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每当我们唱起雄壮的《新四军军歌》，新四军江北部队东进抗日的往事，便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1〕据查电文，有滁州、徐州两种说法。

　　（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随即渡江北犯，向淮南苏皖边区各县进攻，到处烧杀淫掠，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加上土匪蜂起，残害百姓，人民惨遭蹂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初新四军第四支队组成。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滁州〔1〕、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四支队于4月中旬东进到皖中地区，相继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和巢县等地展开，在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下，开展游击战争。5月12日，四支队九团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设伏，全歼于该处登岸的日军20余人。这是四支队也是新四军进入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政治影响很大。从6月到10月，七、八团和支队特务营，在合（肥）安（庆）、合（肥）六（安）公路线上，连续袭击沿公路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共毙伤敌1000余人，生俘10人，击毁敌汽车150余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还歼灭了无为、舒城、庐江地区的土匪武装及与日军有勾结的反动武装3800余人，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四支队在皖中地区的抗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呼声遍及皖中各地。1938年5月以前，皖东各县即被敌占领，国民党军队及政权机关全部溃逃，皖东敌后一片混乱，这是我向皖东发展的极有利时机。但高敬亭司令没有及时组织指挥四支队向皖东敌后挺进。同年8月，新四军军部遂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命令四支队第八团首先挺进皖东。9月，八团进到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地区，与刘冲同志领导的东北抗日挺进团和张恺帆、冯文华同志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会合。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移重兵于敌后战场，“扫荡”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此时，我新四军江北部队比较分散，领导不够坚强，指挥不够统一，在皖东地区的力量更为薄弱，加上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的影响，部队虽有所发展，但发展不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没有建立起来，处境极为困难。如不尽快进入皖东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难以坚持抗战，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严重形势下，为了发展华中，贯彻党中央和军部关于东进皖东敌后的方针，加强对江北部队的领导，发展江北的抗日武装，组织江北部队主力继续东进，开辟淮南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简称淮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军参谋长张云逸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北上，来到皖中，在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积极支持协助下，动员高敬亭同志率部继续向皖东挺进；对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作统战工作，商定了津浦铁路南段两侧和皖中无为县为我江北部队的活动区域；恢复了曾被撤销的四支队第九团；把皖中、皖西地方党和戴季英同志领导组建的江北游击纵队的第一大队扩编为两个大队，仍沿用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同时组建了一个第三游击纵队，原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大队为第三游击纵队第一大队，军部特务营和舒城县地方党组编的武装为第二大队。1939年2月，他又亲自率领第三游击纵队和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共2000余人东进皖东，与先期进到皖东的四支队第八团会合，恢复了曾被编掉的挺进团，将八团、挺进团和第三游击纵队部署在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同时，四支队大部分部队，也遵照张参谋长的指示，陆续进到淮南铁路两侧地区活动，为江北部队的整编和战略展开创造了条件。

　　为加强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组建江北指挥部，整编江北部队，1939年5月，叶挺军长偕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孙仲德等领导同志，率一批营以上干部和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越过日军的长江封锁线，到达江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5月中旬在安徽省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徐海东、罗炳辉先后任副指挥，杨梅生任副参谋长，1940年后，张劲夫任政治部副主任）。叶军长、张参谋长、邓副主任随即到四支队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要四支队全部东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地区。接着，叶、张、邓首长又到合肥东北青龙厂地区，视察了先期进到这里的部队。四支队部队，坚决执行叶军长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于1939年5月前，先后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地区。部队在东进过程中，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投靠国民党桂军。四支队主力进到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后，高敬亭同志才率支队后方机关和教导大队于6月4日进到淮南铁路以东的青龙厂。6月24日，高敬亭同志被错杀于青龙厂，并在四支队“肃清高敬亭余毒”中，伤害了一些干部的感情。高敬亭同志历史上是有功的，是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一面旗帜，为革命保存了近2000人的武装。由于他思想跟不上形势，在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的方针中有错误，丧失了开辟皖东根据地的最有利时机。但将其处死是错误的。总政治部已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生前批示，中央军委决定，给其平反，恢复了名誉。

　　7月初，叶挺军长由张云逸参谋长陪同，到立煌县（今金寨县）作统战工作，就部队扩编、经费和活动区域等问题，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廖磊进行了谈判。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整编部队，将江北部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共9000余人。第四支队辖第七、第九、第十四三个团，司令员由徐海东兼任（由延安出发，同年11月到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第五支队辖第八、第十、第十五三个团，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江北游击纵队在原来基础上以二支队四团一营为骨干，扩编为三个大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1939年7月部队整编结束后，除留一部在皖中地区活动外，立即将主力展开于淮南苏皖边地区。八九月，江北指挥部领导机关进到滁县太平集附近的三黄家；第四支队展开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开辟了以定远县藕塘镇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展开于津浦路东地区，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部署在无为、和（县）含（山）及合肥东北地区活动。各部队在活动中，一方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一方面积极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条件。在此期间，为了保证发展淮南任务的完成，江北指挥部针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领导，狠抓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邓子恢主任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东奔西跑，不顾疲劳，经常深入下层，给干部、战士作报告，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密切联系实际，讲解革命道理。他还为部队编写了政治教材《我们的出路》一书，提高了部队坚持抗战，反击顽军进攻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他亲自书写布告和传单，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叶军长、张参谋长、邓副主任和江北指挥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完成了江北部队在淮南苏皖边区的战略展开，为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批判，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够，没有大刀阔斧地发展抗日武装；对建立以我为主的民主政权的思想不够明确，没有抓紧时机建立自已的政权。因此，困难局面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

