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缩上海，妄图组织防御顽抗，在淞沪地区早已构筑工事，有4000余个钢筋水泥地堡。进攻上海前，我军进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教育。我华东野战军第九、第十两个兵团进攻上海市区，以钳形向黄浦江两岸合击。先行占领高桥、吴淞，求得截断敌海上逃路。我20军5月2日从苏南戴浦地区出发，进至震泽为中心的地区。5月12日，第58师攻占平湖，歼敌千余。13日，进占金山、南桥，直逼上海市区。军侦察营进至闵行附近，将敌第123军992团一个营全歼，乘机占领闵行国际电台。5月16日，第58师一举攻占浦东三林塘和百曲车站，有力地配合了友邻第33军向川沙、高桥的攻击。第59师、60师于18日进抵松江、莘庄，连同第58师和军直属部队全力攻占洋径、烂泥渡、张家楼、塘桥、周家渡等地。浦东之敌，被迫撤至市区。

　　5月24日，友邻第27军由七宝、虹桥攻入市区，国民党军退守苏州河北。25日，我第20军除留下一小部警备浦东，军部等大部从周家渡过黄浦江进入市区。军政治部《前锋报》出号外发表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我们住在江南造船厂的木工房内，肥大的吸满鲜血的臭虫到处乱爬，我身上被咬起许多肿包，瘙痒难熬。

　　军部指挥第60师、第59师177团进入苏州河北作战。部队进入市区，受到学生和市民的夹道欢迎，他们烧了开水，递给我们喝，连连呼喊着：“欢迎解放军。”我出生于上海，10岁时，我母亲病死后于次年回故乡宁波，屈指算来，离开上海已有16年之久。我的四个姐妹和一个弟弟都在上海，我的兴奋之情可以想见。

　　部队进上海后，各级干部对入城纪律十分重视，他们不入民房，露宿街头，受到了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以及国际舆论的赞誉。但部队指战员饮水和入厕如何解决，却是个大问题。幸好我20军指战员中上海工人参军的不少，他们设法把消防栓转开取水，把下水道井盖打开，围上布做临时应急厕所。
　　接管大官僚资本家房产

　　进上海市区后，我所接受的任务是汤光恢副政委交给我的一项接管大官僚资本家的房产。他交给我一本国民党上海市的甲种户口簿，上面记载着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群、毛森等公馆的详细地址，并交给我一个警卫连。他说：“你原是上海人，你按这个名册，把他们的房产接管过来。”我坐了吉普车，带了两卡车警卫连战士，就去接管这些公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公馆在高安路上，是座较新的洋房，光线不十分明亮，室内空无一物，连卫生间的浴缸也被人拆走了。我要连长留下一个战士看管，以后分给20军文工团住。我们又驱车找到岳阳路145号的宋子文公馆，这里有一个50多岁的人看管，有很大的花园，房子旧了一些，但建筑宏伟。看管人说：“我是宋子文的远亲，给他代为看管房子。”我说：“这是官僚资本的财产，我们奉命接管了!”我又要连长派战士看管。后来成为20军军部驻地，它的电话号码十分易记：70000。接着，我们驱车去孔祥熙公馆，黑色的大铁门紧闭。我按响门铃。一会儿，有人开门，我一看是一位头裹白布的上海人俗称“红头阿三”的满面胡子印度看门人。我说：“这里是孔祥熙公馆吗?”他示意我等一下。很快就出来一个30岁左右的穿西服白种人，手里拿了一个白纸证件。他用汉语说：“这里现在是苏联领事馆俱乐部。”我接过证件一看，全是外文。但有蓝色椭圆形、内有镰刀斧头的图章。他又说：“这房子是我们昨天从美国领事馆买来的。”我十分生气，强压心中愤懑之气，因为外事纪律规定我无权处理这件外事。只得驱车亚尔培路(现为陕西南路)257号张群公馆。门口挂了个“基督教浸礼会”的长方形白底黑字的牌子。我按响了门铃。有个中年妇女出来开门。我说：“这里是张群公馆，我们接管了。”这个妇女顿时满面通红，连连说：“我搬!我搬!”这样我忙忙碌碌当了一天接管大员，总算完成了任务。两袖清风，无愧于人民。

