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宗同志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央曾多次指示要保护白区干部，面目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遭受敌人注意的，要及时撤退到根据地，进行学习训练或者分配工作”（《抗战八年的上海地下斗争》，《红艳千般——往事回忆及其他》第112页，学林出版社，1990）。他还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地下党的干部处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他们决心随时献身革命事业，请求党组织把自己亲属子女送到根据地参加革命，以解除后顾之忧”（此材料现存上海新四军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的。

　　1944年4月底，已经参加新四军的我的三叔秘密回上海，为部队购买器材、药品，不料为日本人发觉。5月上旬一天晚8点左右，几个日本兵突然闯进我家，将三叔抓走，说他走私。那时，我父亲是上海地下党沪西支部负责人，那天正在厂里开会，晚10点多才回来。他刚进弄堂口，只见弄堂里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在议论着什么，便起了疑心：“这么晚了还不睡觉，他们在干什么?”弄堂里的人见我父亲回来了，马上都不作声了，只有住在我家隔壁的曹老五急急忙忙拉住我父亲说：“不得了啦，你家老三被日本人抓去啦!”父亲听后知道出事了，便敷衍几句，悄悄离开弄堂口，急忙跑到张琪同志家，向他报告三叔被捕了。

　　张琪同志当时任上海地下党工委书记，是父亲的直接领导人。他们分析了情况，认为三叔虽然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以经济问题被捕，但为防意外，决定父亲带我母亲和我立即撤到根据地。张琪同志派了一位同志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你妈妈（指我的祖母）在乡下病了，高先生（指我父亲）来不及回家就到乡下去了，他叫我带你们也到乡下去。你快收拾一下，带着孩子（指我）快走吧。”我母亲因三叔被抓，父亲又不在家，正不知怎么办才好。听了这番话，知道情况严重，二话没说，把我叫醒，几乎什么也没有带，跟这位同志从后门悄悄地溜了出来（前门还有两个日本兵在把着，等我父亲回来问三叔的情况），叫了一部三轮车赶到十六铺码头，与父亲会合，乘早班轮船离开了上海。那年我正好十岁。

　　我们到了新四军城工部，张承宗同志（当时任城工部干部科科长兼部的秘书，相当秘书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接待了我们，办理了组织供给关系，安排了住宿。几天后，城工部部长刘长胜同志找父亲谈话，说：“你在上海不能待了，调你到南京工作。”这样，父亲便被派往南京做地下工作，担任南京工委副书记。母亲和我留在了根据地。

　　第二年，即1945年的5月，刘长胜同志找母亲谈话说：“你爱人在南京长期没有家小，容易暴露，现决定派你到南京掩护他工作，把两个孩子（到根据地后母亲又生了一个妹妹）也一起带去。”这时，我从外面回来，又蹦又跳，还唱着歌。到根据地一年了，我学会了不少根据地的革命歌曲。刘长胜同志听我唱的歌，马上皱起了眉头，态度坚决地说：“大孩子不能带!”母亲一愣，问：“为什么?”刘长胜同志严肃地说：“孩子嘴不严，要是不注意，到了敌区唱起根据地的歌，是要出大事的。你放心去吧，组织上是会妥善安排你们的孩子的。”

　　这样，母亲带着出生不久的妹妹到了南京，我留在了根据地。过了几天，刘长胜同志叫张承宗同志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给军部，军部赖传珠参谋长亲笔给半塔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廖弼臣校长写了一封信，将我送进了这所学校。我骑着一匹灰骡子，由城工部的一位周叔叔牵着，于1945年5月一天的下午到了半塔。周叔叔将赖参谋长的信面交了廖校长，廖校长笑道：“欢迎，欢迎，我们又多了一个小战士!”周叔叔说：“孩子的父母都在敌区工作，就把他交给你们学校啦!”廖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不少父母都在前方，还有不少是在上海、南京等敌区做地下工作的干部，还有烈士子女。请城工部同志放心，我们会把他们培养教育成革命的战士。”