　　（二）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肩负着“发展华中”的重任来到皖东，直接领导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少奇同志一到江北指挥部驻地，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找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传达和解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1939年12月和1940年1、2月，他在定远、滁县的交界地区，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针对淮南地区的实际，充分肯定了过去所做的工作。强调指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抓枪杆子，放手发动群众，迅猛发展部队。首先要把皖东全部、江苏西部建成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为了坚持抗日，开创抗日民主根根地，不仅要打“鬼子”，而且还要准备反磨擦，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他在谈到扩大部队和建立民主政权时，批评了军部个别领导人反对“招兵买马”的精兵主义的错误，强调了建立民主政权的重要性。他形象地说，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我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要打日本就得有兵有枪，有了兵就得吃饭穿衣，就得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就是民主政权。少奇同志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使大家顿开茅塞，思想明确，信心倍增。就是受批评的同志也感到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大家决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为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

　　为适应斗争形势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需要，1940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苏皖省委，成立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

　　江北部队在中原局、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在路东、路西两个省委的密切配合下，首先迅速扩大抗日武装，到1940年2月短短3个月，主力部队由减员后的7000余人发展到1．5万余人，除四、五支队各团得到充实外，四支队又组建了一个特务团，路东、路西地区还发展组织了一批地方游击武装；部队投入了更加紧张频繁的反“扫荡”、反磨擦斗争，我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1939年9月到11月，在路东地区，我五支队两次攻打了侵占我来安县城的日伪军，毙伤敌300余人，并两次收复了来安城。在嘉山地区，先后打击了由明光出来的“扫荡”之敌和驻石坝的日伪军，歼敌一部。

　　同年12月、在路西地区，日伪军2000余人分三路合击“扫荡”全椒县我周家岗地区。我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在徐海东司令的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以劣势装备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0年1月，五支队一部和江南指挥部所属的苏皖支队于六合、天长地区协同作战，先后在秦栏镇、横山打击日伪军，共歼敌500余人，俘日军2人。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地区，蒋介石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淮南，“命令”我江北部队移到江南，企图陷我于狭小地区，借日军之刀消灭我军。同时又密令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以春季反攻为名，东西夹击我在淮南的部队，企图进占淮南地区，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消灭或将我赶到长江以南〔1〕。中原局和少奇同志指示江北指挥部，首先集中兵力于路西，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系顽军（简称桂顽），然后再挥戈路东，打击韩德勤顽军（简称韩顽）。

　　在路西地区，桂顽一三八师、第十、第十二游击纵队和保五团共6000余人向我进攻。经10多天战斗，桂顽的进攻被我打退。共歼顽军2500余人。在路东地区，韩德勤先后调集了第一一七师等10个团1万余人的兵力向我进攻，我江北部队在叶飞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率领的苏皖支队的支援下，经10天激战，特别是半塔集七天七夜的保卫战，粉碎了韩顽的进攻，共歼顽军3000余人，并把路东地区的土顽武装全部歼灭。

　　〔1〕见1940年3月22日经蒋介石签署的《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这次历时一个月的淮南反顽战役的胜利，是华中我军首次大规模的反顽自卫作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我军的阴谋，控制了路西的定远、凤阳、滁县、全椒等四个县和路东的嘉山、盱眙、来安、天长、六合、仪征、高邮、宝应等八个县，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扫清了障碍。

　　1940年3月淮南反顽斗争胜利后，为了便于领导指挥，中原局、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于4月初从路西转到路东半塔集附近的大田郢。江北指挥部和淮南地方党在中原局、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地组织、宣传群众，迅速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由四、五支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从大别山撤出的原鄂豫皖区党委领导的1000多名干部分到各地参加根据地的建设。3月17日，淮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魏文伯同志任县长。到1940年9月，淮南地区先后建立了路西、路东两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机构——联防办事处、两个联防司令部和1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创建起来了。它位于津浦铁路南段两侧，靠近日伪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南京，东抵运河、高邮湖，西达淮南路，南濒长江，北临淮河，东西400多华里，南北300多华里。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使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既恐惧又仇恨。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顽军乘机进逼，妄图将我赶走。我江北部队在中原局、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坚决反击了日伪军的“扫荡”，粉碎了顽军的军事进攻。