　　苏联——从我童年开始，三年级的老师(共产党员)就灌输给我，它是一个理想的人间乐园。可是我第一个遇到的苏联人，竟是一个善于欺侮小弟弟——中国共产党的坏哥哥。斯大林还健在哪!这大概只是个别不良事例吧!孔祥熙公馆，是人民用血汗建造、我军用血肉之躯拼命夺回来的财产，天经地义应当归还给中国人民。他们卑鄙地在昨天从美国驻沪领事馆廉价买了去，不觉得可耻吗?我把这件事心平气和地报告了汤副政委，以后怎样处理，我就不得而知了。
　　探望亲友

　　我的妻子李艺随20军后方的家属们从曲阜孔府赶到上海来了。我们又快乐地相聚了。她很兴奋，但当天晚上没有回来，我很奇怪，她到哪里去了?当时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乐群住在亚尔培路257号张群公馆。大约晚上8时，我接到了李艺的电话：“林晖，我现在住在我大姐①家里，门口的哨兵不让我离开大姐家。哨兵是20军的，你快想办法让哨兵放我回家。”我听了后有点生气，到大姐家去为什么事前不给我打个招呼?我就打电话给纵队保卫部长吴仲明，请他帮助通知警卫部队，把她放回家来。

　　晚上10时，她被放回家。其实她才重新入党②，大概对入城守则等有关规定也没好好学习，她想不到穿了解放军“女战士军装”还会被自己部队扣留。

　　刚一入上海城，我就急于到童年时曾去过的国际饭店14层看看上海的景色。大概去早了，进大门就看见床上睡着两个看门人。他们看见我和警卫员，立即起床。我说：“我想到14层去看看。”他就带我上电梯，一进大厅，就看见右边堆了各种西洋乐器，乐池边还竖立着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今天请某某小姐伴唱”。我用望远镜望去，那绿草如茵的跑马场、连绵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我知道国际饭店不让穿布鞋的人进去，但我今天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不是穿着山东老大妈手制的布“侉鞋”进去了吗?此刻我心中确是豪情万丈。

　　我乘坐的是毛森用的一辆美国豪华型的玫瑰色新车，这对于我并不适合，但上级已分给我暂用，不好拒绝。

　　我先到格洛克路(柳林路)宁福里9号看望大姐林和懿。还是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北火车站，童年避难时住过的地方，还是要上那又窄又暗的楼梯，还是那两张写字台拼起来的大方桌。景物依旧，人事俱变。大姐经受了严重精神刺激而变得性情木讷。她看着我穿了一身黄土布的褪了色的军装和土得不能再土的山东“侉鞋”，叫了我声，“阿弟!你来啦!”我记起从皖南到苏北东台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曾给她写信提及。她立即从上海寄了两瓶鱼肝油给我。姐弟之情，很难割舍。

　　我又到泰康路4号去看望二姐林明媚、三姐林因肄等人。二姐和妹妹林因琦是家庭妇女，三姐有一点文化，经大姐夫袁作麟介绍，在淮海路DDS咖啡馆当会计。她对我说：“阿弟，这实在不是人工作的地方，太乌烟瘴气了!”我说：“你先忍耐一下，以后总会有办法的。”过了一段时间，所在地的里弄委员会介绍她当了小学教员。二姐夫孙家文在一家私人银行当职员，弟弟林圣绪在远东烟草公司当职员，妹夫李宝康在一家工厂当职员。他们都对国民党光复上海后搞“五子登科”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金圆券的惊人贬值极其不满。二姐到张群公馆来看我。虽说是大公馆，不知什么原因却是徒俱四壁，空空如也。当时，我正在吃饭，他们看到我吃的是从满清政府时期仓库中搬来的霉米，都落下泪来。第二天，二姐就给我送来好吃的，有上好的白米饭和青菜、红烧肉。我对二姐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不能特殊化，我们这里一位同志从家里抱了一个大收音机来，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请你以后别再送好吃的来了。”

　　我的大姐夫袁作麟(改革开放后任南京路东亚饭店西餐顾问)经营着上海银行公会的西餐部，他觉得我和李艺结婚没有在上海亲戚中请过客，也为了兄弟姐妹们和我多年未相见，于是在银行公会楼上举行了一次丰盛的西餐聚会。

　　李艺又和我同去看望她的二伯父李泳裳，他住在愚园路公馆区的一座很豪华的西洋建筑内(现在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房子后面是美丽的大花园和网球场(现在建起了高楼大厦)，再后面又为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建造了一排六栋二层楼的楼房。我们踏上台阶跨进大门是个大客厅。她伯父胖得特别惊人，比我所见过最胖的罗炳辉还要胖。他为了把我当贵客，按了一下电钮，把客厅中的巨大丝绒帘子打开，这样客厅又扩大了一倍，真是少见的气派。上过茶，彼此寒暄了一番，我托词有事就告退了。

