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至12月，津浦路东省委机关报《新路东》报在斗争中诞生了。邓子恢为报头题了字。报纸开始是油印四开四版，三日刊。1942年七八月改铅印，双日刊。1944年4月1日改名《淮南日报》，日刊，直到1946年终刊，前后共六年多时间。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我从淮南联合中学调到《新路东》报工作。我爱人包之静原来也在淮南联合中学教书，他比我早些时候被调去办《新路东》报，任报社社长。那时日伪军常来扫荡，报社经常转移。这年春天，日伪军又一次来路东扫荡，路东军民反扫荡胜利后，报社就较安全地住在葛家巷北面的桥头村。

　　我到报社的时候，人手极少。从天长县调来的李超刻钢板，他刻写的小字，和铅印的差不多匀称，能在钢板上刻写一手小仿宋字，又能刻写各种字体的大小标题。还有一位许思潮，是从仪征县调来的，他也刻写钢板，虽不如李超熟练，但十分努力，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得很好。还有一位鄂豫皖区的老红军祝国清，一条腿伤残，他负责油印，特别卖力气，干事很有魄力。我在编稿之余也帮助刻写钢板。大家积极性高，各项工作一起干，在环境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保证这张四开四版的《新路东》油印报（三日刊）按期出版。每期版面是：第一版地方新闻，第二版国内新闻，第四版副刊。

　　大家觉得办报的人手太少，编、写、印都缺人。李超和包之静商量又陆续调来一些人。这时《新路东》报的编辑、记者、誊写、油印、发行，都已初具规模。

　　报纸的稿子大部分是各县来的，也有记者采访稿，还要刊登国际、国内消息。报社没有电台，还得到离报社十几里外的二师师部去取新华社电讯稿。那时没有交通工具，靠通讯员的两条腿，耽误时问，碰到刮风下雨，就耽误更多时间。因此，报纸刊出的国内外新闻，就成了旧闻。大家都希望报社能设个电台。那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找不到报务员。后来了解到天长县有个报务员，叫潘子仪，抗战前就学电讯技术，在国民党的县电报局工作过，技术很好，当时他闲在亲戚家，很想出来工作。报社通过董筱川和他取得联系。1941年秋天，他来到了报社，从二师搞来一台收发报机，因没有电源，全靠人力手摇发电。经过潘子仪在收报机上几昼夜细心寻找，终于找到了延安新华电台，能够收新华电讯稿了。由于设备条件差，又要防止敌机轰炸，电台的天线杆还得伪装、隐蔽，故收报的效果不理想，有时因为受干扰而收不全或者根本收不到。后来又搞到一台旧收音机，有时新华社的电讯稿抄不全，就把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记录下来。我那时除了编稿，还经常到电台去帮助译电，收抄广播记录稿，工作虽忙，但很愉快。

　　当时的条件很差，刻写一版报纸，要整整一天，有时写不完还得加个夜班。晚上只有一盏豆油灯照明，刻写得费眼。那时优待“文化人”（知识分子），做夜班发夜餐费，每人领几分钱，就买点花生、米花糖吃掉了。会抽烟的还买烟抽，不做夜班的人也来抢着吃、抢着抽，大家生活得很愉快。

　　报社的全部家当：一台油印机，一台收发报机，一台又小又旧的收音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运来的纸张和油墨。敌人来扫荡，只要有一个通讯员把这些家当往肩上一挑，各人背着背包就转移了。一般情况都在晚间行军，第二天早上大家休息一下，吃过早饭，又编又写，到晚上加个夜班印刷，第二天一大早报纸就发出去了。

　　《新路东》报的发行范围不断扩大，有一部分发到敌占区，对传播党的方针、政策，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激励群众必胜的信心，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同年5月，中共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组成，《新路东》报便成为路东区党委的机关报。

　　1942年，路东根据地和全国各根据地一样，生活十分艰难。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以后，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报社同志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的积极性都很高，自己动手搞生产。报社有一块空地，每人分到一块菜地，每天工作完了就去挖地种菜、浇水、施肥。每人规定上交任务。我体力差，种蒿菜，这种菜长得快，一斤能抵三斤白菜，我就超额完成了任务。报社全体同志一同工作、一同劳动，又唱又笑，气氛十分活跃。除了种菜，还养猪、喂鸡。报社的司务长老大爷，他工作很负责，除了采购全社同志的柴米油盐蔬菜外，还负责养猪、喂鸡。另外，我们还种了20亩水田，生产了不少谷子。报社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蔬菜品种比以前大大增多了。

　　当时根据地还能见到几种油印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淮北的《拂晓报》，这份报纸很有特色，内容、形式都很出众，大家觉得很值得学习。当时四师师长彭雪枫，很关心《拂晓报》。二师的罗炳辉师长，他也很关心《新路东》报。每次带着部队路过报社时，总要进来看看我们的生活过得可好，问寒问暖，对报纸提出意见和建议，鼓励我们办好报纸。

