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承办的江淮大学，校长韦悫(原上海之江大学、大夏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长)。老师都是从上海各大学通过地下党关系动员聘请来的；学生对 象都是从上海各大学和部分中学通过地下党关系自动来上学的原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部分地下党员。校址先在军部附近新四军二师抗日民主根据地——淮南旧铺，后转移至新四军四师抗日民 主根据地洪泽湖东仁和集，与抗大九分校近邻。学生人数从1941年开学，当中因敌人扫荡停办，以后又移地恢复，至1944年6月结束，先后有近百人，其中女同学占了整整半数。这里我回忆起 江淮大学恢复后一次党的交通工作情况。

　　1941年日本鬼子在我新四军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当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刚从上海十里洋场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江淮大学学习的青年学子，为了不给抗日政府增加麻烦， 毅然决定我们这批同学重返上海“打埋仗”，以便待形势好转后重新返回。

　　在返回上海前，组织上要求我们严格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暴露自己到过根据地的一段经历，少出门，同学之间少联系，但尽可能各人学点技术。当时不少同学去学无线电收发报、中英 文打字、财务会计和外语等等。

　　我开始在上海福煦路金门大戏院对过的一家无线电学校学习收发报技术，记得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碰到我们学校好几个同班同学，才几天不见，好像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但却不敢 打招呼，见四下无人了，才敢挤眉弄眼的互相笑一笑，或者是彼此挤在过道里摩肩擦掌地碰一碰，这无声的一碰一笑蕴藏着多少感情啊!

　　因为是上午学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下午又干什么呢?总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又在霞飞路靠近成都路口的一家打字机行补习班，用一个小时时间学中文打字、一个小时时间学英文 打字，这样我的生活就十分紧张了。为了节约点钱，从来不坐公共汽车，早上扒点泡饭，从家里出来，去赶无线电课，中午买只面包吃或者吃碗阳春面，下午又去学打字。

　　当时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十分紧张，我们估计斗争将十分残酷，时间会拖得长一点，粉碎敌人的反“扫荡”计划也会拖得长一点，江淮大学开学的时间也会因此而推迟。组织上考虑 到这些回上海的同学，在较长时间内没有组织联系，可能会出现思想波动，因此也就分工我一个任务，叫我与原来民立中学的几个返回的同学，加上原来经组织介绍由我带进去的几个女同学 ，保持定期的联系、组织学习、传达一些当时国内国际形势、主要是苏德战争战况，了解一些家庭及本人的思想情况，稳定情绪，待机再发。我大概每周或两周跑一次联系对象同学家里。当 时我们还从时代出版社弄来一些苏联红军的《每日战讯》，这是当时苏联驻沪领事馆公开发行的八开战报，一般都由各学校、团体单位集体领发。我们把战讯上的塔斯社每日战况(英文版)翻 译成中文，及时地用口头传达给同学们听，鼓舞大家的情绪，澄清视听，粉碎敌伪顽的谣言。

　　当时上海已成为“孤岛”，日本鬼子也占领了租界，敌特、国民党和三青团、汪派(汪精卫已投降敌寇)三股势力同流合污，专门对付我党的地下组织。敌人可以在租界里随意捕人，我的 一位表弟，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有一天放学晚了点，天黑了在愚园路上正往叔叔家走时，突然被绑架，随后就强行抓至日本北海道挖煤，直至日本投降，连同大批美军战俘一起被遣送回国 。他在三年多时间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幸亏他会英语，竟然在日本鬼子的刺刀、皮鞭下活了下来，当他返回上海遇见亲人时，好一场抱头痛哭。

　　1942年秋末冬初，敌人在我根据地的“扫荡”以我抗日军民英勇反“扫荡”胜利而告终，党的交通线重新恢复，给了我们这一批在黑暗中彷徨的年轻人以新的力量和生命。当我把这一消 息传达到他(她)们耳朵里时，喜悦的心情使同学们久久不能平静，有的同学关在自己的房子里或钻在自己的被窝里唱起刚从根据地学会的抗日歌曲来。

