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吕惠生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全家存；革命败则我全家亡，此已为明显不易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这样，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和革命紧紧地拴连在一起。

　　地处大江之滨，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无为县是我的故乡，我的家就住在城里。父亲于1926年自北平国立农业大学毕业后，便回乡从事教育事业，他的献身精神和在工作中作出的贡献，受到各界的尊敬。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新四军江北纵队初创时期，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为部队筹集了大批的粮饷和弹药。国民党反动派将他视作眼中钉。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父亲得知自己已被他们列人了黑名单。正当他们图谋杀害他时，在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下，父亲决然在一天黑夜里带领全家逃出虎口，投往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驻地。我们随部队东进，每天几乎都要走七八十里路，父母亲带着我们年幼的兄弟姐妹一路上很是艰难。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行军，终于到达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半塔集。从此，新四军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家”。

　　到半塔集不久，大约是1940年的二三月份，父亲被委派去仪征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当县长了。妈妈带着十二岁的姐姐晓明、八岁的弟弟道立、三岁的妹妹学文和我，住在半塔集的老乡家里，过着供给制的生活。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两位女兵，说是来做扩军工作的，原来她们是抗敌剧团的，因为剧团正在排三幕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因此来动员我和姐姐参军到剧团去工作，希望妈妈能让我们去。妈妈非常爱我们，她识大体，有文化，是一位革命的好妈妈，她完全知道让我们去部队锻炼是一件好事，但又感到我们年纪太小（当时我刚满十岁），舍不得我们离家远走，心情很矛盾。妈妈拿不定主意，建议他们去问问爸爸的意见。不久，那里就有了回音，父亲的意见很干脆：“参军是好事，让孩子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到革命的大熔炉中去锻炼吧。”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高兴极了。我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可是，当我和姐姐离开亲爱的妈妈和弟妹们时，妈妈哭了，我也哭了，她送我们走出了村头，还久久地站在那里向我们招手。

　　这年的5月，我和姐姐吕晓明一起参加了新四军。被二师抗敌剧团吸收为团员。我们姐弟俩在这革命的大家庭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0年是抗战中期最艰难的阶段，二师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日寇频繁地“扫荡”，斗争非常残酷，生活十分艰苦。剧团和部队一样，吃的是苞米面、绿豆、白薯，菜很少，盐也很少。剧团经常随部队日夜行军。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很关心爱护我，不仅帮助我洗头洗澡洗衣服，还帮助我学文化，教我演戏、唱歌、跳舞、拉二胡，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因为他们喜欢我，闲下无事，常跟我逗乐。比如，唱歌时我唱女高音部，高音可以唱到A，有人就开玩笑地说我的性别有问题，真拿他们没办法。有一次，父亲送我一件礼物，是一支德国造的小手枪，只有我的小手掌那么大，大家都叫它“掌心雷”，还有几十发子弹。我高兴极了，将它挂在皮腰带上，别提有多神气了。可是，那些大哥哥们却故意取笑我，说我的小手枪没什么用，只能晚上在被窝里打虱子。对这种说法我当然不服气，便鼓足劲挺起肚子，把那支手枪朝前挺得更高，向他们示威。

　　我到剧团不久，团里就开始排练《农村曲》。我在第三幕中扮演逃难的小毛。没有几天，戏里的唱段全都背下来了。演出时，舞台上出现的是一个优美的山村小景：远远的山（是用桌子、凳子垒起再盖上幕布放上草皮装成的），门口是树、小溪和木桥，这便是歌剧《农村曲》中农民王大哥的家。王大哥勤劳耕种，安居乐业，突然日寇铁蹄踏来，王大哥的已出嫁的妹妹风姑一家，遭到鬼子的残害，夫死子亡，只身逃回娘家，哭诉鬼子暴行，乡亲们面对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提高了民族觉悟，驳斥了汉奸亡国论，最后，王大嫂送夫参军，杀敌报仇。这部歌剧我们经常演出，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有一次的演出情形使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40年秋天，鬼子的“扫荡”被粉碎后，我们剧团开进了一个大火燃烧着的村庄。有的同志帮助老乡灭火，有的同志忙着搭舞台拉幕布。大火刚被扑灭，我们就为群众演出了《农村曲》。在几小时演出过程中，台上台下泣不成声。当演员们唱起“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人心也生根，不把敌人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这心头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不亏本；一个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一齐向前进!”这首高亢昂扬的合唱，更激起了群众的抗日救国的激情和决心。演出刚结束，就有几个小伙子当即跳上台要求报名参军。记得还有一次，剧团经过一天行军，大家都很累，晚上到达宿营地后，我们仍然按计划动手搭舞台拉幕布演出《农村曲》。我扮演的小毛是在第三幕出场的，章忆大姐曾在一篇回忆当年演出《农村曲》的文章里说，“当第三幕吕其明同志饰演的一个逃难的小孩上场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愤。当时他只有十岁左右，那可爱又可怜的形象，激起了群众极大的同情。”可见我这个角色还是挺重要的。那天晚上戏演到了第三幕，我上场前的前曲奏响了，却不见我出场，曲子又反复演奏了两遍，仍然没有动静，这可把团长和大家急坏了，到处找我，把后台都找遍了，结果发现我在天幕前的“山”背后睡得正香。我被弄醒后揉着眼睛急忙上场，轮到我开口演唱时，糟糕，我的嗓子已经哑了!……从那次以后，每逢要演出《农村曲》，团长总要派一位大同志守着我，防止我不知又倒在哪里睡着了。

