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投降后，我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我亦离开三北地区回城工作，在上海读大学，搞学运。和平无望，战火重燃，我浙东地区党组织，在顾德欢、陈布衣领导下，义旗重举，于1947年5月15日在慈溪徐鲍陈村的草帽庵重建四明山主力武装。我主动请缨，于7月离沪重上四明山，在主力部队当战士、文化教员，后任陈布衣秘书，直到浙东解放前夕。

　　初创风云

　　四明山游击区，孤处敌后，据宁沪杭甬战略要地，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地带，更是蒋介石的老家，游击队就在奉化溪口方圆不过百里范围内与敌周旋，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深深插入敌人的要害部位。我参加过攻克奉化亭下北面的一个据点之战，此地距溪口镇仅10余里，从山上俯瞰，溪口镇已历历在目；我地方部队在宁波至溪口的公路上设伏，活捉晋谒蒋介石的国民党交警总队少将旅长杨迂春等三名高级军官(后释放)。兵临镇外，再突进一步就可以坐到丰镐房喝茶了，蒋介石寝食难安!

　　敌重兵密布，据点林立，战斗频仍，环境险恶。据统计，敌在四明山区及周遭集镇的据点多达70余处，其兵力何止数十倍于我。

　　5月，初创的四明山主力武装四中队仅43人；到7月，我所在的五中队组建，41人；合计才84人，称“钢铁部队”，且武器装备窳劣，甚至连打一发装一发、生产于19世纪的“老套筒”也派上用场了。

　　部队初创，“个头”虽小，但它传承了老三五支队(老区人民对抗日时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习惯称呼)优良传统，是一支政治觉悟高、战斗力强、纪律严明、深受老区人民欢迎和爱戴的部队。

　　这支部队非同一般，其成员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老三五支队北撤后留下原地坚持的干部、战士，人数不多，但是骨干；二是新参军的当地农民；三是大中学生和职工，他们清一色是上海党派来的(浙东党组织，是中共上海分局领导的)，大多数是党员。大中学生充盈战斗连队，这是最大的特色，单就这一点而言，套用一句当今流行的时髦话：是全军“最牛”的。

　　游击队只有前方没有后方，只有战斗连队没有坐案头、搞文牍的机关，只有武夫没有文员。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战斗，用不着打仗的岗位是找不到的，你不想打仗怕打仗，那就走人!不用说大学生就是博士、院士来了又能怎么样?一样没有板凳可坐，一样没有笔杆子可耍，一样天天黑夜行军，一样手持武器去打仗，这是残酷的战斗环境使然，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就可以改变为另一种活法的。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为了求得生存的空间，我游击队飘忽不定，灵活机动，不管是下雨还是落雪，几乎天天夜晚爬山转移，很少在一个地方驻留一天以上。生活十分艰苦，有一顿没一顿，咸菜下饭，三月不知肉味。夜晚，找一块干净的地方，铺上稻草，和衣而卧，也不脱鞋(草鞋)，以便一有情况能一跃而起投入战斗；没有条件更衣洗澡，身上爬满白虱，长着疥疮，同志们戏称是革命的传家宝。写到这儿，眼前会浮现薛驹同志(他出身名门，是民国时期有“清官”之称的民政部长薛笃弼之后，后曾任我浙江省委书记)在冬阳下敞怀从毛衣缝中仔细捉拿白虱子的情景来。当时他任中共四明工委宣传部长，经常随主力部队行动。他为人谦和平实，毫无架子，“薛”“虱”谐音，我们戏称他为“虱部长”，他不以为忤。

　　与我一起从上海到四明山的5位伙伴，全分配在五中队当战士，除了邓志锜(我大学同学)经不起考验，不几天即开小差回沪，杨启、老周、沈康、何向然四位同志先后战殁，独我幸运。

　　我与杨启(三班副班长，是我国着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先烈之独子)相交甚笃；1948年3月26日，余姚鹿亭乡中村之役，战斗失利，他负了伤，在部队后撤途中的一个破庙里，他躺在担架上等待送“后方医院”(可怜游击队哪来后方?哪来医院?借个美名而已)，我见他伤势不太重(打坏了几个脚指头)，俯身宽言相慰，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我深信，我们还会很快见面的，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幽明永隔，他终因感染上破伤风菌又缺医少药而告不治，令人伤痛无限。

