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市委党史办公室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该市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史料编辑《嘉山烽火》一书，其负责同志先后几次来信、来电和派员向我约稿，因我曾在嘉山所辖的几个区工作过六七年，不好推脱，只得静下心来写几件难忘的往事。

　　因时隔半个多世纪，有的事件很难回忆完满、清楚，所幸的是当时领导过我的许多负责同志以及与我共事过的不少同志尚健在，望阅后能提出指正为荷。

　　枪毙汉奸赵云集的前前后后

　　1942年，我在嘉山县河梢桥区任区长兼区大队长。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岁月，日本鬼子凭借着强大的战争机器，纠集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处于前沿的河梢桥区犹如一把出鞘的尖刀，引起敌人的恐慌和不安。

　　这年的农历八月十六拂晓，一股伪军向我偷袭，正在三元乡的区民兵大队邱副大队长闻讯率基干民兵，在三里沟一带与来袭的伪军交战。根据通讯员二次报告的敌我交战动态，时至中午，我即派区大队副许季高同志率区大队前往策应，同时考虑到三元乡邻近淮河的马过嘴、张凤滩、旧县等地均有日伪军的据点，担心区大队吃亏，我又带上警卫班赶到三里沟时，已是午后四五点钟，在实地了解战况后，我传话通知邱和许两同志，要他们有序撤回。归途中我先派警卫班策前，我与吴克汝（吴迪）、徐展、李静亭、杨思亭等干部居中，区大队民兵殿后，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哪知狡猾的敌人约30人已在三里沟东面埋伏，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策前的警卫班过去时敌人一枪未放，我们居中的队伍刚一进入，敌人迎面打来一阵排子枪。面对突发情况，我当即命令就地还击，并迅速掏出快慢机盒子枪，一按快门就向敌人扫过去，10发打完，再换上20发，在我身边的张有信、陈富福、曹成文、万县袍、张超等先扔出手榴弹，接着是步枪组织还击，副区长李静亭的驳壳枪也打响了。由于敌人有机枪，枪声很密，而地形亦于我不利（三面环水的葫芦口），我不敢恋战，决定趁着夜色从后面的猫耳湖撤走。当我们一潜入水中，敌人已赶到岸边，虽离我们仅有几米距离，但敌人看不清楚，只能胡乱打了一阵排子枪，权当“送行”。次日黎明，通讯员报告又有敌情，经过观察和核对暗号，才弄清楚是县总队政治处主任吴少同率领5个连，从15公里外一路轻装跑步赶来我区营救，战友情深，当看到我们全部安然无恙时，他十分高兴。第三天，《新嘉山报》刊登头条新闻并配上插图，标题是：“曹、李二区长，横渡猫耳湖”。事后不久，经了解是三元乡所属赵庄以赵云集为首的和其堂弟赵云霞组织一些民兵叛变，卖身投靠旧县的伪区长吕介甫和三区的伪区长曹善如，内外勾结，网罗了四十余名基干民兵投敌，并设立了以赵庄土围子为据点，与我区乡政府公开对抗所为，气焰十分嚣张。经过区委研究，决定坚决拔掉这个建立不久的“钉子”，并立即报告县委。经县委同意将此任务交县总队执行。9月底10月初，在我们摸清敌情后，吴少同率县总队3个连加上我们区大队和区民兵大队共计5个连的兵力，在夜问突然包围了赵庄，县总队担任主攻任务，区大队和区民兵大队配合。先开展政治攻势，在敌人拒不投降的情况下，县总队用机枪火力封锁敌人炮楼的枪眼，然后爆破手送上两包炸药，只听“轰、轰”两声巨响，炮楼炸开了两个大洞，战斗很快结束，共有四十余人投降，并当场活捉了汉奸赵云集和赵云霞。根据党的“首恶必办，胁从宽大”的方针，经现场政策教育，除“二赵”押解关押外，其余全部释放。同年10月下旬，报请县委批准后，决定召开全区万人大会公审处决赵云集。会场设在三元乡坡山口的一个开阔地，连夜搭好了会台。担任保卫法场任务的仍是县总队的3个连，区大队和区民兵大队负责警戒，维持秩序。胡坦前来现场指导，公审大会由我主持。事先将布告贴在大门板上，当我宣布死刑命令后，在台上当场用蘸满红墨水的毛笔在赵云集3个字上用力打上叉，只见司仪一抬手，5把号手吹起“杀人号”，随即全场沉浸在威严、肃穆的气氛中，“砰砰”两声枪响，只见赵云集扑的倒地，陪斩的赵云霞也同时吓昏在地。此时，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与会的群众大叫杀得好，杀得对。会后，我立即召开各乡代表会议，布置回去讨论。从此以后，河梢桥区再无投敌叛变事件发生，在对敌斗争中，全区干部和群众均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

