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春，蒋介石发动了三个月的“秘密清剿”。我率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的一个班，离开麻城地区，在敌人一个营兵力的追击下，抬着负伤的军部小号官，朝着中共皖西特委所在地——岳西鹞落坪疾行。

　　那时候，已是“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被迫接受了我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但蒋介石却趁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尚未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令其部队在三个月内予以歼灭。在鄂豫皖地区，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调兵遣将重新布置兵力。他调来号称“爬山虎”的贵州部队第二、第三两个师，接替一○二、一○三师作为机动部队，专门“追剿”红军；将嫡系第三十八师开赴潜、太边境驻防，将原驻那里的十一路军调进山区，在几十个保安团的配合下，专修碉堡，构筑封锁线。连同原东北军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追击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总兵力达200多个团30余万人。他们实行“围剿”、“追剿”、“驻剿”和“堵剿”，采取前堵后追、左右包抄等战术手段。妄图消灭我红二十八军。

　　为了隔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限制革命力量的活动，他们烧山倒林，移民并村，把游击根据地变成一片片“无人区”。在交通要道，重要集镇，林立碉堡，重兵把守，还在道路两旁修建木城，或拉上铁丝网，设下一层层封锁线。我们一班人，就是在前有堵兵、后有追敌的状况下，出没于敌人的碉堡群、封锁网中。

　　当我们一行摆脱了黄岗地区的追敌，到了英山境内朱家山的半山腰时，忽然遭到敌人的两路夹击。山顶上，从陶家河出来的敌人，用火力猛烈追击，企图阻挡我们前进；山脚下，从英山出动的敌人也向我们涌来，想抢占英山去陶家河的大路，截断我们的去路。我们意识到，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成败的关键全在红军战士的勇气和胆量了。

　　凭借山间的岩石和坎子，同志们胆大、心细、机警、敏捷，在岩壑间穿行，在弹雨中进击，决心利用这有利的地形，既隐蔽前进，又争分夺秒，赶在敌人前面越过大路。连负伤的小号官也跳下担架，投入战斗。行进中，另一位战士陆光明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鲜血染红了半个身子，这又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困难。同志们立即组织抢救，背的背，扶的扶，交替着朝鹞落坪方向冲去。我们越过英山去陶家河的大路，进入朱家山北边的一座大山，才甩掉追敌。

　　陆光明因流血过多，一直昏迷不醒。同志们绑了一副担架，抬着他行进。当晚，宿营在一座山林里。第二天早上，正要继续赶路，见陶家河的敌人又出动了，我们急忙藏进深山，观察周围的敌情。这里离鹞落坪只有20来里地，金龟畈一带的敌人，正在山顶上修筑工事。看来敌人正加紧准备“清剿”鹞落坪根据地。我们经过商量，决定由雷文学同志带领队伍先去鹞落坪，找到当地便衣队，并设法与军部取得联系；留下一位战士与我一起照顾陆光明，等候接应。

　　我们把陆光明安置在一座看玉米的棚子里。棚子周围是密密的树林，一条山溪从棚子下面穿过，环境比较隐蔽。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我们摘了一个南瓜，拣了一堆树枝，起火煮南瓜充饥。天一亮，我和留下的战士就跑到半山腰，隐蔽在树林里等候便衣队。天渐渐黑下来。天空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非常焦急。忽然听到山路上有脚步声，接着林子里走出十几个人，穿的都是便衣，还带有一副担架。我断定是鹞落坪便衣队的人，立即喊道：“干什么的?”

　　来的人停住了脚步，领头的那个人问道：“是三分队长吗?我们是来接你们的。”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便衣队指导员宋青云，便跃身奔了过去。

　　我们就在林边席地而坐，我急于向老宋打听反“清剿”的情况，了解军部在什么地方。

　　宋青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国民党派了高级参谋来和我们谈判了。”

　　“谈判?”我猛地吃了一惊。老宋见我直瞪瞪地望着他，便继续说：“谈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事。”

　　我以为这是跟我开玩笑，便说：“好啊!可惜我们的肚子不跟我合作，带来什么吃的，先填一填肚子吧。”

　　老宋一面给了我们几块玉米饼子，一面解释说：“真的，军政委还亲自跟他们谈判，你一到军部就会明白的。”

　　我嘴里嚼着玉米饼子，心里直纳闷：国共合作，这是从何说起啊!想起敌人在“三个月秘密清剿”中的暴行，想起转战途中遭到敌人的前堵后追以及敌人在鹞落坪周围山上修筑工事……越想越不理解，越想越觉得这不是事实。一到鹞落坪，我就急忙去找雷文学同志，向他打听国共谈判的事。雷文学说：谈判是真的。很多同志也不理解，纷纷议论：我们同国民党打了10年，打到最后怎么会合作起来呢?

