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淮南时期，由于部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部队的卫生工作跟不上需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宫乃泉部长亲自抓卫生干部的培训工作。事实证明这样对于解决部队医务人员缺乏问题，起到很好的作用。在以后我军卫生工作建设的历史上，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是当年筹备办校的人员之一，这里我想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并以此纪念卫校创办人宫乃泉同志。

　　1939年9月，皖南新四军军医处宫乃泉主任率领二十多名医务干部，夜渡长江，到达北岸安徽庐江县东汤池，随即成立了江北指挥部军医处，并建立了医院。10月，又随指挥部张云逸指挥东进到定远得胜集、永安集一带，我们驻军在石家围子。当时四支队有两个医疗分所驻在附近，宫大夫常到那里看伤病员，并为他们诊断和治疗。由于处在三年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这两个分所的设备很差，药品很少，医务人员也少。那里的医务干部一般要经过看护员、看护班长、司药然后就成医生。这其间没有系统的进行过医学理论学习，也没有医学技术的考核，只要达到一定的年资就可以。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又慢又少，医学水平也差，连换药的简单技术也不科学。当时，日寇已深入我国国土，广大的敌后正猛烈开展游击战争。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也不断扩大，而部队的医务干部很缺，这时宫大夫就考虑培养卫生干部的问题，着手筹办卫生干部训练班。12月，我们迁到德胜集小邓家，留在东汤池的后方医院人员也相继到达，同时就有部分入卫训班的学员由部队调来，卫训班设在大邓家。

　　第一期卫训班学员约五十余人。他们有的是原部队的医务干部，有的是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参加这期学习的还有红军干部阮汉清、汪运富、傅达辉、刘瑞祥等同志。阮汉清同志是四支队军医处长，他兼这期卫训班的队长和支部书记，曹维礼是教务主任，余中石是英文教员，张增光是文化教员，宫乃泉兼急救、解剖生理、内外科课程，我兼药物课，江守默上卫生课，张诚教哲学课。

　　记得开学那天，指挥部领导张云逸同志来了，他祝贺卫训班开学，勉励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勤学苦练，很好完成学习任务，给大家很大鼓舞和教育。

　　学习内容的安排是少而精，从基础到临床都有了。学习条件较差，课堂利用一间稍大的民房，只有一块黑板，自制了一副人体骨骼架。学员白天上6节课，晚饭后上自习，互相整理笔记，笔记就成了学习的课本。生活是艰苦的，睡的是地铺。当时我们还没有建立政权，粮食来源极其困难，常没有饭吃，只有吃野菜，或在集市上买地瓜干或黄豆煮着吃度日子。有这样一件事，指挥部领导为了照顾宫大夫送来一些大饼，他却转送给学员。虽然每人只吃到一小块，但心里是热乎乎的。领导和学员的关系，十分融洽。

　　不管客观条件多么困难，大家学习情绪仍是很高，生活也很活跃。在我们中间抗战歌声不断，晚饭以后，经常组织集体游戏。我们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津浦路西桂系顽军，也常来摩擦，袭击我们后方，卫训班的学习被骚扰。1940年3月桂顽又向我路西根据地进犯，经我军坚决反击，才龟缩回去。鉴于战事频繁，指挥部决定军医处和卫生班转移到津浦路东。当时随同转移的还有医院的伤病员。开始我们迁到路东旧铺镇，以后又迁到古城。在古城学习到1940年8月，第一期卫训班结业。

　　军、师首长很关心我们卫训班，在结业典礼大会上，胡服（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并讲了话。他从国内外形势讲起，分析淮南根据地当前敌我情况，这使我们了解到斗争任务的艰巨性。在讲到部队在发展时，强调医务工作的重要性，鼓励大家要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很好为部队服务。他并指出：办卫训班培养医务干部是个好办法，今后要继续办下去。胡服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很大鼓舞，也增强我们办好卫训班的信心。

　　1940年9月，日军集中兵力对路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为了应付当时严重情况，我们将伤病员由医务人员带领，分散在群众家里进行治疗。同时，我们又筹办第二期卫训班。10月在粉碎敌人大扫荡后，军医处医院和卫校集中到大柳郢，学员也陆续到达，第二期卫训班正式开学了。

　　第二期学员有六十余人，他们有部队卫生队长等医务骨干，多数都有些医务工作经验，参加这期学习的老红军有张祥、张良德、张文舟、江光权、孙运光等同志，这期队长是我，指导员是陈新，文书张斌。

　　这期课程和教师基本与上期相同，学习方法也相似，宫乃泉老师讲课，深入浅出，用词简洁，按他讲的记上笔记，就是很好的讲义和课本，只在晚自习时互相对笔记补充遗漏。这期我们又自制了两副人体骨骼架，以后几期卫校都是用的这两副骨架。

