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铁蹄踏进了当时处于孤岛状态的上海租界。原来公开的抗日组织和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部分同志被列进了敌人的黑名单，我也是其中的一个。1942年10月，党组织安排我撤离上海，辗转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天长县顾家围子举办的干部训练班。

　　一天，刘宁一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南通学院已从上海迁来淮南根据地，该院地下党支部已暴露，要我以学生身份进入学院，逐步接替党支部工作，并担任支部书记。同去南通学院的还有王涵钟和王宗道同志。王涵钟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毕业，比我和王宗道年长六七岁，像大哥哥一样和蔼可亲，在路上处处照顾我们。

　　南通学院设在天长县铜城镇附近。我们的任务是，团结群众，宣传抗日，发展党员。但为了隐蔽下来做工作，首先要读好书。当时的教科书有些是外文版的，而我们的外文水平较差，王涵钟常在课余时问耐心地帮我们补课，指导我们写英语作文，以便长期坚持为党工作。

　　1942年12月，日伪军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新四军军部决定将我们分散到农民家里打埋伏。时间紧迫，当晚队伍就出发，走了五六十里泥泞地才到宿营点。我们分别住进老乡家里，每天吃两顿，以胡萝卜为主食，生活十分艰苦。

　　一天上午，下着小雨，我正在田里同农民一起拔胡萝卜，一位联络员来找我，说我的亲戚王涵钟病了，要我去看他。当时为了工作需要，我和王涵钟以表兄妹相称。我很纳闷，我想一定出了什么事，就急匆匆地跟着去了。一进门，只见王涵钟睡在稻草铺的泥地上，苍白的脸上淌着大汗，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已奄奄一息。和他同住的同学告诉我，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和受了风寒，王涵钟患感冒诱发了心脏病。当地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只能看着他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他看见了我，如同见了亲人，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不行了，没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心里非常难受。”另外要我转告党组织，在革命胜利以后，将他去世的消息告诉在上海的爱人，因为他离开上海时，爱人已怀孕了。此时我才知道，他是为了党的事业，舍下了怀孕的妻子来到根据地的。我听着涵钟充满对党深情的话，流下了眼泪，一边为他揩汗，一边劝他放心。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咽气了。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我失去了一位生死与共的同志，并肩战斗的战友。

　　涵钟同志去世后，南通学院全体师生举行了追悼会。新四军军部派梅益同志为代表前来致悼词。悼词说，王涵钟同志是一心为党，无私无畏的优秀党员。我当面向梅益同志汇报了王的临终遗言。涵钟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天长县龙岗。

　　王涵钟同志去世已近五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却永远活在我心里，并激励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