　　经过两年的游击战争，当年的上海战友履危蹈险出生入死，有些还是活下来了，其中有徐炎(五中队一班战士，前《宁波晚报》总编辑)、江震(四中队一班弹药手，在抗美援朝中曾击落美机四架，立下殊勋，空军中将)等，至今健在。

　　以这一支小型的主力部队起家，到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时，已发展到6个支队，12000余人，解放了绍兴、诸暨、天台等12个城市，活动和控制了东濒东海、南至金衢、西及浙皖边界、北抵杭州近郊的广大地域浙江的近半壁江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差不多了”

　　我初到游击队出过不少洋相。

　　每当夜间行军，走在村旁的石板小路上，不时会传来前面战友的口令，并用手一指：这块石头不要践踏!我一时想不明白：凡是路上的石板都是可以任人践踏的，为何竟有不准践踏的石板，岂非咄咄怪事，乃求教于前辈战友，于是引来一片哄笑。原来这种石板底下不平，人踩上去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那是会暴露部队行动秘密的!

　　解大便用纸，天经地义，境内域外，莫不如此。来到游击队，山沟旮旯，寸纸难找，这迫切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成为城里人的一大难题(抗日战争时期，我是在根据地工作，条件相对较好，不曾遇到这个问题)，由此惶惶不安，又引来一阵哄笑。后经人指点：稻草打结擦之，竹篾片刮之，虽不够“彻底”，也很不雅驯，实为最佳选择。再不然，退而求其次，用树叶、农作物叶子，也能马马虎虎对付一下。总之，只要你能降贵纡尊，放下臭架子，不奢求现代文明，则天地无比宽阔，资源十分丰富，到处有你救命的“宝贝”，“难乎哉，不难也”。诚者斯言，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遂大喜过望。

　　总的来说，我到游击队，还比较适应，吃苦耐劳没问题，这大概得益于战时流亡中学艰苦生活的磨练吧，唯有雨夜行军伤透了脑筋。

　　雨夜行军，天色墨黑，伸手不见五指，山区尤甚，尽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每个战士脖子上都围着一条白毛巾，但我眼睛不好，稍有疏忽，很易丢失“目标”，迷失方向。曾吃过一次大苦头，从高高的桥上扑通一声掉下去了，桥上同志们半晌听不到一点动静，以为这一下田扬“差不多了”。算我命大，仰面跌落在河滩上，背包首先着地，只是一阵昏迷，发不出声来。要是跌落河中，我不会游泳，伸手不见五指，怎么救捞?要不是背包先着地，还不是“差不多了”?

　　醒过来后，只感到一条腿痛得要命，不能动弹，同志们轮流背着我，找到一户老百姓家“打埋伏”。我全军仅一个医生叫史东帆(后来我负伤，就是他救治的)，这时不知在何方。住不多日，我不医而愈，归了队。

　　自此以后，我学乖了，雨夜行军，找根细竹竿，由前面同志牵引着走，再没出过问题。

　　愚迷醉浮世，无求功名利禄，不涉声色犬马，但也没有做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善举德行，何以大难不死，是靠马克思在天之灵?不见得吧，呵呵。

　　呃，倒是想起了一件事。在一次战斗中，我身边的一位战友(很惭愧，他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后脑勺中弹，打了一个洞，血流不止，可怜游击队连绷带也没有，我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军帽(我脑袋小)紧紧地扣在他头上，制止流血，我以为他肯定是活不了了的。令我大吃一惊的，解放后在一个休养所又见到了他，可惜他已成为“半植物人”，人长得虚胖不堪，神志完全不清，也不认得我了，我不胜诧异，他居然还能摇摇晃晃走几步路。难道这也算救人一命打造了七级浮屠积下了无量功德超度得生?不见得吧，呵呵。

