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抗敌剧团编写团史，同志们要我写点东西。近几年来，我的身体严重衰退，记忆力很差，许多事情已记不清楚，唯有当时的几位领导同志，在频繁的战争中，还那样亲切地爱护和培养我们这支小小文艺队伍的几件往事，至今仍深刻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现在将它记录下来，以作纪念吧。

　　邓子恢主任同我们一道演戏

　　建军节快到了，要准备纪念晚会的演出节目。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剧本，于是决定自己创作。保罗同志主持，我和几个同志参加，集体拟出了剧本提纲，剧名叫《军帽》，写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故事，剧中人物和情节，大体都作了规定。

　　我们常用这种办法进行创作，我们叫做应景剧，就是只规定人物、情节和全剧的提纲，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由演员在台上根据剧情进行创作。台上台下可以打成一片，有时还不用舞台，分不出演员和观众，因此，观众也可以说话，变成了群众演员。

　　《军帽》剧情是召集军人大会，领导宣布红军游击队改编，有些中下级干部和战士，对改编还没有搞通，有抵触，展开了戏剧矛盾。

　　在排演时，扮不愿改编的同志，理由充足，感情丰富，慷慨激昂，演得非常生动。可是演首长的同志，由于自己对抗日统一战线认识不深，说出的台词只是干巴巴的政治说教，不生动，不感人，说服力当然不强；而且还没有高级领导干部的气质和感情。看来是难把这台戏演好的。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开始就同意和支持我们演这个戏，还提过些意见。现在困难来了，我们只得再去找他。  邓主任听过我们的汇报，正在考虑。  保罗说：“我们的演员不但年轻，尤其是政治水平不高，气质就更难扮得像高级首长了。”

　　主任问：“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呢?”

　　保罗想了想说：“看来只有请首长登台了。”

　　“我登台?”邓主任想不到竞提出这样的要求，半天没有说话。

　　我想了想，说：“加个党代表吧?”

　　主任点头：“可以。”

　　我忙说：“就请主任演。”

　　主任边笑边摇起头来。

　　孟波说：“主任，只有你担任过党代表，演这个角色毫无问题。”

　　保罗轻声说：“换个戏也来不及哕!”

　　主任笑着大声说：“好!我来演。”

　　大家都笑了。问题解决了。

　　傍晚，广场上坐满了江北指挥部直属部队。军人大会开幕，也就是戏的开始。

　　主席致开幕词：“我们八省红军游击队已经聚合起来了，今天开大会，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话还没有讲完，广场上已经轰动起来了，接连一片反对改编的意见。

　　一个战士大声问：“我参加红军是为了闹革命，今天红军变白军了，还闹不闹革命?”

　　又一个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现在对这些家伙也不反对了，我回老家去，也不干了。”

　　一个干部也质问：“又来讲什么统一战线，大革命我们就因统昏了头脑，和国民党敌我不分，结果是反革命下毒手，大屠杀，快要胜利的一场革命，失败了。这一渗痛的教训就忘记了吗?”

　　有人又说：“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红军，要继续革命，国民党总想消灭我们，进行了五次围剿，我们遭受了多大的损失!这仇能不报吗?”

　　一个老战士站起来说：“红军长征了，留了我们少数部队，分散在老根据地打游击，只好抛妻别子，弄得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总算保存了我们这一点点力量。现在又把我们都调下山来，还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吃尽了苦头，打了几年游击，都白干了吗?深仇大恨都丢掉吗?又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千万干不得呀!”话还没说完，就号啕大哭了。

　　看戏的观众也说起来了，他们举出了许多真实例子，说明不能忘了阶级仇恨，不能改编。

　　领导干部、政工人员作了答复和解释，很难说服人。

　　党代表上台了，大家一看，是邓主任，掌声雷动。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英雄的红军游击战士，致以亲切的慰问，赞扬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和功劳。接着便气势磅礴、滔滔不绝地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说明我们为什么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道理，因此，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才不致做亡国奴。这是我们革命战士面临的、新的神圣使命。党代表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答复了战士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打通了他们的思想，提高了大家的觉悟。全场欢欣鼓舞，精神抖擞。

　　党代表取下了头上的八角军帽，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号召大家取下八角帽，换上新军帽。可是全体同志都不举手脱帽，在呆呆地坐着。  党代表又进行了一番说服。  战士们流着泪，抖着手，慢慢地取下头上的红星八角军帽，抚摩着，号啕痛哭起来，慢慢将红星八角帽放到贴肉的衬衣里，或是藏进背包里。  戏结束了，哭声还在继续。尝尝我种的茄子辣椒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成立了新军部并整编成七个师，罗炳辉同志担任第二师师长，抗敌剧团编入第二师建制。但有三分之二的人员，由孟波带到军部去了，留下的同志很难进行工作了，不能演大点的戏，连个合唱也困难了。

