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我奉命调往四支队工作。

　　6月的一天，方毅（方彭吉）同志（湖北省委领导）通知我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去一趟，董老（董必武）找我。董老说，我刚从大别山回来，那里的部队（指新四军第四支队）需要一些年轻党员做文化政治教育工作，我和方毅同志商量过，调你去，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好!”董老叫人带我上楼去，他说郑位三同志在楼上，他是四支队的领导人，你去看看他。郑位三同志是1927年黄（安）麻（城）地区起义领导人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他非常和气，亲切地和我谈了四支队的来龙去脉。当我走出办事处时，浑身感到振奋。到部队里去，做一个革命战士，上前线打鬼子。

　　7月12日一早，我随着办事处的交通员走到江边，登上去团风的小火轮，离开了工作半年的武汉，告别了亲密的战友，踏上新的征途。

　　途经立煌，在省工委住了一夜，有幸见到了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创造社时代的有名作家彭康同志。他对我谈了四支队在前方作战的近况，打了胜仗，令人鼓舞。第二天继续赶路，翻山越岭，穿过大别山麓，终于到达舒城地带。经过几道岗哨，看到小山坳里露出一座大庙，交通员一指，“到了”。走近一看，庙门上三个大字：“钝斧庵”，这就是四支队司令高敬亭的住所。门卫问过以后，里面出来一位瘦小个子的老同志，他是高司令的秘书名叫廖华，他把我引到客厅里坐下后，就进入里面房间。不一会儿，左厢房走出一位同志，高高的个儿，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我立即站了起来。廖华同志说，这是高司令。出乎意料，司令非常文雅，和颜悦色地说：“请坐，路上辛苦了。”他问了我武汉一些情况。看来，他对武汉是并不陌生的。不久，从外面走进一位干部，向司令敬礼，中等身材，白皙的面容，双目炯炯有神。高司令对我说，这是手枪团长詹化雨，你就到他团里去工作，做政治教员。详细情况，他会和你说的。告别后，我随詹团长跨过一条小溪，五分钟就到了团部，很近。手枪团团部机构很精干，政治委员汪少川同志到前方去了。手枪团下属三个分队，都住在周围，保卫首脑部门。它是四支队主力之一。人虽不多，三百多人，但战斗力强，一人两支枪（一支驳壳，一条马步枪），每个排还有一挺轻机枪，武器轻便，行动敏捷，个个都是游击战争老手，经验丰富，以一当十，能征善战，内战时常随高敬亭行动。

　　手枪团随高司令住西港冲，拐过一座小山那边叫东港冲，司令部、政治部、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都住在那边，再往前是后方机关各部门。总管后勤的老主任吴先元他住在那里。

　　8月份，手枪团开始上政治课，根据戴季英主任的指示，主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凯丰在延安的讲稿为课本。随后，讲点“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入门课，抗战前几年我在上海读过这类著作。戴主任要我通俗地讲讲，大家也很高兴听“猴子变人”，同志们都是劳动者出身，一听就懂。后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了，又讲了持久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手枪团公差勤务很多，不能天天上课，就到各个分队轮流讲。大家学习很认真，很注意听，经常提问，对我也是一个促进。经过几个月，我对三个分队都熟悉了。

　　1938年12月，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大队，詹化雨同志调任九团团长，汪少川同志调任淮南纵队政委，李世安同志调来教导大队任大队长，我任政委。原来手枪团三个分队外，又扩建一个学生队，是地方党送来培训的。课程增加了，教员也增加了，除政治教员外，设了专职的军事教员、文化教员。改编以后，手枪团成为教学为主的机构。

　　到四支队半年，在实际生活中，耳濡目染，所见所闻，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和革命熏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教益很多的是詹化雨团长和老秘书廖华二位同志。

　　詹化雨为人谦和，比我大几岁，他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毫无架子，他“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我跟他出发打过两次仗，一次是攻打襄安（无为）和庐江，一次是剿匪，两次都是应地方请求。我虽初上战场，但跟随这样的部队一起，信心百倍。团长指挥果断灵活，部队勇猛顽强，迅速解决战斗，取得胜利。