　　得到组织上的正式通知后，我就着手做编组的工作准备，那时要求我们做交通工作的，每次带人不要超过3～5人。当时的情况是：女同学多于男同学，这主要是由于上海成为“孤岛”后 ，社会畸形发展，女同学高中读完后，面临一个出路问题，上大学，读不起，有的家庭如果有了男孩子上学了，就不再让女儿上学了；找工作，凭着高中毕业一张文凭这一块敲门砖，想找工 作，真是比登天还难，特别是在这鬼狼当道的上海滩上，多少做父母的又怎能叫天真无邪的女孩子自己去闯天下呢?!因此，不少女同学在高中念完后，都为自己的出路担忧和彷徨。在这样的 情况下，地下党在各中学的党支部，对动员一部分女同学去根据地读大学，这一工作反而显得比男同学更容易一些。因此，我们有时在编组时，自然形成了女多于男的组织形式等。

　　我在恢复这条路线通行时，也是第一次带三位同学进去的，比较顺利。我送他们到边缘区交通站后，就往回返了。为了掩护我的身份，往往在当地农村买点土特产带回去。为此，我曾把 当时敌伪发的“良民证”上“学生”两个字用刀子轻轻刮去，改填了“商人”两字，稍稍的化了点装，戴上大礼帽，穿了一件长衫或皮袍子，留了一点胡子，俨然像个生意人。男女同学三人 同行，一般都以表兄妹相称，把祖宗几代关系的姓名都编造好了，免得分开盘查时出纰漏。一般都是先在一个地点集合，然后是我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保持一段距离慢慢跟，我与他们三人 装着互不相识的。我上车，他们也跟着我进同一列车厢，我坐东，他们坐西；我站南，他们站北。当时火车车厢是一片混乱，过道里，两个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里，到处都是人，车厢里充 满着家禽的粪臭和人们的汗臭，每当日本宪兵和伪警来查看“良民证”和票时，那种吆喝声、咒骂声，还不时地响起皮靴踢人的叫喊声，一幅幅惨样，即使经历了半个世纪，也使人久久难忘!

　　在一次交通工作的集结点，竟然出现了一次难以想象的事情：

　　那次我带了两位女同学、一位男同学，一位女同学的名字记不得了，另一个只知道她姓汤(化名)，姑且叫她小汤，短头发、圆脸、大眼睛、倔强、淘气。那位男同学姓黄(化名)，是我同 班同学，小个头，说话老三老四，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与我联系的那位交通，通知我需要晚走一天，这可着了难，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学，当时由于情势复杂，为避 免家庭阻拦，一般是悄悄的出走，不公开说明。当然，也有的家庭，父母思想比较开通，又由于工作需要，在严格保密、做好家庭工作后，公开出走的也是有的。小汤、小王都属于前者不公 开说明的，事先拿出点衣服等日用品后，放在同学家里，等临走的当晚把写好的信，付了邮当晚寄出，等家里看到信后本人已远走高飞了。当晚他们也就无法再回家，只好借住在同学家里。 第二天晚上，我们照样去上海北火车站，时间大概在晚上九十点钟。北站排队去南京、镇江方向的旅客正在候检，检票口前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日本宪兵如虎狼号叫，伪军、伪警加上一些 混水摸鱼的坏分子，在满地狼藉的衣服、食品、烟卷、糖果、肥皂、布匹之间转来转去，捞了不少油水。只见长长的队伍万头攒动，大哭小叫，有的孩子挤丢了，有的皮箱翻了个个儿，老头 直喘气，老太太光跺脚，心里直骂着，但不敢出口，好在我们这几个人行李不多，总算顺利地过了第一道关。正当我们埋头整理东西时，突然听到有叫“姐姐”的声音，原来小汤一家赶到了 。他们也收到了小汤的信，却不信小汤会走得那么快，就在收到信的第二天晚上，他们一家就在火车站、轮船码头，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果然让小汤一家等到了。当时，因为我压低了大礼帽 ，小汤一家也没能认清我，他们只是劝说自己的女儿回家。碍于当面形势，也没有大哭大闹，但毕竟因女儿离娘远走高飞、特别是看到女儿倔强的劲儿，小汤妈妈竟然也哭了，我在旁边虽然 未听到她们之间的全部谈话，但从小汤的神色和她母亲的伤感情绪来看，估计小汤的情绪没有影响，走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我为小汤的决心暗暗高兴，但也为眼前事态的拖延而发急。这时 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检查口各人自顾不暇，谁也无功夫看一下别人，事不宜迟，我把大礼帽一脱，走上前先去叫了一声伯父、伯母，抢先开口说了话，我说小汤和我们这些年轻人是去苏北 某地上大学的，当时简要地介绍了江淮大学简况，校长韦悫是上海之江大学有名的教授，老师都是从上海各大学聘请去的专家、教授等等。空气一下缓和下来了，我的公开亮相，对他们全家 来讲，也许是一个意外，也可能我平时去过小汤家，对他们没有坏的印象。我的说话和小汤所说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加上我们说话诚恳、朴实的态度，使他们有所感动，全家几个人商量了 一下，终于放行了，条件是不时来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大家非常高兴，时间也非常短。主要原因还是小汤的决心。正像她走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说的“反正当时我的心是铁定了，去根据地 上大学决不动摇，他们也没有办法!”