　　李艺的大姐夫俞开龄曾来找我两三次。一次是说我们部队把他家③的可打高尔夫球的大草皮破坏后种上了菜。他说：“你们共产党不是要建设共产主义吗?难道共产主义就不要草皮吗?”我回敬他：“现在我们还不忙建设共产主义，部队50年代俞开龄在上海美华村1号花园内先要解决肚皮问题，他们要吃蔬菜，对不起，暂时借你的草皮用一下。等到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时，我相信我们的草皮比你的要大得多。”我问他：“你在美国干什么?”他说：“我在美国花旗银行任公债科科长。”我们连队拿草皮种菜，确实不太妥当，也有点土气，但战士们太苦了，他们吃得太差。在老解放区时，吃得不好，但可以维持一个人所需要的热量和维生素，现在到了上海，吃霉米、喝菜汤，连我也感到身体每况愈下。我又问他：“那你怎么回国来了?”他指指自己的鼻子说：“我的鼻子没有他们高，我的皮肤是黄的。”

　　有一天，他的大女儿跑来找我。她身材娇小，穿着深紫色的花缎上衣，笔挺的灰色毛料子裤，黑色发亮的半高跟鞋，脸上浅施白粉和口红，看上去就是个富家小姐。她说：“我父亲被公安局抓走了。他们说我父亲冒领了汽车。前几天，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把我家的汽车征集去了，在江湾一大批旧汽车中，我父亲开回来一辆黑色汽车，大概没看清牌照，这样，公安局就把我父亲抓起来了。我们想用钱把他赎回家，公安局也不同意。四姨夫，请您帮我们说说话吧!”我当时认为这些事会涉及阶级立场，对她说：“公安局的事，我说不上话。”她只得怏怏不乐地走了。

　　晚上，李艺回家来，说她这位外甥女已28岁，为了保持身材苗条，常常不吃饭菜，就只吃巧克力，所以看起来还像妙龄女郎。

　　取缔银元贩子

　　九兵团政治部通知我到北四川路桥旁的新亚酒店去参加一个会，我按时到达。兵团宣传部长华楠在会上说：“今天请各位军宣传部长来开会，为的是现在上海的银元贩子实在太猖獗了。他们用银元大量收购‘人民币’，使人民币一天天贬值。陈司令员立即会有重大行动，望你们在所属军管区内广为宣传，事关民生和上海市金融安定。”回来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各师宣传科长到军政治部宣传部开会，要求他们在自己所管地段内向群众宣传反银元贩子的重要性。第二天一早，《解放日报》头版大号标题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了几个扰乱社会金融秩序、非法用银元大量套购“人民币”，造成人民币急速贬值的违法资本家，并配以社论和图片。

　　午饭后，“大世界”人最多，我就带了警卫员和介绍信，驱车到“大世界”，走进经理室，只见一位穿咖啡色西装、油头光脸的胖子，满脸堆笑前来相迎：“请坐，请坐!”他一边拿来两瓶“可口可乐”，打开瓶盖，插上吸管，请我们喝。这是我们第一次喝“可口可乐”。我说：“经理先生，请你把观众集合到一个地方，我要向观众讲话。”他说：“可以!可以!请您稍等一刻。”我知道“大世界”的总经理是有名的帮会头子黄金荣，这位经理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位帮会小角色罢了。他看我坐着无事，就从一个碗口大的玻璃瓶中拿出一条蜥蜴来，放在自己西装的左臂上，不久，那条原是绿色的蜥蜴渐渐变成了和他西装一样的棕色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变色龙”。突然，整个大世界响起了“的铃的铃”的电铃声。这位经理带我到东南角一个可以俯视到全广场的一个讲台上，各层数千观众都围着听我在麦克风前讲话。我用已经说不好的上海话把《解放日报》上关于取缔银元贩子、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性向听众说了一番，大家鼓掌表示赞同。我又到“大光明电影院”和“兰心大戏院”去演讲了一番。