　　保健堂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胜利，这是与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多年前，在淮南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建立保健堂的具体事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我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着缺医少药和贫苦农民无钱看病的状况。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淮南区党委决定在农村建立保健堂的医疗组织。当时，我在涧溪区任区长，有关保健堂的筹建宜事，经区委研究后交区政府组织实施。1944年四五月问，正好从淮南卫校毕业的纪刚同志被组织上分配到涧溪，就安排纪刚负责保健堂工作，并从区、乡推荐选送有行医专长的4至5人组成（有中医和西医）。然后在区政府所在地涧溪镇找到了3间铺面房择日挂牌开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在区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他们主要通过3条途径解决：一是发动农民利用当地山区的天然资源，就地采集何首乌、金银花、山里红、葛藤、杏仁、酸枣、橘皮、柿杷等中草药材，用炒锅、碾子和捣桶等简陋工具进行加工，还有捕捉毒蛇浸泡制成药酒；二是由区政府拨粮和各乡集粮，通过商人用粮食从敌占区换回一些必需的医疗器械（如针筒、诊听器、消毒盘、钳镊等）以及必不可少的常用、急需药品（如奎宁、消治龙、凡司林、葡萄糖、酒精、红药水、生理盐水、灰锰氧等）；三是在禁毒中没收的鸦片疔和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药品和器械。区政府明确规定，保健堂接受区政府的领导，是个非营利的医疗机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扎根区乡，面向农民，治病救人，成为沟通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我一般一至两周去一次查看他们的工作情况。保健堂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抓得很紧，每周各安排一次。政治学习的内容是淮南区党委编印的《新路东报》，业务学习的书籍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汤头歌》。另外，请当地有名的私人药铺的药工和诊所的有名郎中每周进行一次业务辅导，遇有疑难杂症，随时会诊。保健堂开诊以后，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誉，在社会各阶层中声名鹊起，每天看病的农民络绎不绝。保健堂的医生急病人所急，刻苦钻研业务，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例如，当地流行的疟疾病，过去农民迷信为鬼魂附体，就只身拿把伞，躲到几里外的山区密林里去“消灾”。经保健堂诊断后给服用奎宁药，一般吃了3至7天就病愈了。过去农民在劳动中不小心碰破手脚，就采取土办法，用香灰或朝阳土墙上的泥调上水敷在伤口上，结果造成伤口发炎、化脓，不仅肉体遭受极大痛苦，有的还致使肢体伤残，延误了一生。经过保健堂医生用酒精消毒敷上消炎药，再用纱布包扎起来，几天就好了。保健堂每年春季组织医务人员到鲁山、白沙王等地为儿童接种牛痘，受到农民的欢迎。保健堂为农民办实事，规定所有的中西药价均比市面便宜三至四成，凡交不起钱的农民可通过所在乡农会出具证明就可以减免费用。这样就迅速扩大了党和政府的影响，广大农民由衷地赞扬政府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戒