　　我多次听他谈起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何艰苦奋斗，如何依靠人民，以少胜多，转危为安等等。使我对红军的革命品质有了具体的认识，对国民党蒋介石残杀人民也有了进一步仇恨。鄂豫皖地区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我在四支队的另一位老师是廖华同志。

　　廖华是福建莆田人，原名陈国柱，生于1898年，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夏大学，1924年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是福建早期建党创始人之一。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我党把他从狱中营救出来，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高敬亭到武汉参加会议，要求长江局给他调一位秘书。方毅同志说：“廖华这个人很有学问。高敬亭同志非常信任他，当时四支队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在四支队他是最老的干部，但是非常谦虚，为人厚道，受人尊敬，高敬亭周围的工作同志，都亲切地尊称他为“老师爷”。

　　熟识以后，他把我作为小弟弟看待，嘱咐我讲话要谨慎，对事要有分析。他讲了许多白区地下党斗争的经历和国民党监狱的黑暗。他对古典诗文也有很深的修养，他常常拿他自己的诗作同我研究，引起我对历史和经典著作的兴趣和爱好。

　　在东西港冲，不知不觉生活了近一年。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39年5月初，叶挺军长和一批领导同志从皖南渡过江来，我们十分高兴地列队前往欢迎。不久，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了，半年前过江来的张云逸副军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还有其他领导人，加强了对江北部队的领导。5月13日叶挺军长应约赴立煌会见安徽省主席廖磊，后由立煌到达合肥青龙厂。叶军长来电令高敬亭前往合肥参加会议。高率领教导大队到达青龙厂，单身去见叶军长，随即被扣押起来。戴季英主任对我说，高不执行军部命令，所以被扣押，叫我和李世安要好好掌握部队，稳定情绪，不出问题。第二天，军部通知连以上干部到褚家围子开会，邓子恢副主任宣布高敬亭一大堆“罪状”，到会人无不张口结舌，十分惊讶，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问题。高在会上一一否定，一条也不承认，这就更增加人们的疑问。但是怎么说好呢?大家都低着脑袋听着。邓主任讲完后，叫大家回去讨论。讨论结果由支队政治部收集整理报告军首长。

　　第二天，戴主任将大家意见汇总后，向军首长汇报，一致请求给高敬亭予以教育，立功赎“罪”，虽然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他有哪些“罪”。军首长没有接受，于6月24日就急急忙忙将高敬亭在青龙厂冤杀了。

　　当时，我和李世安带着教育大队随高司令到达青龙厂附近的，斗争大会我们也参加了。第一，做梦也未想到他竟会被军部扣押。第二，根本想不到他被扣押后会被枪杀。第三，谁命令枪杀他呢，这是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些疑团在我们脑子里隐伏了几十年。直到毛主席给高敬亭平反以后，才拨开乌云见太阳，真相大白。当1939年5月13日叶挺军长应廖磊邀请到达立煌，不久他就到了合肥青龙厂，电令高敬亭去军部开会。此时叶挺军长口袋里已装着一纸蒋介石复白崇禧第五战区的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于枪刑照准。”但此事未经中共中央批准。这就是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杀人者正是蒋介石、白崇禧、廖磊等国民党反动派。当年三年游击战争时蒋介石以十七万大军“清剿”不成，悬赏重金谋杀高敬亭不得，现在竟有人把他送上门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岂有不杀之理?桂顽要霸占大别山这块重要阵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1 1943年原四支队八团团长周骏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少奇同志对他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吗?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1975年12月14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军委讨论一次，给高敬亭平反，并恢复名誉。蒙冤38年，终于昭雪。在此，请允许我引录方毅同志的话，以作本文的结束。方毅同志说：“高敬亭同志根本不存在反党、反中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不抗日、不东进的问题。他的被杀是冤枉的，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是莫须有的。”他的被杀“造成我党历史上一桩大冤案”。“1975年12月14日，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指示给高敬亭同志平反。这说明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勇于纠正错误，尊重历史的。高敬亭同志在九泉之下得知也会感激的。”“高敬亭同志的英名将和大别山一样永存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