　　1941年5月，第二期卫训班结业。结业后分配是根据他们原在部队的职务、参军历史的不同，参考学习成绩，分别分配为部队卫生队长、医务员或护理员等。医务员一般为连级干部，护理员为排级干部。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改编为七个师，江北指挥部所属淮南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指挥部军医处也改为二师卫生部，宫乃泉任部长。这年6月，第三期卫训班改为卫生学校。

　　第三期卫生学校学员较多，约120人，编为两个队。文化水平低的编在第二队，第一队排长朱世汉和张世煌，第二队排长为赵振亚，他们都是来学习的老红军。

　　卫生学校校长由宫乃泉部长兼，教务主任刘球，队长杨元三，指导员一队是高飞，二队是陈新，政治教员是吉秋，支部书记由朱世汉兼任。这期课程有内科、外科、生理、解剖、急救、战伤外科、部队卫生、护理、细菌、毒气常识，此外还有政治、英文等课程。政治部张劲夫主任来校作过时事政治报告。

　　第三期开学不久，日军对路东又进行大扫荡，我们不得不边学习边备战，学员听课时坐在小背包上，枪就靠在肩上，白天夜间都放哨，保护学校安全。为了应付敌情，卫校成立了武装排，由有战斗经验的学员组成。武装排设四个班，其中侦察班有12人，武装排长张世煌，副排长易良华，侦察班长孙运光，由朱世汉负责指挥。武装排的任务是侦察敌情，随时准备与敌人周旋，掩护卫生部机关及伤病员安全转移。

　　在反扫荡中，武装排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学员在有敌情的情况下仍能坚持学习，为此武装排受到卫生部领导的表扬。

　　反扫荡以后，卫校又回到大柳郢上课，直到1942年1月结业。在结业典礼大会上，师部周骏鸣参谋长前来参加并讲话，他鼓励学员将所学到的东西用到实际中去，认真搞好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

　　1942年2月，第四期卫生学校又开学了，这期学员有120人左右，编为两个队，还成立了一个高级班。参加高级班学习的都是卫生队长、医务干部，有洪雪、许守铭、郭光华、朱直光、江光权、孙生、夏俊、章逸、俞曼影、董学余和李达天等11位同学。学校的领导除个别变动外，都是上期留下的。教员方面却大大加强了，有好几位专家临时担任教学工作，他们是吴之理（病理、外科）、章央芬（药理、内儿科）、齐仲桓（内科）、杨光（护理学）、阮学珂（药物学）。当时贺绿汀同志也在大柳郢治病，我们借此机会由齐仲桓写了歌词请他为卫校谱了一首校歌。

　　高级班学习，除参加听一队的课程外，由宫大夫另开一些课，还加有病理、药理课等。

　　第一队学员有三个排九个班，9班是女生班，二队有六个班。每班有学习互助小组，这对于文化较低和接受能力较差的同学的帮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期来了几位专家教师，大大加强了学校的教学力量。这时我们已有了几期的办学经验，针对不同对象，根据实际需要，能够有重点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宫部长讲课，一直受到学员的欢迎，这期他亲自讲授外科与战伤救治，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战伤中的早期扩创术，骨折的急救要固定的功能位置上，破伤风与气性坏疽的防治等，针对性都很强。他还注意将有教学意义的伤病例临床讲解，这些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卫生部办的《医务生活》报，于1941年秋出版了。它是卫校教员、学员的很好参考读物。

　　第四期卫校环境较安定，文化娱乐活动也较多，常组织晚会演出节目，还参加了卫生部政治处组织的运动会，学校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加强。1942年10月，第四期卫校正式结业。

　　四期以后，由于部队精兵简政，师卫生部要开办华中医学院和研究班，卫生学校没有继续办下去。一直到1944年秋，这时已调离二师到军卫生部工作的宫部长，仍关怀二师卫校，并点名厂．位同志继续筹办卫校，这样隔了两年多，第五期卫校于1944年10月开学了。

　　这期的学员主要是半塔联中的学生，有少数部队医务干部和敌占区来参军的青年，学员有一百余人。这期教务主任是洪雪，大队长翟盛，教导员方纯，指导员卜润生，有几位教员纽真、余坚，英文教员郑伟，江守默仍兼课，卫校校址在谢家岗。学员边学习，边参加农业劳动。

　　1945年4月路西黄瞳庙反顽战斗，歼灭顽军三千余人，我们部队伤亡也大。卫校全体学员奉命开到路西，参加收容治疗伤员的工作，这给学员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有部分学员分配到连队，在紧张繁重的任务下，日日夜夜的工作，这段时间较长，由于部队的需要，部分学员留下来，就地分配工作。

　　1945年6月，第五期卫校结业。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由于部队任务变化和其他原因，卫校没有再办下去，二师卫校的历史任务也到此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