　　1940年5月，日伪军出动3000余人，“扫荡”路西地区。敌一部奔袭藕塘时，被我第四支队击退。次日又侵占了我定远县城。日伪军在路西“扫荡”的同时，以1000余人的兵力对我路东地区进行“扫荡”，被第五支队粉碎，我第三次收复了来安县城。6月上旬，驻滁县的日伪军1000余人侵占我路西周家岗、全椒一线，被我第四支队打击后，逃回了滁县。

　　日伪军对我路西地区的“扫荡”刚被我粉碎，桂顽乘机又向我发动进攻，以一三八师一部和第十游击纵队进占我肥东北的古城集、青龙厂等地。6月中旬，我第四支队在古城集等地展开猛烈反击，第五支队一个多团在肥东栏杆集、鸡鸣桥，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含山仙踪、和县善厚集配合作战，打退了桂顽的进攻。古城集战役后，为加强江北游击纵队，江北指挥部决定，将四支队十四团调给江北游击纵队，四支队特务团改称四支队十四团。

　　我在路西地区作战期间，路东几个县的反动地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策动下，秘密串通，相互勾结，收扰地痞流氓和封建迷信武装小刀会，在韩顽两个团和忠义救国军800余人支援下，于7月发动了武装暴乱，捕杀我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企图推翻抗日民主政权。我五支队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击溃了韩顽的两个团和忠义救国军，镇压了危害半个月的暴乱。

　　1940年8月以后，为了进一步粉碎韩顽和桂顽东西夹击淮南地区，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创造全力发展苏北的条件，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指示，除组织部队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外，还抽调部分兵力配合兄弟部队，执行向东、向北发展，开辟淮（阴）、宝（应）地区等任务。8月初，罗炳辉、周骏鸣、张劲夫、冯文华等同志奉命组成指挥部，集中第五支队两个团和第四支队一个团进到淮宝地区，与南下的八路军五纵队六八七团配合作战，歼灭了韩顽秦庆霖旅一部，三十三师两个团大部，并平息了刀会的骚乱，建立了淮宝县政权。

　　9月，日军又向我路东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它调集第十五、第十七师团、江都警备司令铃木的部队和伪军一部共1．7万余人，在20多架飞机和20多艘小炮艇的配合下，分7路向路东地区进攻，妄图在一个月内摧毁我淮南根据地，消灭我江北部队主力和指挥机关。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少奇同志和江北指挥部调集四支队第七、第十四团，五支队第八团和路东四个独立团共七个团的兵力，在广大群众和民兵的配合下，以内线游击袭扰，打击疲惫敌人，与外线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进攻相结合打击敌人，经过12天数十次大小战斗，粉碎了这次“扫荡”，共毙伤敌600余人。

　　10月苏中黄桥战役前夕，少奇同志令江北指挥部集中兵力阻止桂顽于津浦铁路以西，同时尽一切可能抽调部队，支援黄桥作战。江北指挥部遂令五支队第十团和由独立一、二团合组的一个团前进到运河西岸的林家码头，准备东渡运河，支援黄桥作战，因黄桥战役胜利结束，部队停止行动。

　　10月下旬，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率江北指挥部机关部分干部和江北军政干校大部分学员离开淮南去苏北，和陈毅同志一起，统一领导和指挥华中敌后的抗日斗争。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企图配合日军，将我聚而歼之。同时命令桂顽李品仙向我淮南根据地进攻。从11月开始，桂顽第一三八师、第十游击纵队和保八团等共六个团的兵力组成“扫荡队”，对路西地区进行围剿和蚕食，先后占领我复兴集、王子城、杜集和周家岗等地，妄图将我赶出路西，继而再向路东地区进攻。这时，我路西地区被缩小到纵横不足100华里，形势十分危急。与此同时，韩顽进犯我苏北益林、车桥、凤谷村等地，企图接应桂顽东犯。为坚持路西，巩固路东，策应苏北作战，江北指挥部集中第四支队全部、第五支队一个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两个多团共六个多团的部队于路西地区，坚持斗争数月，挡住了桂顽东犯，保卫了路东地区，配合了苏北作战。在此期间，日伪军数千人与顽军默契配合，由张八岭、沙河集、明光等地出动，分三路“扫荡”路西地区的珠龙桥、施家集、曲亭、老人仓、界牌集等地，被我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一部粉碎，歼敌400余人。

　　黄桥战役后，韩顽2万余人退守曹甸，继续与我为敌，并进占了我们的一些地区。11月底到12月中旬，我苏北、苏中的部队向曹甸韩顽进行反击。我五支队第十团奉命配合作战，东渡运河，歼灭顽保六旅一部后，又在运河线上阻击日军，保证了兄弟部队的侧翼安全。

　　少奇同志在领导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还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1940年7月1日，他在半塔集附近的大田郢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大会上，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论述了党的战斗历程，批评了在大好形势下产生的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不良倾向，给大家及时地敲了警钟，这对加强党的建设，对我江北部队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