺同志用化学墨水把一份名单抄写在一本《三国演义》上交王逸民同志带回根据地。王逸民同志就随手把书夹在腋下去上火车。不料在检问所中为日寇所注意。日本宪兵把这本书夺过去逐页反复翻看。王逸民同志这时神色自若，让他去翻看。日寇问：“你带这本书干什么?”王从容回答：“火车上随便看看。”日寇骂了他一顿并随手将书扔去。王逸民同志不慌不忙地去把书捡来，从容不迫地向火车走去。如果王逸民同志当时神色稍显紧张，事情就很可能败露。正是由于他能临危不惧，才得以化险为夷。

　　由于当时是战时环境，边区情况经常变化。当情况紧急时，地下交通员有时就不能采用一般的方法去行事。如1943年，有一次地下交通高骏同志负责护送某领导干部出根据地，正值边区情况紧张，于是该领导干部即扮作上海大商人，高骏同志扮成他的随从，而由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同志亲自把他们送到扬州附近，把扬州大猪贩子朱福生找来，罗师长当面对朱福生交代，要他负责把这位上海“大商人”及随从二人护送到镇江上火车。朱福生由于有家属在根据地，而且经常要到根据地里收购生猪，所以对罗师长的嘱咐执行不误，把高骏等二人安全地送到了镇江。

　　在抗战胜利前夕，地下交通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工作又紧张了起来。这时除了要护送上海地下党各方面负责人（如张祺、陆志仁、项克方、陈公祺、梅洛、周克、钱柏荪、李琦涛等以及做统战工作的谢寿天、王纪华、梅达君等）来往解放区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外，同时还要护送一大批上海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来到解放区参观、访问，对他们开展统战争取工作。1945年秋，日军投降，根据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迁回上海，就地领导群众斗争。在地下交通员同志的护送下，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同志都陆续回到上海。经过这段时期，地下交通也就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完成其使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对于地下交通员来说，生活中最愉快的事就是回到根据地，因为这不但意味着“回到娘家”，可以得到在敌占区无论如何得不到的安全感和休息，而且可以过着充满革命战斗气氛的集体的生活。其中特别是参加学习班和过春节，更给人留下许多难忘的、美好的回忆。如1942年下半年，在顾家圩子的那个学习班，地下交通员一齐参加。这许多来自上海各个不同职业岗位、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地下党的骨干，从白色恐怖的敌占区来到了党领导的解放区，脱去长袍、工装，穿上崭新的军装，一起出操，一起学习，一起唱歌，生活在革命大家庭的集体生活中，大家的心情别说多么兴奋激动了!在此期间，同志们根据省委指示，认真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以及整风文件。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工作。据回忆，当时主要是总结党的建设、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三方面的工作。省委领导同志都作过报告，记得当时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同志和方毅同志也来顾家圩子作过报告，介绍敌后武装斗争情况和政权建设情况。

　　最令人兴奋的是1943年的春节，这是一个使我们毕生难忘的日子。那天，陈毅军长专程从军部驻地黄花塘来看望大家，并讲了话。晚上举行联欢晚会，会上刘晓同志讲了长征故事，刘长胜同志讲了他在苏联的生活，刘宁一同志讲了他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监狱的斗争生活等等，使同志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1943年春节后，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同志们根据党的指示纷纷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刘宁一同志带了一批同志到延安去了，一批同志留在淮南参加地方工作，更多的同志是回到上海继续开展地下斗争。那时每天都有同志整装出发，每天夜晚同志们三三两两散步送别，田野里飘扬着《延安颂》庄严嘹亮的歌声。当时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仍是令人神往。

　　这一年，调研室由顾家圩子迁往大王庄，此时地下交通工作已转入经常工作阶段。次年，调研室为了培训地下党干部，在大王庄旁边的小王庄举办了好几期整风学习班。地下交通员分期分批参加学习。学习班具体由田辛同志负责．刘长胜同志也常来与学员交谈，还与学员一起参加排球比赛，他的排球球艺还挺不错。

　　1945年，因边区情况变化，调研室迁往劳庄。这年春节，长胜同志宣布让炊事员休假两天，机关全体干部帮助伙食房工作。曹达同志自告奋勇做菜，于是就分配他去当厨师。虽然大家对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做的菜肴并不感到特别美味，但十几位同志不分上下级围桌而坐，边吃边谈，非常愉快。晚饭后，大家一边吃着瓜子与花生，一边在张承宗同志带领下，引吭高唱根据地革命歌曲。革命的战斗情谊激荡着大家的心怀，极大地鼓舞了大家为革命胜利继续努力奋斗的信心。

　　对比根据地内愉快的集体生活，一些地下交通员在上海却常过着近乎“流浪汉”的生活。一些交通员由于各种原因，即使回到上海也不便回家。有些原来是学生、店员的地下交通员，本来在上海就没有家，因此回到上海后或住在亲戚家，或留宿于朋友处，而白天往往只能在马路上到处流浪。地下交通员是职业革命工作者，所需生活费用全由党组织负责供给。对于在上海无家可归的地下交通员来说，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每日三餐都吃在路边饭摊或小饭馆里，休息只能找公园或大公司里去坐坐。但有一点却十分重要，就是要记住公共厕所的地点，否则有时是要弄得十分狼狈的。但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下，谁也不把这流浪生活当作什么苦事，而今天回想起来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据贺崇寅同志回忆，他实际上前后只当了9个月的地下交通员，住宿却换了5处，开始有两次是住在亲戚家，后来有两次改住在他父亲的朋友家，最后是住在他同学工作单位的集体宿舍里。不论住在什么地方，白天他都得跑到外面去逛马路。后来他找到了鸿英图书馆，就到图书馆里去看书。据他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看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