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期间，淮南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江苏部分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将活动于淮南地区的原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二师。新四军二师则成了坚持淮南地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

　　这一时期，正处于抗日高潮，但我军分散在敌后作战。由于敌顽层层封锁割据，根据地未能连成一片。淮南地区就分成津浦路东、津浦路西、淮西、淮宝、淮泗、甘泉、东南好多片。战争期间情况瞬息万变，通信联络至关紧要，为保障上下友邻之间通信联络，除了党的交通传递信息，无线电台是当时主要通信工具和通信手段。

　　二师当时无线电组织情况：师为大队，大队长黄荣（红军），师直属部队有三部电台，路东、路西各一新闻台。各旅为区队，旅部及各团均配有电台，尚备有机动台以应急。四旅区队长罗映清（红军，1931年入伍），后为聂鑫。五旅区队长吴群（红军，1931年入伍），后为萧易侠、郭继姜。六旅区队长王殿春（原交通兵团毕业），后为王琪。路东联防区队长聂鑫（红军，1932年入伍）。1944年黄荣调军部，师由罗映清负责，新二师廖辉任科长，聂鑫任副科长。电台报务人员除原红军时期电台人员，有延安和皖南军部来的，也有河南竹沟电训班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电训班毕业的，在当时可以说是实力不弱。由于地区扩大，部队发展，使用电台日益增多，加上军部调走及支援兄弟部队，人员就感严重不足。二师成立后于1941年（天长县赵庄）、1942年（盱眙县大刘郢）、1945年（天长县城），先后开办了三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学员七十余人。

　　旅以上电台发报机为15W。一般5W（用手摇马达供电），也有用干电池供电的3W左右，收报机都是三灯再生式。这些机器除部分是上级发的和购买的，也有战斗中缴获来的，大部分是自己装配的。手摇马达极为宝贵，因自己无法装制，那时哪个电台能用上上海孙立记手摇马达，别人都特别羡慕。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当时装配修理大量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师部机务房主任郭季田同志，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上过学。早年参加红军当过理发员，后在通信部门实际工作中自学成才，掌握了一套修理装配技术。在通信器材特别困难的年代里，给部队解决了不少问题。他还给我们上过机务课，深得同志们爱戴和钦佩，还培养了韩传林、王赞礼、王振廷等机务人员。

　　我原在二师六旅特务营二连任文书。1941年3月初，旅部李振农参谋来连部调我去师部无线电训练班学报务。学员条件：一、共产党员，二、一定文化程度，三、两年军龄。当时我才17岁，从此进入通信部门直到离休。

　　二师师部在津浦路东天长县境内赵庄，当时电训班条件非常苦。每人配一支步枪夜间为电台站岗。白天上课没有课堂，大都在露天里。学习内容为电报抄收拍发、通报英语、规则、机务常识等。学习器材很少，最大困难是学员文化基础差，除个别人是中学生外，大多数为小学生和放牛娃，学英语特别吃力。学员们大都来自前方部队，不怕苦累，克服种种困难，苦战6个月后，大部分都毕业了。

　　师部移驻盱眙县黄花塘，我被分配到师部三台工作，主要联络远在延安的中央台和军部战报台，由于距离远，我们发报机功率仅为15W，联络多在夜晚，对中央来往电报很多，每天都要工作到下半夜。工作量大，使我们在业务上锻炼也很大。虽累，但大家情绪很高。

　　三台的队长开始是钟志良。在与延安通报中，对方报务员文化程度高，使用英语过多，我们听不懂，很别扭，后来将文化较高的陈超队长调来协调，工作就顺利多了。

　　这期问，张云逸副军长从内线搞来一本南京伪军代号为教导旅的电台呼号和密码，三台便兼任侦听破译伪方电报，在这方面，很有收获。

　　1942年初，我调往驻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地区五旅电台，区队长吴群。不久，日本侵略军开始“扫荡”。我去十三团电台，队长是郭继姜，发报功率7．5W，虽是延安自装的，外表难看，通报中效率却甚好，我们非常喜爱它。后我调至十四团电台工作，队长是刘枕戈。收发报机都是自装的5W马达，这里除和旅台联络外，还联络三师十九团和四师友邻台，工作也很忙。夏天，我调回旅部。

　　这年11月，日本侵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淮北四师及淮宝地区进行三十三天大“扫荡”。我奉命一人带一电台，随十三团张学文团长率一个营去守卫蒋坝。这里位于洪泽湖与三河交汇处，三面临水，唯一通道洪泽湖还被鬼子封锁。鬼子飞机每天三次来轰炸扫射，我们一直坚守在那里。与上级及外界唯一联系就是电台。因我从电训班毕业才一年多时间，单独担此重任，高兴之余，更多的是紧张。