　　该睡觉的时候去睡，不该睡的时候千万别睡着了。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是这个道理还是懂得的。可是在有些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真是急死人。那是1942年的夏末，我们抗敌剧团从淮南津浦路东渡过三河，去淮（阴）、宝（应）地区为五旅部队作巡回演出。出发那天傍晚，从洪泽湖边的小镇高良涧登船夜渡。洪泽湖是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积一千五百八十六平方公里，船行到湖中心，四面不见边，好像在大海上一样，我们乘坐的是我军巡湖大队的木帆船，船头有一大块厚钢板，作战时可以用来作掩体挡住敌人的机枪子弹，这就是被称为“钢板划子”的土“战舰”。每只船上有一班的“水兵”。顽军和土匪一看到我们的“钢板划子”都惧怕三分，赶紧逃之天天。我们的船队向西航行，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船上实行灯火管制。抽烟的同志只好钻进狭小的船舱，盖上船板去过烟瘾。起初，湖上风平浪静，皓月当空，一派月光水色，凉风习习，坐在船上真是舒服极了，我贪凉快，躺在船舱外的船板上欣赏湖上夜色，不久就睡着了。半夜，船队向北进入成子湖时，突然气候骤变，狂风大作，几米高的浪头冲打着船体，船上的战士们同狂风巨浪展开了搏斗。为了剧团同志们的安全，他们将几条船平行排列着，再用绳子拴在一起，保持了船体的平稳，增加了抗风浪的能力。风暴袭来时，我被惊醒，身上全是水，就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糊里糊涂地爬进了船舱。经过一场剧烈的拼搏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我不见了，有人担心我已被风浪卷入湖中，大家心急如焚，一面高声喊叫“小吕”，一面在船头船尾到处寻找，结果，有位同志在黑暗的船舱一个角落里，摸到了一个湿漉漉的人，原来我正在那里呼呼大睡。经过一夜的奋战，战胜了风暴，第二天安全抵达洪泽湖北岸，大家谈到昨晚的经历，还真有点后怕呢。

　　可以说，是伟大的部队和亲爱的同志们，从我孩提时代起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并将我引上光辉的征途；同时，在那艰险的战争环境中，我获得了艺术生命，部队这座大熔炉就是我艺术生活的摇篮。

　　1941年春末夏初，二师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全部集中抗大八分校文化队学习。文化队设有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文学系和普通班。我被分配在普通班，学习基本的理论知识，如普通乐理、怎样识简谱等等。我感到不满足，我喜欢上了音乐，想更多的了解它、接触它，所以常溜到音乐系去旁听。这次学习先后虽然只有三个月，但却使我深深地爱上了那迷人的音乐。

　　1942年春夏之交，音乐家贺绿汀同志从敌占区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们剧团住在离师部不远的一个叫泥佩湾的村子里，一天上午，天气晴朗，团部通知大家集合，去迎接一位教授来团指导工作。团里的同志们都拥向村头，我心里却在嘀咕着：这位教授是谁呢?不一会，从远处走来一位文质彬彬，身体比较瘦弱但精神很好的中年人，后面跟着的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背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非常引人注目。团的领导黄粲、叶华、晓河、王水等同志迎上前去同他热烈握手，并向大家介绍说：“这位就是作曲家贺绿汀同志。”我们高兴得使劲鼓掌，前后簇拥着贺绿汀同志进了村子。当天晚上的欢迎会上，贺绿汀同志讲了话，还为我们演奏了小提琴曲。在贺绿汀同志来团指导工作这段时间，团部安排每天有半天时间请他为大家讲课，帮助我们学习乐理和音乐基础知识或训练合唱。我非常认真地听讲，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还亲自指挥我们排练《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即《新世纪的前奏》）、《垦春泥》、《胜利进行曲》大合唱以及四部合唱《游击队之歌》等节目。贺绿汀同志的工作热情很高，在师部的联欢会上，他不仅指挥我们演唱了他排练的合唱曲，还为指战员演奏了几首小提琴曲，受到热烈欢迎。贺绿汀同志身体瘦弱，部队生活相当艰苦，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不让他吃粗粮，要炊事员另外烧菜给他吃，但他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和大家同灶吃饭。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从他的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位受人尊敬有很大贡献的音乐家，是应该这样生活的。