　　不久，全军号召大生产，我们敌后的军队受敌、伪、顽三方面包围，只能在战争空隙中搞些小生产，种些小菜，改善生活。

　　剧团也不例外，虽然人少，也想改善生活。种小菜，在驻地周围找不到空地，只好到四五里之外的一个山头上去开荒。生荒不能种青菜，种些苞米和地瓜也好嘛。

　　太阳还没有出山，我们背着锄头、扛起锹出发了。走不多远，一个警卫员跑来对我说：“师长问你们，今晚在哪个部队演戏?”我马上赶回去，告诉师长：“我们不是去演戏，是去光山头上开荒生产。”

　　师长下马，拍着我的肩说：“黄粲，连队战士早就想看你们的戏啦，回驻地去排戏练歌吧!吃菜的事，我来想办法；人员不够，一定要补充。”

　　我回到队前，把师长的指示告诉大家，同志们高兴得跳起来，扛着锄锹就往回跑。

　　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干过这样的重劳动。在那地不长草、鸟不拉屎的光山头上，顶着太阳，挖了两三天，个个都腰酸腿痛，手板脚底都起泡。听了师长这几句话，谁不高兴呀!回到了驻地，都不顾疲劳，随即就排呀，唱呀，写呀，工作紧张起来。

　　第三天早晨，我们在禾场上练唱、作早操。师长派通信员挑了两筐茄子、辣椒、西红柿，给我们送来了，还有一封信。拆开一看，是师长亲笔写的，想念给大家听，激动得哽咽了。只好交给指导员晓河同志，他集合队伍，读着信。  信很短，内容是：“这几个茄子、辣椒、西红柿，是我种的，第一批丰收了，送给你们尝尝鲜吧!听说你们很紧张地排戏、练歌，估计很快就要下连队去演出了，战士们的希望达到了，我想，他们在生产丰收的时候，一定不会忘掉你们的……”

　　信还没有念完，几个女同志就哭出声来了，我抬头一望，全体团员又都露出了笑容，渗出了热泪。

　　师长这封短短的信，情意多么深长。我认为它比盖着大红印的一纸命令，或者首长的一次动员报告，还要起作用。

　　不到半个月，剧团已准备好两个晚会的节目。剧本多了——不会写作的同志也在写，学习作词、作曲的就更多了。团里的尖子虽被拔走，后起之秀却上来了。人员也陆续增加，抗敌剧团很快又壮大起来了。师长玩魔术

　　师直属队伍迁移驻地，早餐后，在一片松树林里集合，林边有一片坟茔。部队到得较早，机关也陆续到来。

　　在等候的时候，剧团唱歌、说相声、说快板。全场红火热闹。罗师长也站了起来，笑着说：“我来玩个魔术，好不好?”  “欢迎!欢迎!”一阵热烈掌声。  师长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叫剧团一个小同志，举着纸条，在队列中间跑了一遍，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交回师长。

　　师长举起纸条问大家：“都看清了吗?”

　　“看清了，是张纸条子。”

　　又问：“是什么颜色?”

　　大家答道：“白的。”

　　师长拿过警卫连一个战士的步枪，向枪膛里看了看，仍交还他；又拿来另一个战士的枪，看了看，便大声说：“大家注意，我变魔术啦!”全场人都注视着师长的动作。

　　师长拿出步枪捅条，将白色纸条卷在捅条上，又举起给大家看一看。坐在队前的连长、指导员担心起来，交枪的那个战士呆呆望着。

　　师长将卷着白纸的捅条，插进枪膛里，捅了几下，拿了出来，取下纸条，又要剧团小团员拿着纸条，再到队列中走一趟，让大家再看看这张纸条。

　　不少人笑了，不少人吐舌头了。

　　小团员将纸条交给师长。

　　师长问大家：“都看了没有?”

　　“看过了。”有一半人没答话。

　　问：“颜色变了没有?”

　　只有几个人答：“变了。”

　　大声再问：“变了没有?”

　　“变了。”大多数人回答。

　　有几个年轻人说：“白的变黑了。”“干净的变龌龊了。”

　　全体紧张起来。

　　师长又问：“我的魔术玩得好不好?”

　　只有前排一个小勤务员说：“这不是你玩的魔术。”

　　“不是我，谁玩的?”

　　“是他不擦枪。”一个小战士气愤地说。

　　空气紧张而且沉重起来。那个战士吓得发抖。

　　师长并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问战士：“你为什么不擦枪?”

　　战士低头不语。

　　“生病了吗?”

　　战士轻轻摇头。

　　又是那个小战士说：“我们班里，好吃懒做的数他第一。”

　　师长才大声说：“当兵做懒汉是不行的。枪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枪不擦，还能打仗吗?”  战士们都大声说：“不能。”  师长说：“不但打不倒敌人，连自己也危险呢!”  又一青年战士说：“只有那坟墓里的人，他就懒到底了。”同时指着旁边的坟茔地。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我们又上了一课。  到达驻地，小勤务员首先把我的手枪和他的短马枪，擦得锃亮。他带了头，团员们也都动手擦枪了。

　　我笑着说：“好呀!我们文化兵，除了枪，还有其他的重武器!”

