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意味着多少的不安（不稳定）、窘困，一切为了前线!苦苦撑持。“艰苦奋斗”正是在战斗环境中最适合的生活作风。它也成了战士道德重要的部分。摇笔杆的，有时要多一份能耐。我想起几件事来。

　　桌子、窗口、萝卜片

　　写作或做编辑，需要一张专用的带抽屉的桌子，一个明亮的窗口，这原是理所当然的。参加新四军后多次做文字工作，却没有这个条件。在边区为《淮南日报》写稿，大都以膝盖做桌面，有时写得还长，龙虾似的盘踞在一张小凳上；冬日有阳光烘着，就是最高的享受了。

　　主编《淮南大众》兼做《淮南日报》区党委实验区的记者，居然既有桌子又有窗口。桌子是白坯的，只有一个抽屉，窗口对着巷道，虽不是窗明几净，我却常为此窃喜，至今还记得拉开抽屉张望窗外的愉悦。

　　那些为《淮南日报》挂头条的新闻，却仍是写在放下的长凳上。这要有点坐功，有时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工作效率倒还可以。有时通宵达旦，半塔实验区的秘书韩素英同志，会给我捧来一点硬柴，“烟不熏矮子”，我们会意地笑着，可有时眼泪还要被湿柴的烟火引出来。

　　区党委书记刘顺元常常坐镇半塔。这里的民运和大生产运动，都按中央新公布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做的，他自己重点抓殿发乡，我自然也跟着去。大约一两个星期为一个阶段。每一阶段结束，在听了各乡的汇报讨论后，顺元同志在会上作重要指示，我根据这些写一篇综合报道，其中选用例子却可由我选择。大字标题最费心思，常要体现政策对别的地区要有指导性。如1944年冬的参军运动，是迎接反攻的重要一举。根据地经五六年的发展，比较稳定，可以普遍征兵，带有义务兵的性质，参军不再是贫雇农的“专业”。根据调查研究，大体作了五（男）参二、三参一的规定，经反复动员，已深入人心。第二阶段经过自报评议，是“动真格”的时候了，群众的参军热情以及家庭的思想斗争到了一个新高峰。我写这一阶段的新闻报道时，在大标题前加了一个副题：掌握公平坚持合理。这是带政策指导性的，经顺元同志提示已变成群众的思想，对刚进入第二阶段的别的地区还很新鲜，自然看了就能明白。顺元同志审稿时欣然注视这个提法，一口气看完后提笔写道：“即发。不能错一字”（另一次写过不能动一字）。每看到这样的签署，我都很激动。

　　那时的饭菜，8个人一伙，糙米饭外，1盆萝卜片汤。萝卜削得很薄，飘在汤上，共计10片左右。我谨慎地撩1片，倒了些汤，马上跑开去划饭。写的文字这样地被重视“一字千钧”的人，哪能觊觎另外的一两片萝卜。作为额外收获，我还悄悄写了一篇小说《家庭会议》，发表在军部办的一个杂志匕。

　　“反扫荡”的哲学

　　我们与扬州毗邻，长江对岸是敌人的心脏南京，在淮南根据地范围内8个县，也都未占县城。敌人向根据地全面或局部大举进攻，成了我们生活中“时刻准备着”的反扫荡。每当这样的时候，要么随上级精干部队一起行动，要么三三两两去老百姓家“打埋伏”。

　　1941年“五一”大扫荡，没有通知到我们这个独家村。和我一起编刊物的负责人赵卓、俞仲武，还有寄住我们村上的文学家朱凡，成为一个“独立小分队”，在原地打麻雀战。我们附近葛家巷是淮南行政公署所在地，行署全体人员已撤离葛家巷，小分队随着少数群众躲进离行署七八里地、地形复杂的大竹园。

　　不知呆了多久，忽然发现距此二三里地的大路上有部队活动。我们只能屏住气息蹲着不动，这种“敌情”是吉凶未卜的时刻。我的同伴虽非身经百战，却都镇静自若。大家自觉禁了烟，有时下意识地拉一拉别人的手，紧紧地握着。我在部队里曾负责前后部队的联络，识别部队还是有眼光的。我朝部队出现的方向蹑手蹑脚地走去，身上只有1支5颗子弹最小号的手枪，好像玩具一般。胆子大于战斗力，我终于看清了前面路上的行人，十几人一伙、十几人一伙的部队，帽檐是耷拉着的，背着老套筒枪和三八式大盖。还有些穿着青衫束着腰带的自卫队员夹杂其间，走路的样子也很从容。我肯定他们是自己人，再看葛家巷的方向已乌云腾腾，猜想敌人烧毁村庄后已向北走了。