　　晚上11时，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我们同时挤上了一节车厢，我示意他们赶紧找个座位，而我自己则抢了一个靠门的位子，紧挨着我的是一位苏北地区往上海跑单帮的中年农民，此刻他正 忙着整理从上海带回农村的日用品，可笑的是他也免不了带回去几盒子“仁丹”，这些东西在上海滩竟然压倒“美孚油”大老板的广告，日本鬼子在血腥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同时，日本货正 源源不断如潮水一般的霸占着当时的中国市场，中小资本家首当其冲，纷纷倒闭。我故意问这位农民：农村也需要吃这个吗?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这个东西到处都有，白送我都不要啊 !”他摊摊手，“没有办法!”凡是火车所经过的地方、农村、城镇大街小巷、电线杆子、商店门板上到处都是小胡子“仁丹”的广告，这年头，日本鬼子和“仁丹”简直成了侵略的先行官了 。

　　小汤和小黄他们也各自有了座位，他们好像无所谓，在喧闹的人声和有规律的车轮声中，不时的眉开眼笑，还不时的在车窗玻璃上用手指乱写乱画乱抹，这样做对交通安全工作不利，我 用眼示意几次，他们却毫不在意，我不得不假装上厕所，从人缝中穿过去捅了小黄一下，这一下他们可注意到了。回到座位，紧接着是宪兵上来查票了，实际上是查票查人查东西，我紧挨门 坐，先查到的当然是我，一堆似虎狼的伪军和乘警们扫射着整个车厢。要说我的“良民证”是经过精心涂改的，把“职业”栏里“学生”二字改成“商人”，外面又加上个塑料套，在一般情 况下是不易找出破绽的，我因为已经过几次实地来回接触，所以处之泰然。而我身边的那位农民却成了主要猎获对象，这批王八蛋叽里呱啦的硬说他带了违禁品(几包火柴)，没收了，还乘机 没收了他一些好吃的和值钱的日用品，宪兵还扇了他一记耳光，他嘴里淌血。整个车厢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好在我们几个都没有事儿，平安地度过这一关。随着列车的摇晃，我们也就半进 入梦乡，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提高着警惕，不时地瞧瞧小汤和小黄，好在他们也困得合了眼。车快到镇江，又是一阵吆喝，要把所有的窗子，连板窗也拉下了，这时列车开始穿山洞了，当时 一阵阵人的呼吸味、各种各样的臭味、腥味、汗味一股脑儿涌来，连呼吸都有些困难，好不容易，4点多钟车到镇江站。这时天还未明，我拎着个旅行包，随着人群下了车，他们几个人也随着 人群紧跟着我。离车站不远有家吃早点的，还能洗个脸，刷个牙，每次我总是在这里稍作休息，吃点油条、大饼、豆浆之类的早点充饥。这时约莫5点多钟，天已经亮了，我开始整理好行李， 不慌不忙地走出店堂，循着江边马路走去，他们也紧紧跟着。约莫走了20来分钟，就到了江边码头，售票口早已有人站队了，我也赶紧站上去，大概相隔三五个人，各买各的票，待我买好去 瓜洲站的票，船上已开始上人了。因为这里是运河北上的水陆码头，人也不少，但比起火车站来，这里可松多了，但伪警们的顺手牵羊、连搜带摸已成为常事了，由于我们油水不多，也不是 他们猎获的对象，也就很快通过了。到了船舱里，各人都找了个座位，约莫到了8点来钟，船就起航了。先在长江上航行时稍有点波动，以后北上拐到运河里就平稳了。约莫两个小时后，到了 瓜洲站，我们几个人随着一小群人就上岸了，这里的伪警们只是注意大包小包的旅客，当检查到我时，我把礼帽一脱，叫声“老总”，先递上一包“红锡包”香烟，他们也只是随便翻了翻， 看了看“良民证”，点点头，算是客气的表示，通过了最后一关。