　　1943年3月，十三团在路东蔡家河战斗后，移驻汊涧休整。16日中午接到紧急命令，赶赴淮北山子头参加四师反韩德勤战斗。部队日夜兼程快步行军，在乘船横渡洪泽湖时，船至湖心，无风帆船无法行驶，团首长心急火燎，要电台立即与四师指挥部联系。湖当中怎么架天线?急中生智想到将天线长的一端挂在另一只船桅杆顶上，将船划开停到适当位置。联络通了，电报及时收发出。起风了船又开动，上岸后部队冒雨跑步前进，终于赶到了山子头，歼灭了顽独立第六旅。首长对电台工作大为赞扬。

　　1943年春，上级指示，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发展形势，报务人员除留少部分坚持工作，一部分调军部学习，我调回师部一台工作。

　　lO月，桂顽大肆进攻路西，我又调师前方指挥部电台随罗炳辉司令去前线。10月30日，顽军向我五尖山阵地猛攻，激战至下午始将其击退并歼其大部。这天早晨我提前上班，5点许我开收报机转至军部电台波长时，对方正紧急呼叫我们并告知有急报。且违反常规呼叫中打一连串A（在平时决不允许）。我赶忙将报收好后送机要科。不久，罗炳辉司令来到电台，意味深长地说，这份电报要早几小时收到，战斗将会取得更大胜利，并勉励我，你们才十八九岁，虽未拿枪上前线拚杀敌人，你们电台工作对战局起着很重要作用啊!要好好干。事后方知，这份电报是我内线同志将敌人此次进攻战斗部署情报报告军部，军部转用电报发来。

　　年底，我调四旅前指台，第二年春去旅整风队学习，8月回到路西，又借调到新闻台抄新华社新闻电报，直到解放战争开始。

　　回忆起在二师的通信工作，我随着电台从师部到四个旅部，大部分团部，部分游击支队和营我都工作过。电台不管到哪个部队，都受欢迎。因为有了电台给部队联络带来了方便，对战斗胜利起到一定作用，电台工作人员工作精神更为部队称颂。那时电台有多方面困难，人少、机器条件差，就连必需的计时钟表也很缺乏，我记得全师所有电台除贾泽民所在新闻台有一只小台钟，其他各台用的都是破旧马蹄钟，有的不走，有的经常停摆不走，还有不少要躺放在桌上才走（钟内卡摆轴磨损，竖放就不走）。电台工作同志克服种种困难，电报基本上随到随发。何以能有这样好的成果，我想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各级首长领导重视。电台垂直系统领导，师无线电大队在技术、人员、器材等方面直接领导，行政上由各配属部队首长管理。各级首长很重视，不仅生活上照顾，主要是政治上关怀、教育，精神上鼓舞。张副军长、罗师长、周参谋长纵使再忙，还经常到电台看望。在前方，电台党员常和首长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1945年6月，在路西召开二师电讯扩大会时，谭政委很忙，他还是到会讲了话。事先他还详细了解会议情况，看了会议记录。每当行军宿营首先安排电台住房，打仗时抽部队守卫电台。

　　二、师大队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红军光荣传统启迪教育无线电队伍健康成长。大队长黄荣是位资深红军无线电前辈，德高望重，虽身患肺病，但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勤奋，经常上机工作。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师部住大刘郢时，七师曾希圣政委去军部开会，专程来看望黄大队长，并称他为老领导。黄荣同志在学习小组会上说：“为了党的通信事业，个人职位高低我不计较。”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为二师无线电工作奉献自己的一切，从不以此自傲。区队长罗映清也是红军，患肺结核缺医少药，每天靠晒太阳治病，工作一忙什么都忘了。吴群、郭继姜、聂鑫、萧易侠等电台领导，对下级关怀备至，身教重于言教，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三、报务人员素质好。这些同志事先经过挑选，以后又经各级领导培养教育，思想稳定，事业心强。当时电台人员少，有时一部电台就一个人，行军打仗一停下来马上就得工作，没人替换，得不到休息，有病也得坚持，苦累可想而知。首长说过情况紧急时，报务员行军时可乘担架，可从未有人乘过。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部队大量发展，一般干部成长快，同时期参军在部队已提拔一定职位。电台人员不行，有一定局限性。一个师有几个部队，所需干部多，电台却只有那么几部，当上分队长就算不错。可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想的是如何完成工作任务。虽然他们原有文化水平较低，初期技术不高，经过勤学苦练，水平不断提高，工作完成很好，能自觉遵守通报纪律，注意保密。那时师部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出过一份油印小报叫QST，还试装成功无线电话机。

　　四、爱护机器，把机器看成比生命还重要。1941年1月，日伪军趁夜包围了我六旅旅部，第一炮就把电台天线打倒，部队紧急突围。龙安同志把机器带出来了。吴家圩子战斗中，日伪军趁夜包围我驻地，电台在突围中遭敌火力射击，摇机员牺牲，报务员王绍义腿部负伤，他不顾个人安危，忍着伤痛，把机器完好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