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我随郑位三同志从津浦路西的藕塘，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津浦路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半塔集。第二天受到刘少奇同志（当时称胡服同志，任中原局书记）和邓子恢同志（新四军江北政治部主任）的接见。刘少奇同志问了大别山文化界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他说：我们损失了一些时机，没有及早建立自己的政权，现在要在路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方面都需要人，特别需要文艺人才，来活跃部队和群众的文娱生活。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就用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鼓动，战士和群众很容易接受。江北已有一个从皖南来的服务队，看起来他们担负不了这个任务。

　　邓子恢同志接着说：他们主要是搞民运工作的。

　　刘少奇同志又说：“江北政治部应该有一个水平较高的剧团。”我说：“大别山的青年剧团和少年宣传团都还有一定水平。搞文艺工作的还有许晴、陈超瑷、刘保罗、莫璞等。他们已从大别山撤到开城桥。”刘少奇同志就要刘彬同志（当时担任他的秘书）再发个电报催他们（指江北游击纵队）赶快把这批人还有其他干部派部队送到半塔集来。

　　在青年大队及干部队来到半塔之前，邓子恢同志和刘彬同志都告诉我，这批人明天就要到了，你看哪些合适到剧团工作的就开个名单来。

　　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半塔集外的大路上等候，一方面欢迎大别山来的战友，同时记着剧团需要的人员。

　　一两天后，邓子恢、王恨，可能还有张凯等同志找我一起商量成立剧团的事。我提出我所了解的人员名单，王恨同志也提出服务队里有些可以搞文艺工作的如刘萼、刘守真等的名单。邓子恢同志说：那明天就把这些同志调来，后天就成立好了。还得给他们派一个好的司务长和找几个炊事员，一集合就得要起火吃饭。最后邓子恢同志又说：“我与胡服同志商量过了，这个团就叫‘抗敌剧团’吧，我们新四军挂的臂章不是就写‘抗敌’二字吗?剧团成立后就由你担任团长兼指导员。”我说自己能力不行，张望同志原来就是青年剧团的副团长，就由他来负责，我搞音乐指挥好了。邓子恢同志说：你不要推了，这也是胡服同志和我商定的，张望同志还是担任副团长好了。

　　剧团成立后，即由王恨同志来宣布上述决定。是在这一次还是以后，王恨又来宣布黄其明任副指导员，时间不长，黄又调去搞地方工作了。

　　剧团成立后，立即排练了《黄河大合唱》、《木头人》及《农村曲》等节目。刘保罗同志还突击写了个话剧，叫《半塔守备战》。

　　剧团成立之初，没有什么装备，服装道具都是临时向部队和群众借用的。演出《黄河大合唱》时，缺乏乐器，乐队里有洋铁桶做的低音二胡，有中药铺里舂药用的铜盅等各种代用的打击乐器。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看后高兴地说：你们很快能搞出这些节目很不错，特别是《黄河大合唱》很能鼓舞士气，你们搞这些土乐器也很好听嘛。以后在刘少奇、邓子恢同志的关心下，派人到竹镇去买了汽灯等一些必要的装备。

　　抗敌剧团成立后在半塔和大刘郢的几次演出，刘少奇和邓子恢同志都到场观看。有一次两位领导找我去谈话，他们很关心同志们的生活，询问伙食搞得怎样，大家对部队生活习惯不习惯。同时又讲了红军宣传队除演戏唱歌以外，行军途中还要用说快板等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每到一个地方要写标语，向群众作口头宣传，搞好军民关系……，特别强调剧团要保持部队的艰苦朴素和战斗作风，包括军容风纪都要注意，否则尽管戏演得很好，战士也会看不起，说你们是“卖狗皮膏药的”。由于贯彻了他们的指示，抗敌剧团建立了良好的团风。

　　1940年五六月问，刘少奇同志找我和陈岛（即陈超瑷）、莫璞等同志开会，商量成立苏皖边区文化协会，来推动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决定在6月18日高尔基逝世纪念日开一个纪念会，同时宣布成立文协，并要抗敌剧团准备节目。我与刘保罗、黄粲等同志商量后，由刘保罗将高尔基的《苦难中出生的孩子》（可能是高尔基作品中的一个片断）改编成话剧，立即投入排练，剧中有两首《吉卜赛人之歌》，由我谱曲（因时间过久，原稿已找不到了）。

　　开会和演出的地点是在半塔集街后一个有土围墙的大院子里。经过战争的洗礼，围墙已残缺不全，颇有断垣残壁之感。就在这里开了高尔基的纪念会和苏皖边区文协的成立会。陈岛报告了高尔基的生平和纪念会的意义，刘彬同志宣布了苏皖边区文协的成立和有关负责人（我担任研究部长，莫璞是出版部长）后，就由剧团演出。刘少奇同志、邓子恢同志很早就到了那里。少奇同志边看边谈论高尔基的《母亲》等作品，他对高尔基很熟悉，可能他在苏联时见到过高尔基。看完剧后他鼓励说：“演得不错，你们真有点战斗作风，搞得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