　　大家都说：“当然要多磨多练。”高尔基不是元帅也不是将军

　　部队精兵简政，曾经几次从抗敌剧团抽调团员，去战斗连队负责政治工作，有的任支部书记或指导员，也有任营教导员的，有几个经过锻炼，很快提升为团政治处主任、副主任。这些调走的团员，在剧团时，只能做些事务性的工作，搞文艺创作，发展前途不大。剧团的尖子、台柱子是决不会调走的。

　　每次战斗胜利结束，剧团都要去参加部队的庆功会，作慰问演出。

　　有一次在某团的庆功会上，作报告的、发奖的、在会餐时代表团领导敬酒的，正是剧团半年前精简出去的团员。

　　在转移去另地演出的路上，有个女同志告诉我，这两天有谁、谁，表现不大正常。

　　我便问：“有什么不正常的?'’

　　她说：“平常他们几个对吃喝，总是争先恐后，昨天那样丰盛的酒席，唯有他们滴酒不尝，甚至很少伸筷子。你说怪不怪?”  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生病哪?”  她大声说：“什么病?心病!”  到达另一支部队，好几个迎接我们的同志，像嫁出的女儿，见了娘家的姐妹兄弟一样，欢天喜地，又拥又抱。唯有那几个同志，冷冷冰冰，毫不热情。

　　我一看，是这么回事，他们的病还不轻呢。稍一考虑，病因我也诊断出来了。见了调出剧团的同志，刺激了他们；原来工作上不如他的人，现在提升当上团级干部了，有勤务员，有马，身价十倍。而自己在剧团时间最长，还是个兵，行军背背包，吃饭提饭桶。两下碰面了，心中当然不痛快。事实摆在这里，也找不到好药治，我想时过境迁，也许没事了。

　　病没有及时治，越来越严重，先是沉默寡言，现在是暗发牢骚了；还很快传染不少人，将要影响工作。我们几个找他们谈心，打通思想，有的竟流泪了。这个团体本来是生机勃勃的，忽然死气沉沉了。我去向邓主任汇报，邓主任笑着说：“好吧!我这个草药郎中，去诊诊心病吧!”

　　邓主任来到剧团，先找几个台柱子聊天，不一会，人越来越多，形成一次全团座谈会。

　　邓主任先问一个常写剧本的团员：“你最近又写了什么剧本?”没有听到他回答。又问另一个同志：“你呢?”

　　这个同志想了想，说出了前些日子写的一个剧本。主任说：“你这个本子我看了，写得不错，再加加工，就可以排演；演出后，听听意见，再提高嘛!”又问大家：“你们哪个写了新的剧本，谱了新的歌曲?”

　　原来还有小声耳语的，邓主任这一问，全冷场了，都有些愧意。

　　邓主任喝了两口开水（那个年代，我们难有茶叶的），然后说：“最近几个团的祝捷大会，你们都去参加了吧!这次我们二师在金牛山又打了大胜仗，俘虏和消灭鬼子不少。还有许多动人的事情，我看可以写剧本。你们再去收集些素材，就写吧!”  大家注意听，都不出声。  主任左右巡视一遍，含着笑说：“嗯!看出来了，有几个同志，真的心上有了疙瘩，怎么，还不解开来呀?”

　　那几个思想毛病重的，更加低下了头。

　　主任语重心长地说：“个人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早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迫切任务是打胜仗。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困难，更难解决?我看没有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所以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你们也知道，前线牺牲大，必须补充，部队还要扩大。要补充、要扩大，兵可以在各地招收，指挥员带兵的，只有自己培养。从后方调一些干部，就是去前线带领一支队伍。作战多，干部提升也就快，还不都是为了战争吗!将来战争全胜了，敌人没有了，世界和平了，战争消灭了，军队也就没用了。我就准备回老家，喂老母猪。”

　　有些同志笑了。凝重的空气和缓了许多。

　　“你们就不一样哕!抗战胜利了，还要建国。在建设时期，同样需要文艺，你们仍旧可以用艺术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

　　钻死胡同的人忽然看见更广阔的天地，豁然开朗。

　　主任又说：“谁都知道，高尔基从事文艺，奋斗一生，为国家、为人类作出不朽的贡献，全世界都敬仰他吧?”

　　“那当然。”大家点头称是。

　　主任一本正经地：“我再问你们，高尔基是元帅还是将军?”

　　不少同志笑了。

　　年龄最小的小吕大声说：“我知道，他都不是。”

　　又一个小方说：“高尔基还不就是高尔基。”

　　全体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