　　瓜洲是转入运河北上两淮、进入淮北根据地的第一个入口。这个小镇，除了码头上有小撮伪军盘查外，镇上的伪军也不多。我们避开岸边转入一个小巷口，看看后面紧随小汤和小黄等人 ，以及一些肩挑、手提的急急忙忙赶路的人外，码头没有敌伪、特务监视，我这才转出一条往西北方向的小土路。这时我才加快点步子，像个急于回乡探亲的人，我知道从这里开始后的四五 十里边缘区，单个伪军也不敢轻易往这里闯，只要走出两三个小时，这一趟就算平安无事了。我学着老百姓赶路的样子，找根破竹竿，把旅行袋往肩上一挑，就上了路。根据脚步声和人声， 我知道他们也紧紧跟上了。我们一气赶了将近一二十里地，确实也有点累了，我在一个路边茶摊休息了一下，他们也自己找地方坐下。这里行人也还不少，所以我们的到来也未引起过路人特 别注意，只是有的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看我们这几个打扮稍与过路的当地人不同的人。我看看小汤皱着眉头，脱掉鞋，在揉着脚，估计是脚上打泡了，这时无暇来治泡，喝完水，我站起身赶 紧上路。这虽是边缘区，但还未脱离敌占区范围，还要赶紧走上一大半路程，才算比较安全了，特别是在阴阳交界区，决不能麻痹大意。这时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好在这一条往西北方向的 路没有多少岔道，反正每到有拐弯处或岔道口，我总是把东西掉换肩膀，往后看看，很明显他们几个人速度已慢下来了，但我相信是掉不了队的。这不是一条大公路，所以两旁很少有人卖吃 的，我们也只好边走边休息，边吃点自己带的点心和面包，有挨着道旁的农户，我们就要点水喝，碰到好心的农户，总是热心接待我们，我们推说自己有吃的，赶着探亲，喝口水，匆匆离开 。在这是非之地，越少逗留越好，这些事都是我们事先再三做了交代的。尽管如此，小汤有时耽搁时间长了，因为是个年轻姑娘，容易取得老乡的同情，果然有位大娘像心痛自己女儿那样， 把小汤脚上的水泡用针线引破了，这一下她又高兴了。小汤是个逞强的姑娘，她又放开步子赶了上来。像这样我们走走停停，一直走到快近夕阳西下了，我在下一个岔路口拐下了，某庄到了 ，这是我们第一个联络点，也是今晚的住宿处。

　　这个住宿处是按照根据地交通站指定的住宿处，是一户当地有点名望的人，他有个女儿在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本人又是我们统战对象，在敌伪区也挂上点工作，当然他们对外只说 女儿在上海工作，常来常往的是他女儿同事。当我们几个人同时到他们家时，大娘、大嫂及全家接待都很热情，特别是对小汤两位女同学更是热情相待，还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这时已近黄 昏，自我们进来后，他们就把院子大门紧闭了，不让孩子们进出。在这里我已来过两次了，与大妈、大伯和孩子有了交情，后来他们善意的并悄悄地告诉我，说我是贩送好人的“人贩子”， 当时听了后大家哈哈大笑。不过笑过之后，不免又引起我的警惕和思索，问他们这些话是谁说的，多大范围?他们只说是近邻好友，也是不大摸底。当时我心中盘算着，看来这条交通线暂时得 停几次，改换另一条道和点，待进去后向交通站负责人汇报商量后再说。