　　毒

　　1945年春，我根据地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使得政府有余力着手解决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突出的社会问题。我任涧溪区长时，通过社会调查，全区10个乡镇有吸“大烟”（鸦片）的约100人，其中地主、富农占多数，也有少数贫下中农。且吸“大烟”的人群（当地称“烟民”）还呈上升和蔓延的趋势。为此，经区委研究决定：在全区召开一次深入开展戒烟动员会，并选择石岩乡为试点，将二十余名烟民集中在该乡大营村的一个较大民宅内实施戒烟。由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负责，派民兵日夜站岗，置于严密的封锁监管状态，统一作息时间，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熄灯睡觉，中午休息两小时。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轮流值班，早晚点名，吃饭由家属送，路远的指派专人烧好，经检查后方可食用。在戒烟过程中，采取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三结合的办法。心理治疗，就是针对烟民的思想，从鸦片战争的历史开始，谈吸食鸦片给国家、民族以及家庭、个人带来的危害，中间穿插烟民的现身说法和家属的规劝，树立戒掉毒瘾重新做人的信心。药物治疗，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精神治疗，是从社会上邀请艺人来教唱歌曲，组织文艺节目演出，包括烟民自娱自乐，甚至允许拜佛、念经和叩头。戒毒最难的是开头10天内，烟民毒瘾发作起来，吃不进，喝不下，满地乱爬，又是眼泪、鼻涕，更严重的还嚎叫撞墙，吃什么吐什么。遇有这种情况，只能采取强制保护措施；一般过了20天左右，烟民大多恢复正常，与前来探亲的家属有说有笑谈家常，讲戒烟的体会；戒毒40天就可结束。当时，对烟民进行登记造册，凡戒毒出来的烟民，就从登记的名册上删去。在石岩乡大营村戒毒试点取得成功之后，区委区政府根据社会各阶层以及广大烟民家属的要求，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戒毒，在涧溪镇上再办规模大一点的戒毒所。后来，全区一百多个烟民先后都戒了毒。庆丰收评劳模促生产

　　由于根据地实行“三七分租、二五减息”的政策，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4年，我区取得了午季丰收，秋季丰收在望，为了搞好秋收秋种，夺取来年的更好收成，区委决定在全区大张旗鼓地掀起“评劳模、学劳模、做劳模”的热潮。

　　区委对劳模的条件，除了自家生产超指标以外，还附加必须带头执行政府的各项政策和为贫下中农、孤寡老人、烈军属组织代耕的规定。整个评选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组织动员阶段，分头召开党员、农抗和妇抗会，反复动员，讲清评劳模、促生产的意义，正确把握评模条件，坚持公正民主和求实的原则。二是评选阶段，规定在产生乡级劳模的基础上，从中推荐1名区级劳模候选人，然后整理劳模事迹材料上报。三是核实审批阶段，所有区级劳模的材料均由区委、区政府派员深入各乡调查，访问农户，听取反映，核对事迹，再汇总报区委审定。这次评模工作认真慎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对有的劳模事迹反复两三次才取得一致意见。全区共评出区级一等劳模1名，二等劳模两名，三等劳模7名，加上各乡产生的乡级劳模合计一百余名。最后，在区政府所在地涧溪镇召开万人表彰大会。那天，会场搭有主席台，悬挂会标，插上彩旗，张贴宣传标语，还组织了锣鼓队和花鼓、旱船，龙灯等文艺节目。当选的区级劳模披红戴花，坐在主席台上，兴高采烈，格外令人瞩目。大会由区农抗会理事长罗善举主持，县农抗会理事长王守基到会指导，我作了国内外形势和评模工作的总结讲话，然后由县、区农抗会理事长、区委书记和我为区级劳模颁奖：一等劳模奖大牯牛一条，二等劳模奖犁耙一套，三等劳模奖镰刀、朴刀、铁锨、斧头各一件，还有些奖品交各乡发给乡级劳模。当劳模们牵着挂花披彩的大牯牛和肩扛手捧奖品绕场一周时，全场锣鼓喧天，掌声雷动，口号此起彼伏。此次评模社会影响很大。会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成为人们在村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话题。劳模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劳模的生产劲头更大，从而出现了学劳模、赶劳模的生产热潮。

　　第二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总产量超过去年，超额完成了政府下达的交公粮指标。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而且农民过上了温饱日子。这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寒冬腊月和青黄不接时，只能借高利贷为生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等劳模、共产党员黄风芝于1946年7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我军北撤，他在家乡坚持斗争惨遭国民党还乡团的杀害。现在五十三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这件事，我心里仍感非常难过，对他非常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