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夕，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近结业的时候，接到毛主席交给的一项任务，跟随郑位三、肖望东同志到鄂豫皖参加红二十八军改编整训、东进抗日的工作。

　　那是7月2日，我正在课堂听课，五队苏振华队长的通信员来叫我，带我到中央招待所去找郑位三同志。路上，通信员机灵地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北人。他眨了眨眼说：“听苏队长讲，很可能调你出去工作。”我俩来到郑位三同志的住处，只见肖望东和张体学同志早已在座。我是首次认识肖望东同志。张体学和我是“红小鬼”时就很熟悉了，他问我为什么才到，是不是通知晚了。郑位三同志说：“不晚，我们这就到毛主席那里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一听说要去见毛主席，我捅了张体学同志一下，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不多久，我们几个人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我正在打量着周围的屋子和院落，毛主席就出来领着我们进了他的住房。这是一座用砖石砌成的窑洞，一进去，中间是个会客厅，左边一间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住的，右边一间就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

　　毛主席身穿一件旧灰色军装，裤子打了两个补钉，足有一尺多长。他满面笑容，操着湖南口音说：欢迎你们，我在这里专等你们来。毛主席拍了拍体学同志的肩膀，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纪?参加红军几年了?体学同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又向我问了一遍，我也立正回答了。位三同志向毛主席介绍说：“他俩在红二十五军时，都曾在高敬亭同志部下工作过，高敬亭对他们很熟悉，很信任。”毛主席说：那太好了。此时，我还搞不清为什么提起高敬亭同志。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工农红军都先后进行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剩下这批同志，党中央才在这里建立了抗日的大本营，这真是不容易啊!毛主席又说：可是，我们尤其要记住，还有大批留在南方各个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那些老根据地的军民，不怕敌人的围追、堵截、烧杀、抢劫，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奋战，他们是更加艰苦的，更加不容易啊!毛主席这一说，把我们引向了对远方的战友和同志们的深切怀念，室内气氛一片肃穆。

　　这次请你们四位同志来，就是派你们到鄂豫皖，去找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同志。你们四人先去，中央随后再派一些干部去红二十八军工作。毛主席说完上面的话，指着郑、肖二位说，你们两位为党中央的代表，由你们向他们传达党中央有关抗日的主张和指示。毛主席又望了望体学和我说，你们两位必须先一步找到敬亭同志，联络好以后，再回程接位三、望东同志去与敬亭同志会合。

　　接着，毛主席又说：红二十八军有位同志派人找到红二十五军，向党中央转交了一个报告。位三同志插话说：是的，那位同志叫何耀榜，是皖鄂特委书记。

　　从报告看，他们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二十八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说到这里，毛主席还站起来，扬了扬手。

　　我们到红二十八军去如何开展工作，毛主席作了许多具体交待，并强调说，找到高敬亭同志以后，切记不要高唱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党中央的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那要由他们自已去认识，去总结。他们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收集分散人员成立红二十八军，经过艰苦斗争，保存了这么一支红军队伍，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千万不要把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况，不能用一个样式去套。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

　　我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默记着他的每一句话，这时毛主席好象是讲完了，又象是察觉到大家的心情有些紧张，忽然转向体学和我，亲切地问道：你们在延安学习、生活怎么样?饭能吃饱吗?我们回答说：“生活过得很好，不仅吃得饱，还能吃到南方运来的大米呢!”毛主席笑了，说：那就好，学习很紧张，又能吃饱饭，这就不错嘛，你们要记住，南方大米是比陕北的小米好吃，可不要忘记陕北人民全力支援了我们，为革命作了大贡献。小米很有营养，你们吃了都长得这么结实。毛主席这么一说，我们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屋子里荡漾起欢快的笑声。毛主席看看我们，又说：你们这次回到南方，吃大米多了，但是一定要把陕北人民用小米抚养我们的功劳牢牢记住。