　　特殊任务

　　我不知道陈布衣同志是怎么想的，也许认为我这个人虽然经过一定的战火洗礼，也有过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武工队员的历练，但老底子总归是五谷不分的世家子弟，是从小学到大学“青灯黄卷伴更长”的文弱书生，需要比别人更多的、不一般的培养锻炼，因此，每当有“行刑”的特殊任务，他既不找膀大腰圆的屠夫，也不找胆大包天的铁汉，却落到我头上，成为这个行当的“专业户”。或许，他别无“深意”，只是因为我和阿忠、阿华三人，原本是他的秘书和警卫员，须臾不离他的左右，使唤起来方便，不找你们还能找谁啊?

　　当我第一次领受这一“美差”，要说不犯难发憷，那不是真话。我一向胆子小，甚至连杀鸡都不敢正眼相看。虽说当了兵，参加过多次战斗，死人看多了，胆子大了些，但“行刑”与战场杀敌根本是不搭界两码事，其血腥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一想到这不失为磨砺自己胆量和意志的绝好契机，更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委托，也就少一番犹豫多一分勇气了。

　　1948年10月16日拂晓，我游击队攻克余姚江畔的车厩渡口据点(此地与举世闻名的河姆渡史前遗址的渡口相紧邻)，全歼敌保警中队一个排，俘敌多人。我记不清出于什么缘故，没有把俘获人员当场全放了，却留下两个带至部队宿营的村子，这下好，再放人难了，当地村民坚决不干，他们说这些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死有余辜；又说，如把他们放了，必定会暴露游击队宿营过的村子而招来敌人的报复，“你们拍拍屁股走了，我们怎么办?”

　　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审讯，拉出去宰了，就这么简单。

　　当晚，月色清冷凄白(农历九月十四)，深山老林，万籁俱寂。临刑，其中一台州籍者自知不免，乞我转告他家中人前来收尸。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默然以对。

　　游击队没有司法部门和监狱，抓来嫌疑犯，不是放就是杀，别无其他选择，因此难免杀了一些罪不当死可杀可不杀的人，实出于无奈。而且，碍于斗争环境的严酷，为了节省每一颗子弹，为了避免枪声一响暴露自身，不允许采取通常的、较为人道的处决方式，这正体现了浙东游击战争的血腥和特殊。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游击队也有了自己的“报纸”——《四明简讯》。

　　1949年2月22日，“报馆”不幸出事了，遭国民党保安部队袭击，我方亡2、伤3，并有3人被俘，损失惨重。

　　所谓“报馆”，其实只是山林深处搭建的几间草棚棚(我游击队美其名曰“公馆”，并根据它所在的环境和特点，分别命名为“蛇公馆”、“蚂蟥公馆”、“蚊虫公馆”等等)，有工作人员十来个，几乎手无寸铁，全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高度隐蔽保密、不时转移，以保证安全，无关人员是不知道他们藏身之处的。

　　很快，告密者被捕获归案，是一个貌似“老农”的本地人。我奉中共四明工委书记兼五支队政委陈布衣之命，带领阿忠、阿华到出事现场去“收拾”这个家伙。一路押解而来，直到“报馆”出事地点(余姚陆家埠西山深处)动刑。

　　但见现场一片狼藉，所谓“报馆”的几间草棚已经彻底焚毁，地上摊着两具被烧成黑炭似的面目全非不成人形的烈士遗体，惨不忍睹。我忍着巨大的悲痛翻检遗体，仔细辨认，见其中一具遗体，在紧贴地表的背部尚有一小块惨白色的比较完好的皮肤和依稀可见穿背而过的殷红弹孔(这证明是先枪杀后焚尸)，并露出黄色的余烬，我陡然一惊：黄色夹克衫?这不是刘超同志吗?