　　经过这一场虚惊以后，我们几个格外地亲密，决定摸黑回我们的独家村去住。第二天果然鸦雀无声，“西线无战事”!我不免爬上屋后的桑树，去采熟透了的桑葚。桑果涂染了一嘴的紫唇，还带一笠帽下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老俞挑了大的泡酒，又在老乡的锅台上霉他的豆腐、百页。我们老远就嚷“臭、臭、臭”，用他的浙江腔调说“臭霉豆腐、臭豆腐干”，搭起酒来，倒也有滋有味。后来打听各路的“出征”人马，都遇到一些险难，比不上我们近于神仙的日子。最难忘的岁月

　　领受过这次冒险的乐趣，我就爱上“小部队活动”。这年秋天，我就主动去边区打游击。先受命于八百桥区长郭石麾下，七八个人，常常化整为零，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吉恢来还处于秘密状态，为此记得我还写过一篇小说。以后这边逐渐形成游击根据地，成立了东南办事处（后改为冶山县委），我都跟区委县委的同志一起泡，做调查研究工作，并为《淮南日报》写稿。当时各区的区委书记也都是写稿的能手。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天要挪移一个住地，在边区农家住宿半夜去敲门的自然是我。那时曾想过，如果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脱了棉裤好好睡一觉。有次意外的收获，在一个老乡家里找到《鲁迅三十年集》30册。我立刻轻装到只剩1件方领衫、1条三角裤、1斤12两的棉被背包里，轮换着藏着5本书，还有我那分门别类摘录警句的本子。它跟着我走过多少人家，并在锅门口“下榻”。同行的组织部长借书弄丢了包书的玻璃纸，不管他是什么领导，我勃然大怒，一定要他赔出来!我实在还太幼稚。

　　“神出鬼没”的环境，随时可以抓到报道的材料，如我对边区一个模范的游击队，作了不少报道，直至这个闻名的雷队长英勇战死，我还为他编了说唱的小册子。有的采访也使我感到异乎寻常。

　　我们的供给来自一元化的东南部队指挥机关，有一阵我们被派作单独行动，有次身无分文，不得不去找随军转移的供给单位。一早空着肚子跑25里，到了却不见部队的一个人影。寻到一个“两面派”的村长家里，两人只有一张吃一顿的就餐券，各人讪讪地盛了一碗白粥，也不问吃饱与否，又从原路跑回。

　　赤日炎炎，到中午时实在又饿又困，看见村头一张由木椽和草绳拉成的网床，我马上投入其中睡着了。这床是主要拿出来晒臭虫的，我被臭虫的排炮击中，全身皮肤高低不平，出现了我认为最痛苦的局面。可我还是敌不过虚弱的困倦，看中大树底下的荫凉，又在地上躺下，汗水浸透了薄薄的衣衫。我的爱人看见一群大蚂蚁跨着大步在我身上集中，而我却被他摇着也难以清醒。这情景他是多么怜见我呵!

　　下午我们找到指挥机关打听了战况，领到“给养”后又马不停蹄去后方医院探望伤员，赶到一个山腰的庙里天已墨黑。采访以后，指导员为我的住处作难：“男同志可以跟我们挤一挤，你呢?”我记得此地通大殿有问小小的厢房，虽然破漏不堪，却摆着芦秆铺的床，就倏地前去就寝，不管他们面面相觑的神色。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大殿上有12具烈士遗体，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想起这次的仗打得吃亏，我无声地恸哭起来。

　　这两年使我懂得，需要平静，就索性到最不平静的战斗环境中去；接受考验，就到战斗频繁的地方经受锻炼。那时我们在边区还各做一个乡的工作。因为这样，在1942年冬1943年春根据地面临着最严峻的形势，外来干部特别是女同志，不少被动员回乡，我们却早已在严峻的形势之中，幸免被遣散。

　　艰苦是光荣的代名词，年年月月，注入每一根血管里，感觉到的（所得到的）岂止是荣誉?神妙的1945年

　　经过1943年秋到1944年秋的党校整风，我的经历使我感到：我长大成人了。其实在部队里比我年小10岁的十三四岁的小鬼也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人，有哪一点不履行大人的责任呢?我过去也常常做很大的人才能做的事，可在这神妙的1945年，这“大人”的意义，才是十分扎实的。推而广之，这一年使许多人成熟起来。鬼子投降了，结束了在安徽8年颠簸的抗战生活，走出去独当一面完成又一历史的使命。

　　正是新春时节（2月28日），党校教育长闵廉叫我去看了我家乡对我历史的证明件，待我把材料抄在我的自传上，他郑重在后面落笔：“已得以上证明，关键通过”。跟着最后两个字的显现，我落泪了，没有文字能形容此时的心情。5年（不包括整风）的“政治嫌疑”一笔勾销!党啊!还有什么能比得了这个对我的抚爱呢?交足数和缺两斤