　　毛主席用手拢了一拢他那长长的头发，给位三、望东两位同志递了烟，自已也点燃一支烟吸着，继续说道：日本帝国主义想要霸占中国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誓死保卫每一寸神圣领土的决心是下定了的，我们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一场殊死决战是不可避免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要真正成为抗日的主力军，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我们的红军要扩大，还要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我军，到我们党内来。接着，毛主席又给我们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说，我们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但是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谁抗日我们就同他联合，就支持他，谁不抗日，谁准备投降日本侵略者，我们就和全国抗日人民一起声讨他，揭露他。我们估计南方红军游击队还会有一段艰苦的斗争，在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既要讲联合，又要同他们破坏、捣乱的行为作斗争。说到最后，毛主席又谈到了我们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党我军内部要亲密团结，从延安到红二十八军去工作的同志，要同那里的同志搞好团结。我们内部的团结搞好了，就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钢壳怀表，看看快到11点钟了。他问：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大家都说一说。郑、肖两位都说，毛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对形势分析非常深刻，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毛主席又问体学和我：你们两位有什么意见?我们齐声说：“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毛主席高兴地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一路平安!你们找到敬亭同志以后，尽快报告中央，并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和我，向敬亭同志以及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老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致意，向大家问好!我们4人起立向毛主席告别，他把我们送出堂屋，同我们紧紧握手，久久地站在门口目送我们归去。

　　回到郑位三同志住处，他说：“大家先回去吃午饭，下午仍来这里学习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只有领会毛主席的指示，才能顺利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在回校的路上边走边想：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一个小干部去执行呢?下午讨论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休息时，我就问位三同志：“我去能起多大作用?请您给我说一说，不然我闷得慌。”他说：“高敬亭同志和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必须有一两个高敬亭同志所熟悉的、信得过的同志随我和肖望东同志一起去，而且要先搞好联系。这样就想到派你和张体学同志去了。为了稳妥、慎重，前两天毛主席找原红二十五军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谈了话，问大家派什么人去好?如何去法?我就提出，你和体学同志最合适。”

　　当时，从延安到鄂豫皖去，要先到西安再作具体安排。由于天不作美，一连下了几天大雨，从西安来的汽车困在延安不能往回开，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待天晴、路干。

　　过了几天，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国军民奋起抗日。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这天下午，延安举行了1万多人参加的声援卢沟桥抗日将士的群众大会，广大军民发出了抗日的怒吼。从报纸上看到，全国各地也同延安一样，各界人民开始行动起来，一致要求团结对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这迅猛发展的形势，使我们更加坐不住了。好不容易等到7月15日，我们一共5人（加上郑位三同志的秘书荣维轩）才坐上一辆载重汽车从延安出发。由于道路不平，汽车颠簸得厉害，爬行3天才来到云阳镇。由于西安红军办事处没有电报来，我们只好在云阳红一方面军招待所住下。

　　8月15日，我们到了西安。18日按照红军办事处的安排，一位姓张的同志带我们乘火车到南京办理去大别山的有关事项。由于敌机轰炸，火车上旅客很少，到了开封以后，往东行的大概只有几十个人了。8月20日下午到达南京，找到了设在南京傅厚岗32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是办事处的第一批客人，从延安到南京很不容易，很辛苦，要好好休整一下。西安办事处的张同志汇报说，由于旅费不足，我们在车上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叶参谋长听了，急忙吩咐多做一点饭莱。

　　南京的办事处才建立起来，一共只有三个人，加上一个做饭的女雇员，大家忙乎了好一阵子，才把我们安顿下来。晚上我们打地铺睡觉。临睡前，叶参谋长找那位姓张的同志说，目前日军在上海打得很激烈，南京天天有空袭，很不安全。明天你们到南京中央商场去买些日用品，待我们同国民党的顾祝同联系，办好手续后，早日离开南京。

　　21日上午，我们添置了衣物，叶参谋长看了很高兴，他交给郑位三同志一封信说：“这是你们到安徽六安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的接洽信，护照由八路军办事处开给你们，希望你们早日同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同志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等待你们的佳音。”西安办事处的张同志留在南京办事处工作，我们5人在当日下午又踏上了征途。

　　8月25日前后，我们来到六安，据国民党督办公署的一位处长说，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境内同国民党军队达成了停战协议，已向湖北七里坪、宣化店集结。郑位三和肖望东立即将这一情况用明码电报报告叶参谋长。我们办完了一切手续立即上路，经正阳关、三和尖、固始县到达潢川。在淡川停留一天，郑、肖就派体学同志和我先到七里坪去找高敬亭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