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我们新四军四支队奉党中央指示和军部命令，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出发，翻山越岭，开赴安徽前线抗日。初到皖西和皖中地区时，当地群众还存在恐日心理。支队司令部号召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不仅要狠狠打击日本强盗，而且要注意活捉一些鬼子，以增强群众抗日信心。

　　的确，当时的日军，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长期灌输下，十分顽固，甚至受伤后还死拼到底，不肯缴械投降。因此，要活捉鬼子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我新四军战士眼里，日本兵绝不是不可战胜的三头六臂的怪物。自5月中旬我新四军四支队首战蒋家河口以后，接着先后在六（安）合（肥）、安（庆）合（肥）、舒（城）六（安）公路两侧抗击敌人，在战斗中，除打死打伤一大批日寇外，还活捉了10名鬼子。

　　鬼子虽然成了新四军的“阶下囚”，却仍旧狂妄。在他们心目中，用飞机、大炮、坦克、毒瓦斯等武装起来的“皇军”，是无敌于天下的。当我们的战士准备把他们押往支队司令部驻地时，他们死活不愿离开。战士们只得轮流抬，硬是将他们抬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舒城县西港冲，把他们放在华家湾群众腾出来的空房里，交给手枪团一分队看管。我当时就是看管人员之一。

　　对待俘虏，刀剁斧劈古已有之。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章程，那就是捉到俘虏，一不打，二不骂，三不掏腰包，有伤的还给治伤。因此，对这些日俘虽然严加看管，但是一没上脚镣，二没戴手铐。

　　“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捉到活的送到西港冲!”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看俘虏的老乡像潮水般涌来，有的声言要剖开鬼子的肚子，看看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的妇女想冲上去，咬几口，泄泄恨。说实在的，要不是我们死命拦住，唇焦口燥地做说服工作，这些日俘早被老乡们剁成了肉酱。

　　一天，舒城县的七里河召开抗日宣传大会，为了扩大宣传新四军抗日战果，支队司令部决定把日俘带到会场上“示众”。可是我们不懂日语，而这些日俘又误认为我们处死他们，因此死活不走。这样，我们只得将几个俘虏抬到会场。当我们把日俘抬到会场台上的时候，一千多人的目光齐刷刷投来，口号声惊天动地，整个会场沸腾了，面对激愤的群众，这些骄横的日俘也禁不住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为了教育日俘，动员他们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军部专门派来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陈辛仁同志用日语向俘虏进行宣传教育。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完全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完全出于自卫、求得生存，中日两国人民之问并没有仇恨。一次，陈辛仁同志在和日俘交谈，我看见有几个日俘低着头流下了眼泪，悔恨自己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反动宣传的蒙蔽，成为侵略中国的罪人。他们十分想念家乡，那个年龄较大的，在家是个照相的，有妻子儿女，非常盼望能回国和亲人团聚。

　　我们对日俘在生活上尽量优待。日本士兵喜欢洗澡，我们就经常给他们洗澡机会。由于经常来往，我们还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协助陈辛仁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日俘思想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解除了对他们的严格看管。

　　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家湾一家茅草屋突然着起火来，而且火势很大。那几位日俘发现后，毫不犹豫地爬上了房子，冒着烟呛火烤，迅速地切断了火路，将大火扑灭。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形象从他们身上一下子消失了。

　　11月下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西港冲视察工作，并准备前往立煌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进行谈判。为了驳斥国民党诬蔑我四支队对日寇“游而不击”的谰言，决定将几名日俘带往立煌。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都难过得哭了起来。

　　没过几天，我们送走了日俘。后来听说他们中有的参加了反战同盟，不断揭露日帝的侵略罪行，以实际行动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