　　因为这个地区已经靠近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了，是真正的边缘区，敌伪军不集中一个排、一个连是不敢轻易出动的，所以这个晚上虽然困，但作为这一站交通工作的责任人，只要夜里外 面有狗叫声，我总是迷迷糊糊地醒来，仔细听听，大伯有时还跑到院子里听听。看来还不是有情况，我们才继续去睡。天刚黎明，大伯就把我们叫醒了，几个人先洗了一把脸，吃了一碗糊涂( 棒子面)，又吃了一块香喷喷的玉米饼，大娘还为我们准备点干粮，按照规定我们交了点钱。大伯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条小毛驴，还有个中年农民跟着赶毛驴，这一下小汤她们可有了兴趣， 小黄也来了劲，他们几个轮流骑着上路，可大部分时间还是小汤骑着。今天预计要赶六七十里路，赶到我们根据地的交通站。

　　今天天气特别好，精神也爽，气氛也与昨天大不相同，农村墙上开始出现大标语“团结抗日”，“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也有农委会、妇委会的，还有手持 标枪的儿童团员，他们用善意的目光欢迎我们。我们这几个从敌占区来的年轻人，突然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简直有些手舞足蹈，小汤连毛驴也坐不住了，早已下来，脚也好多了，与小黄 说个不停，赶驴的农民干脆把我们几个人的行李打成对结，搭在小毛驴背上，这样我们每个人的负担就轻松多了，一路上我也与那位农民拉家常，一二十里路下来，丝毫不感到累。中午我们 在一个村里找到村干部，他带我们去一户老农家吃了“派饭”。他们第一次听到称同志长、同志短的称呼，与大娘、大妈、大伯的亲热劲儿不用说了，小汤把大嫂的孩子抱起来，两三岁的孩 子竟然能断断续续地唱起一些抗日歌谣，乐得小汤她们边拍手边与孩子们手舞足蹈，满院子里乱转，逗得全家高兴极了。这一顿虽是玉米糊糊加豆子、玉米饼子和窝窝，大娘却做出了几个菜 ，炒萝卜丝、辣椒、自己腌的各种咸菜，外加一碗炒鸡蛋，我们几个人简直有点不好意思吃了。这一下惹得大娘不高兴了，她往每个人碗里扒菜，最后我们几个人竟然狼吞虎咽了，直乐得大 娘大妈不断进进出出为我们添饭。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民主、自由、人与人之间出自于内心的愉快和欢乐。吃罢饭我们向村长交了吃派饭的钱，吃了那么多总想多交一 点，村长笑笑，一概拒绝，待小毛驴吃饱了料，我们告别了这一家人，向最后一个目的地——交通站进发了。

　　我把小汤等三人送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交通站后，隔了一天又匆匆地返回上海。正当我拎着两只老母鸡返回家时(我家三口人，母亲、姐姐、我，是八一三后避难来到上海舅舅家安家的 )，突然意外的事又发生了，小黄的父母亲来到我家，他的父母亲在第二天收到他儿子从本市发出的信后，回想了我与他儿子平时的关系，随即去学校打听到我的住处，第三天就在我舅舅家坐 等了。我在自己的房子里换了件衣服，简单洗了把脸就下楼了。有了前几天小汤的体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对小黄的父母亲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经 我介绍抗日民主革命大学情况后，他们频频点头，但唯一不满的是不应背着父母不告而别。接着也像小汤父母那样担心儿子吃穿用等等生活方面的事，我尽可能的把我所知道的与他们初步做 了解释，直到他们初步满意为止。

　　经过这两次风波之后，我回忆起在组织动员去抗日民主根据地读书以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凡同学们家庭有成员比较进步的，能争取公开出走的，应尽量说服争取公开出走。经过这两 次风波，我更感到有条件的家庭能说服他们公开出走，这样做更好。不过说实话，这对一部分女同学来说比较困难一些，对一些男同学来说只要有条件，能争取应尽量争取。当时我们班有兄 弟俩，他们父亲是在里弄里开纱厂的中小资本家，经过兄弟俩共同努力，终于说服了父母，那次是我们几个人当晚就在他们家吃过晚饭后公开出走的，他父母还为我们做了炒鸡蛋等等，高高 兴兴地告别父母投奔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江淮大学。

　　在我送走最后一批同学去江淮大学学习后，组织上决定我终止交通工作，于1942年和1943年冬回到江淮大学学习直至学校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