　　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万里无云，星星在天空闪烁，显得特别安静。忽然从远处飘来了悠扬的琴声，我连忙循声向村头树下跑去，原来是贺绿汀同志正在那里拉琴。我轻手轻脚地坐在一旁，静静地瞧着他微微晃动的身影，贪婪地聆听着那动人的旋律。我忽然觉得，那美妙的乐曲，仿佛不是来自琴上，而是从他的心里发出的，特别是他演奏的贝多芬《小步舞曲》，将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使我完全着了迷。一曲终了，贺绿汀同志发现了我，便走到我的面前，他可能觉察了我的心情，就亲切地问我多大岁数，父母在哪里，他们做什么工作，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你要你父亲想法买一把小提琴，你现在十二岁，正是学琴的时候……”听了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多么向往啊：我也要有一把小提琴，我要把心里想说的话，变成美妙的乐曲告诉所有的人。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贺绿汀同志就要离开我们去军部转赴延安。当贺绿汀同志离团时，全团同志在村头依依不舍地送他踏上新的征程。他文质彬彬地走在前头，后面跟着的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背上挂着小提琴盒子，逐渐远去，远去……

　　有一次，团内要开联欢会，要大家都准备节目。我出什么节目呢?啊，有了，贺绿汀同志写了那么多好听的合唱曲，我也来写一个。于是，我就根据军号曲调写了一个无词的四部合唱曲。我在联欢会上神气活现地指挥着一个自发组成的小歌队。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同志们一边笑着一边拍手给这个小歌队加油。贺绿汀同志走了，是他在我这小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鼓舞我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1942年底，军部为了支持新开辟的七师根据地，决定从军部和二师抽调大批干部去七师工作，我和姐姐也在其列，要离开二师去七师。我又高兴又不高兴，心里很矛盾。高兴的是，当时父亲在那个地区工作，到了那里就可以见到我父母和弟妹了。但是要和抗敌剧团和二师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分别，心里很不是滋味。三年来，在他们无微不至地关怀下，和大家一起翻越过许多山岭，渡过许多河流，走过了无数荆棘之路，共同经历了战斗的洗礼。调往七师的干部队伍要出发了，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罗炳辉副师长也来了，罗炳辉副师长也是我的老“熟人”了，他非常关心我，有时剧团和师部一起行军，罗师长看我累了，总要让我骑在他的马上，到了驻地要我到他那里去玩。他是红军中著名的“神行太保”，作战机智勇敢，待同志热情，长得英武魁伟。我对他非常敬重爱戴。有一次在他的住处，我曾将他的皮腰带在自己腰问绕了四五圈，开心极了，他也高兴得放声大笑。送别时，罗师长向我们讲了许多充满感情和关切鼓励的话，大家都很感动。列队解散休息时，罗师长把我拉到身边对我说：“小吕啊，我们就要分别了，到七师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送你一件礼物。”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拇指大小的玉猴子，那只玉猴子通身透明，里面还有红丝。他说：“这是我从内战时期保存到现在的，你留作纪念吧。”我扑到他的怀里，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就这样，我离开了罗师长，离开了抗敌剧团和二师的同志们。

　　我非常珍惜那只玉猴子，日夜佩戴着从不离身。每当我抚摸着它，便会想起敬爱的罗师长、二师的同志们，还有我那艰难而绚丽的童年的战斗生活。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师奉命北撤，我怕在长途行军中将那心爱的玉猴子弄丢了，就将它交给我母亲收藏。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双十协定”，我的父母同时被他们逮捕了，那只玉猴子也被那些无耻的敌人抢去了。后来知道，父亲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狱中留下的“绝命诗”中写道：

　　忍看山河碎，

　　愿将赤血流。

　　烟尘开敌后，

　　扰攘展民猷。

　　八载坚心志，

　　忠贞为国酬。

　　且喜天破晓，

　　竟死我何求。

　　1945年11月13日，在南京江宁镇召郎桥，父亲高呼着“中国和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

　　我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告别了童年，投身于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