　　陈毅市长设法在全国各地运来大量大米、面粉、棉花、煤炭等实物，终于使银元贩子销声匿迹，人民币的币值暂时得到了平稳。

　　国际饭店的庆功宴

　　6月初的一天，接到通知：第九、第十兵团团以上干部到国际饭店二层丰泽园吃饭，那天济济一堂，十分热闹。原来是陈毅司令员请我们团以上干部赴宴。他举杯说了些鼓励和赞扬所有参战和警备部队的话，但他也批评了我们，说有位营教导员去敲宋庆龄先生家的门，宋亲自出来开门。她说：“我是宋庆龄。”但这位教导员竟不知道宋庆龄为何许人也。宋庆龄很不高兴地把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陈司令员说：“我们的政治工作做得太差了。一个教导员，竟连宋庆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这桌菜据说是每人6元大洋，其中有一盆“戗虾”，是宁波菜，把鲜活的虾倒在盆上，倒些白酒、放些盐、葱、姜等调料，上面盖上大碗。当你想吃时，把大碗拿开，那虾仍然活蹦乱跳。吓得从鲁中深山区来的一些干部直摇头，没人敢尝。这次解放上海后的庆功宴，竟没有一个摄影记者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件事很值得记下一笔。

　　大概是7月1日晚上，在逸园跑狗场(现称人民文化广场)上海地下党和解放军会师，挤挤嚷嚷、欢声笑语。又有一天下午在大光明电影院开干部大会，陈毅亲自介绍宋庆龄先生讲话，她用地道的上海话表示欢迎解放军解放了大上海。当时她已40多岁，雍容大雅、谈风甚健，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周年纪念日，上海军民举行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游行。我为了记录下这次游行的盛况，前天就借了一架缴获来的莱卡照相机，并到照相馆去买了一个胶卷，照相馆老板说：“不要钱，送给你吧!”我说：“买卖公平是解放军的纪律。”他收了我三元钱，正好是我一个月的津贴费。我到外滩拍下了20军文工团员前进中的腰鼓队。当时我不会用光圈和速度，就去看外国记者手中照相机的光圈、速度是多少，这样慢慢学会了照相。这次大游行所拍下的底片，后来被三野政治部摄影科所收藏。

　　有一天，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长黄源同志和我电话中说：“我们这里需要人，你把李艺介绍过来吧!”我经20军政治部开了行政介绍信、组织部开了党员介绍信，黄源处长把她分配到上海市越剧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所以越剧界的名演员她全认识了。袁雪芬当队长，以后到北京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还送戏票给我们，请看他们的演出。其他如范瑞娟、傅全香、戚雅仙、徐玉兰、金采凤、张桂凤、王艳雯等，李艺都和她们有着良好的关系。

　　北京需要小汽车，我那暂用的玫瑰红色的毛森的小汽车也和其他小汽车一道缴上去了。

　　军文工团在上海虹口乍浦路原日伪时期的“文艺会堂”(后改为解放剧场)演出，上演了歌剧《白毛女》，由陈荣兰④主演白毛女、葛鑫⑤演黄世仁兼导演。演出取得很大成功。这是上海人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革命歌剧。开始观众不多，三天后声誉鹊起，场场爆满。观众莫不热泪盈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8月10日，上海刮起了一场十级台风，风雨交加，马路积水，大树倒地。我们有一个营向嘉定转移，人一站起来就被刮倒，只得就地卧下，直到第二天风力减弱，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就在这个时候，我20军奉命移防嘉定，向上海人民告别。

　　【①李艺的大姐夫俞开龄为首任美国花旗银行驻华总代表，1927年与美国证券业巨子Swane、Calberson、FritZ三人一同在上海开设新丰洋行，经营外国股票业务，行址设在外滩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二楼。是国际扶轮社、上海银行公会、沪西俱乐部、留美同学会会员。】

　　【②李艺于1942年6月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1944年1月21日被批准入党。随后在做民运工作时被国民党部队抓入福建崇安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于国共“双十协定”后释放出狱，因此于1948年10月26日重新入党。】

　　【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部局在虹桥路、中山西路西南角，划出了一块建造高级住宅的用地，当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俞开龄就在虹桥路中山西路口购进了浙江兴业银行信托部的14亩土地，兴建了美华村(HollyHeath)1号的花园别墅(现中山西路1350号，那草坪确实很大，洋房也很精美)。1951年他的家被上海市政府收购，后来成为华东疗养院。他家置换到了法华路185弄1号(现新华路)另一座花园洋房，1957年他到香港去了。】

　　【④陈荣兰：后任上海沪剧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是《母亲》、《战士在故乡》、《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芦荡火种》等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力作的参加者与组织者，京剧《沙家浜》是根据《芦荡火种》改编的。】

　　【⑤葛鑫：原是唐槐秋任团长的中国旅行剧团的着名演员，后任20军文工团副团长。1938年3月我就在武汉看过他演出《日出》中的福生、《雷雨》中的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