　　仅仅几天前，我代表陈布衣同志接待过由上海投奔到四明山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其中就有刘超同志，他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身着黄色夹克衫，文质彬彬，一副读书人的气度，自我介绍说，他是江西人，复旦大学在读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刘峙上将(解放战争时曾任徐州“剿总”司令，统领80万大军与我军决战在淮海战场)的侄子。也许就是因为他高度近视的缘故吧，没去战斗部队而分派到当时被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报馆”，谁知调整这一步，热血男儿，壮志未酬，永远长眠在四明山上。

　　一夕“敲打”

　　60年来，四明山绿水青山依旧在，老首长陈布衣音容笑貌宛若在眼前。

　　他无私无欲，废寝忘食，辛勤工作，为四明山乃至浙东地区的解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温文尔雅有谦谦君子之风，更有着军人无比的刚毅和胆略，在危难时刻他总是昂然挺身在部队的最前列，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他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其英名响彻四明大地，谁人不晓?他品德高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相随相依老首长，如临春风如沐雨露，帮我教我成长，永生难忘。纸短不能尽言，在这里只讲一件深印脑际的小事。

　　我在他身边工作有年把时间。他带领部队转战各地，我与他的警卫员阿忠、阿华跟着他日夜相守相从，4个人自成一个大集体中的“小集体”。

　　四明山上某山村，是我游击队常去的基本区。我们“小集体”自有相对固定的落脚点，那是一家有两层楼房的独门独户。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傍山，僻静，隐蔽，“吊角”，便于进退，符合战备要求。

　　那家男主人好像经常不在家，也不见一个小毛头，女主人大嫂子年约20有余，虽是农家女，倒也长得清清爽爽。她接待我们十分热情周到，真有到了家的感觉，尤其是对阿忠和我，殷勤照顾有加。一次夜已深，在安排好所带领的部队住下后，我们照例来到这一家借宿，正嘻嘻哈哈忙着铺稻草、打地铺，热情的女主人就急切地端着两大碗凉开水，直凑到阿忠和我的嘴边，真是盛情难却啊!“阿木林”们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本来嘛，三五支队在老区人民心目中是王者之师、仁义之师，享有极高的威信，受到他们热情欢迎和爱戴自在情理之中，不是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吗?

　　你不知不觉，老首长还是感觉到了什么，看出了端倪。三个萝卜头忙累了一天，困乏的要死，正躺下美美地享受稻草所带来的温暖渐入梦乡时，老首长却把我们一个个提了起来，召开“紧急会议”，打预防针，下毛毛雨，温言告诫：“糖衣炮弹”在行动，要慎独言行，提高警惕。

　　那时，我尘心尽涤，一心革命，哪会有心思去理会这些事，阿忠也是大家公认的规矩老实人，自然不会出轨越界。我和阿忠相处十分融洽，无话不谈，但从不言涉轻佻和女色。当年，我们“风华正茂”，乡间也确有年轻妇女恋慕亲近你的，但我们秉持了一个革命战士的操守，应对有度，“石骨铁硬”。

　　这些，我想老首长不会不看在眼里，就这样，他还是站在“治军从严”的高度，见微知着，未雨绸缪，严格要求。

　　一夕“敲打”，胜读十年圣贤书，终生受用不尽。

　　一双布袜

　　穿着这种长及膝盖的黑色布袜子，与之配套的只能是草鞋。布袜加草鞋，既轻快又利于在山野荆棘丛中行走奔跑，不受刺戳，还可以防蚊叮虫咬，棒极了。

　　草鞋，顾名思义是用稻草打成的，它原料易得，成本低，水陆皆宜，被游击队普遍着用，但有一个大缺点，不够经久耐穿。

　　于是游击队创造了两种不用草的“草鞋”。

　　一是就地取材用箬壳(毛竹成长过程中脱落的外皮)打成的，它比草鞋要经久耐穿得多，但质地较硬，穿着不舒服，特别是细皮嫩肉的城里人是享用不了的，即使穿上布袜，不多久，也会磨出血泡来。再有一种是用碎布条打成的，它软糯爽滑轻便结实，不似“耐克”胜似“耐克”，鞋中的极品，无尚的享受，可碎布条是奢侈品，哪里去找呀!我可无福享受，依旧是草鞋的命。

　　布袜、草鞋相匹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革命之宝，用它，我“吻”遍了亲爱的四明大地的山山水水，伴我度过了生命中最为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