　　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使我们生活里出现了生机。一个新的任务是：每人半年蔬菜自给。春种秋收，马上动起手来。我们5人一个小组，跟伙房一核算，让我们种菜瓜，可以不断地成熟收获，隔几天交一次，伙房最为得计。收多时往酱缸里一捺，正好做酱菜吃。真是燕子作巢蜂儿酿蜜似的，工作之外就干这个营生。

　　我从小就爱庄稼，蔬菜之中结瓜果的，更视之如命。家中没有吃水果那回事，春夏之交，小姑领到王家村吃黄瓜，一年一度的节日，直吃到13岁上苏州读书那年。菜瓜不及黄瓜可口，可它也是顶着一朵花儿放身，三五天长那么半寸，还很注意自己的模样儿，青青皮上有时要溢出水来似的。我自己的“馋”完全可以克服，一心愁的几个上海来的会想到尝鲜的事儿，于是尽唠叨没完；700斤，1斤重的就要700个呢。一朵朵地数着，有的花儿不一定结果。浇水摘瓜就是轮不到我，哪怕这时把毛笔当作筷子划饭呢，也要去看看。终于没叫他们吃一丁点儿。快扯藤了，上面还长了些歪嘴卷尾巴的，有人认为该给这个尝尝吧，我也巴不得拣个好的分给他们。可是一称，勉强凑足700斤的数，忍心把这些瓜伢儿们倒在伙房里，转身就走，不敢再看那些亲密的伙伴。感谢他们并不在意，一直沉默地看着我。

　　这年冬天，我已调到二师政治部，正在领受每人交50斤柴草的任务，可分3天交清；我认为轻而易举。有天明知疟疾当班，我一早动身，到山里看见茅草正盛，猛力放大刀砍去。身边垒成一座小山，不久身不由己地倒在小山上，被人扶回驻地，窸窸作抖时还庆幸自己完成了砍草的任务。后来人家告诉我，那堆草只有48斤!这不可能，我没有完成任务?事实总是事实，我恨死了疟蚊，更为自己急躁自负惭愧。不管怎样，没有完成任务，这是最大的失误。

　　原是要参加接管蚌埠的，形势变化，退回淮南有名的村子黄花塘。天不停地下雨，入伍以来少有的4天空闲，我写了小说《纠纷》，后来被送去陕北，列入解放区人民文学奖，通电表扬。

　　鬼子投降那一晚

　　“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虽然推迟了两年才得以实现，但它不失为一个英明伟大的口号，奇妙地在人们身上产生力量。在1943年根据地严峻的形势中，就是在党校被指为“内奸”的时候，也都觉得“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胜利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在集体的胜利中个人的得失是微不足道的!”我这样慰勉自己。

　　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已见报，他们继而出兵我国东北，聚歼日寇的炮声也似乎听到了。中国和苏联原是休戚相关的呵1 8月10日白天没有什么异样，吃了晚饭我有意去电台的塘埂上走走，可巧译电员正急急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说道：“鬼子投降了，无条件!”她还要去译别的电文，我就举着电报纸跳到编辑部与印刷厂相连的大院里，大声叫道：

　　“鬼子投降了，无条件投降!”

　　除了欢呼而外，我听见编辑部几个上海人说他们到上海要去四马路逛旧书店；本地人则手舞足蹈说他们要骑毛驴进天长城了。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我想吃1只香蕉!”我只听说它好吃，却还未尝过它是什么味道。同时想到还要为《淮南大众》编写头条新闻，便赶忙回到屋里，慷慨地把一向只点1根灯草的油灯，又拨上1根灯草，也不怕《儒林外史》里的古人要责怪我，只顾“胜利之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只有经过了八年抗战苦乐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情愫，而且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紧接着传来朱总司令的命令，宣布部队在邻近的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的计划，也宣布了上海、南京的市长名单。那时区党委没有新闻电台，这些都要由我们报社传过去，我讨了这个任务。电话安在我对面的窗台上，窗框是空的，我索性坐在窗台上，高声朗读电文：

　　“我命令：……”庄严得不知所措，在墙上晃荡着自己的两条长腿，威风凛凛，可想而知。

　　陈家砖井沸腾了。由我这俱乐部主任主持一个狂欢式的晚会。大家各自选了抗战的歌曲来唱，我与秋谷合唱了张曙的《送郎去当兵》，树凡跳了《麻雀与小孩》和《蝴蝶姑娘》幼时的舞蹈，汪忆侠不知唱了京戏没有?

　　四十多年过去了，发生在解放区文化战线上的故事还历历在目；老同志间互相的关念，更激励和充实了我们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