　　记得那时《新路东》报在编排和印刷质量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各版的标题都是仿宋体和艺术体，各版小字写得均匀，字字清晰，油印技术很高超，一张蜡纸要印近2000份。有时天气寒冷，一张蜡纸不够数量，就得再重刻一张，这样又得花上整整一天，但同志们无怨言。

　　《新路东》报创刊一周年时，大家兴致勃勃地提出要搞出点新招来祝贺。包之静同志找我们一道研究，让大家出谋献策。大家的胃口很大，一定要出油印对开报，还要套红色报头。包子静组织大家讨论了好多次。大家都认为编、写都问题不大，对开两版和四开四版的稿件容纳量相差不多，问题就在印。因为对开版要两张蜡纸接起来印，要接得巧妙，不能让人看出来是接起来的。可是没有这样大的油印机和油印滚子，怎样印法呢?所以关键在于印刷上困难太大。祝国清、王庆同志勇敢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用普通油印机印对开报，一版报纸要分上下版两次印成，加上套红还得多印一次，而且要上下对准，一点不能差错，不能让人看出是分两次印出来的。印刷开始了，报社全体同志都投入战斗，不会印的当下手，帮助干些杂活。印出来的报纸要设法一张张晾干，不使油墨印到另一版上，特别是红色报头不能沾到二版上。大家印的印、揭的揭、晾的晾，同心协力地战斗了几昼夜，一张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图文并茂、标题醒目、套着红色报头的对开油印报诞生了。这是献给路东广大军民的珍贵礼物，也是油印报史上的一次创举。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里，人人爱不释手，赞不绝口。路东党、政、军领导同志表扬了这一创新精神，全社同志感到莫大的喜悦。

　　1942年初，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买进一套印刷机设备。通过家住上海的同志，以商人面目来往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给报社买白报纸、油墨等，大约两三个月或稍长时间来根据地一次。那年上半年，又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先后从上海为我们买来一台平印机、一台圆盘机、一台铸字机，还有一套铸字用的铜模。这样淮南根据地的第一家印刷厂诞生了。厂址设在陈家砖井。当时的厂长是杨展云，广东人。指导员叫赵迪（后名赵伯平）。从上海地下党介绍来一批印刷工人，他们拿技术工作津贴，每月比我们收入高得多，但他们对艰苦的生活不习惯。包之静、赵迪常常深入车间，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郎贵荣是铸字工人，工作很积极，不久即入党。后来任厂长。冯舫是刻字工人，他刻标题字的技术水平特别高，工作很努力，可惜他患严重的肺结核。在根据地医疗条件差，不幸病逝在淮南。

　　1942年，《新路东》报改为铅印版。那时报社还和总文抗一起住在大王庄，离陈家砖井十几里路。报纸在陈家砖井印好后，要靠通讯员挑到报社发行。编辑部和印刷厂不在一起，发稿、校对都很不方便。陈家砖井和大王庄之间隔着一条河，夏季河水陡涨，交通就阻隔，因此区党委决定报社和印刷厂合并，搬到陈家砖井办公。

　　《新路东》报从油印报2000份增加到铅印报5000份，原来油印报时不能满足订户需要，改铅印报后，订户增加不少，需要有专门搞发行工作的同志。搞发行工作的同志很辛苦，经常是每天晚饭后开始写户头，晚上十点钟报纸印好，到凌晨三四点钟就发完，为了加强发行工作，经常有一个同志下乡发展订户，工作十分紧张。

　　1943年2月，淮南根据地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路西区党委合并成立淮南区党委。那时淮南建立新华社二分社（后改为淮南支社），社长由包之静兼任，副社长是从上海来的姚溱。姚溱才华出众，思想敏锐，业务能力强，经他发出的淮南地区的报道，延安新华社转发的很多。他兼任《新路东》报国际版编辑。我们都叫他“国际问题专家”。

　　这一时期，淮南根据地的生产互助组蓬勃发展，组织起来的生产互助组近8000个。著名的淮南模范互助组半塔集马厂乡大余郢骆腾云互助组就在这年底组成，我们报社的菡子、杨丹平都去过这个组蹲点采访。《新路东》报连续刊登过不少有关劳动英雄骆腾云互助组的报道。

　　1944年4月1日，《新路东》报改为《淮南日报》。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淮南日报》印刷厂在1944至1945年，曾印过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论新阶段》、《论联合政府》等单行本。还有朱德同志的《论解放区战场》；社科和文艺书籍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茅盾的《腐蚀》、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有农民作家缪文渭写的《小调集》、介绍淮南模范互助组——《骆腾云互助组》；还有木刻家莫朴、吕蒙等合作的木刻连环画《铁佛寺》等。这些书籍，报社发行部除了对淮南根据地内发行外，还向敌占区发行。有的还直接寄到上海，对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树立群众必胜的信心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淮南日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对根据地和国民党地区的群众，进行了及时有力的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