　　依依不舍地和周叔叔告别后，我心中空荡荡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小妹妹不在身边，城工部的许多叔叔阿姨不在身边，越想越难过，不由得流出了眼泪。廖校长见我伤心的样子，笑道：“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啊!”我擦了擦眼泪抬头看了看他。见他面色黑里带黄，较瘦，一眼看上去比较严峻，再看却透出几分和蔼。他走到我的身边，坐在一条凳子上，问我父母和家里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你知道我姓什么吗?”说真的，来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新到一个地方举目无亲，只是缠着周叔叔，这位校长姓什么真没留神，便摇了摇头。他继续说：“我姓廖。你知道怎么写吗?”我又摇了摇头。他说：“不会写吧，我来教你。这样写：一点一横一大撇，两个弯弯四小撇，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他一边说，一边拿着我的手指在他手心上教我写“廖”字。我听着“撇啊撇”的，觉得很有趣，也很有劲，马上缩短了和他的距离，和他亲热起来，不知不觉止哭为笑了。这是我一生中学的第一个字谜，廖校长是我离开父母后遇到的第一位亲人和老师。

　　当时学校生活是紧张的。这个学校按军事化进行编制，用抗大式的军事化方法进行训练。吃饭前要排队，唱歌。每个班的同学围成一圈，盘腿坐在地上，班长吹哨子，说“开动”，才能吃饭。班长再吹哨子，说“止动”，便不好再动筷子了。饭没有吃完的同学被召在一起，由中队长提出警告，教育他们吃饭动作要快，如连续几次被警告，那就要没收碗筷接受“停吃一顿”的处罚了。

　　对这种吃饭如同上战场“罚你没商量”的校规，我实在无法适应，心里反感透顶。饭分好了，我就动筷子，班长说：“还没有叫‘开动’，你动什么——快把筷子放下!”吹了“止动”的哨子，我还有小半碗饭没有吃完，班长命令“倒掉”，我只得眼泪汪汪的，拿着碗，去听中队长的训话。糟糕的是，听训的大多数是女生，只有几个男生，而且其他男生都比我年龄小，我实在无地自容。有一次我吃饭又慢了，班长叫我去听训，我不肯，发生了争执，几乎要打起来。

　　不知怎的，此事被廖校长知道了。他来到班里对我说：“我们是革命军人，随时随地都要有战争观念，敌情观念。这些观念从哪里来，要靠平时的训练。打仗时情况千变万化，吃一顿饭慢吞吞的，敌人就可能跑了，或者我们被包围就突不出去了。时间就是胜利。你们是小战士，随时可能上前线，要从日常生活中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一定要把自己由老百姓训练成真正的革命军人。”他转过身对班长说：“他刚来，要帮他找一找吃饭慢的原因，我相信他会适应的。”廖校长走后，班长对我说：“你吃饭并不慢，就是爱讲话，大家都一声不吭地吃饭，你吃吃说说，速度就慢啦。吃饭时不能讲话，知道了吗?”我点了点头，廖校长这样一篇吃饭与战争关系的大道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班长的帮助下，我很快适应了学校的生活，吃饭常常提前结束。

　　廖校长是老红军，多次负伤，可以说是一位革命的功臣了。但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讲话、讲故事、找同学谈话，总是面带笑容，就是批评、教育人，也是笑着说的。在我的记忆中，找不出他声色俱厉发脾气时是什么样子。有一次，他叫我到校部，给了我一支派克金笔，说：“这是你爸爸托人带给你的，你可要好好学习呵!”我拿过笔，见上面刻有父亲的名字，我高兴极了，好像见到了爸爸一样。这支笔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虽然笔帽的螺丝已磨平打滑拧不上了。廖校长送笔时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多么温暖，多么亲切的笑容呵。

　　战争年代生活是艰苦的，但这个集体充满了笑声和歌声，对未来，对胜利，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自信。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廖校长兴奋地说：“反攻开始了，我们要打上海，中央已经任命刘长胜同志为新上海市市长!”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上海来的同学都互相拥抱。由于情况变化，打上海的计划没有实施，但当时那个欢乐场面，我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