　　在军部，我向高敬亭同志汇报了途中的情况后，也问他目前传说国共合作是否确有此事?高敬亭说：国共要合作了。未等军首长说下去，我焦急地说：“那……我们不能上反动派的当，首长!”高敬亭摇摇头，又笑笑，便随手递给我两本小册子。我接过一看，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后印发的关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的《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接着，高敬亭同志便开始给我讲解国际和国内形势，叙述如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又怎样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经过。

　　二

　　在麻城我们同高敬亭分手后，高敬亭率领手枪团一、二分队，由鄂东转战到皖西桃岭，得到了上述两份重要材料。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二十八军在远离党中央的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只能偶尔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一星半点消息。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们能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时了解到当前国际与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其中包含着一段极其曲折的过程。

　　不久前，一个名叫姜术堂的人，突然来到了鹞落坪根据地。他自称来自西安红军办事处，并带有党中央的文件，必须亲自交给中共皖鄂特委负责同志。便衣队的同志大都认识这个人，他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少尉排长，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在鹞落坪根据地了。

　　第一次是1936年秋天，姜术堂从潜山率领20多名士兵向我万山便衣队投诚，由于我便衣队力量较小，无法改编这个队伍，经过一番说服，姜术堂等人自愿放下武器，领取路费各自回家。

　　到了1937年春，姜术堂独自一人又找到便衣队，要求参加革命。当时，国民党正加紧对我“清剿”，斗争非常残酷，对姜术堂这样来历不明的人，不能不有所警惕。鉴于上次投诚的积极表现，特委决定再次动员他回乡。姜临走时，请求特委给他一个身份证明，以便返回河南老家，寻找当地秘密组织，投身革命。谁也不曾料想，正是这一偶然的事件，使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大约一个月后，姜术堂又一次出现在鹞落坪根据地，便衣队怀疑此人是受敌人派遣，前来刺探情报的。姜术堂竭力申辩说：“我是从西安红军办事处那里来的，给你们带来了上级重要指示。”有的同志将信将疑，有的同志要杀掉他。姜术堂满含委屈地说：“我在这座山上爬了两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既然来了，想跑也跑不掉，你们带我去见特委，那时再杀也不迟!”

　　姜术堂确实带来了党中央的两份重要材料。那是他在返回河南老家途经郑州时，听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便径直前往西安，找到红军办事处，出示了特委给他的身份证明。这是多么好的线索啊!党中央曾多次派人到鄂豫皖地区寻找红二十八军，终因敌人封锁严密，红军分散游击，一直没有联系上。听说姜术堂来自鄂豫皖地区，办事处的负责同志立即给予热情接待，并询问了有关情况。几天后，给了他两份材料，让他带给红二十八军。于是姜术堂带着材料，千里迢迢，又从西安返回鄂豫皖，寻找中共皖鄂特委。

　　特委书记何耀榜同志正在沙衬河一带活动，离鹞落坪有七八十里地。便衣队派人带着姜术堂，连夜越过敌人封锁线，找到何耀榜同志。何耀榜先询问了姜到西安的经过，继而叫人把党中央的告全党同志书等两份文件仔细地念了一遍，听完之后说“这两份文件不是假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看到了这个消息。”

　　这时间，高敬亭还在鄂东，何耀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中共皖鄂特委会”的名义，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以后，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三省游击战争的情况，用密写的方法，扼要地向中央作了报告，并请求中央派人前来联系。这份报告由姜术堂送往西安红军办事处。

　　不久，高敬亭同志率部到达皖西桃岭，何耀榜向他汇报了姜术堂来去的经过，并交给他两份小册子。高敬亭拿到中央的两份材料后，独自关在屋内，反复阅读，然后决定同国民党谈判，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写信给卫立煌，提出和平谈判、合作抗日的主张。国民党本想通过“三个月秘密清剿”，一举消灭红军游击队，结果相反，红军越打越坚强。卫立煌自知秘密“清剿”濒临破产，也就接受了和平谈判的建议，并派出高级参谋刘刚夫作为全权代表，与我们接触和谈判。

　　红二十八军同国民党卫立煌的代表开始接触是在岳西县南田地区的一座马鞍形的山头上。双方的武装部队都摆开了阵势，规定互不开枪。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到现场与刘刚夫对话。在停止内战，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各自提出了一些具体条件和要求。

　　刘刚夫提出的条件是：要求红军停止袭击国民党军队，停止袭击基层政权机构，停止打土豪和没收地主财产，停止破坏各地一切交通设施；以一个月为期限，将部队全部集中于湖北省黄安县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听从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开赴抗日前线作战，等等。

　　高敬亭同志提出的条件归纳起来如下：首先，国民党当局必须以实际行动体现合作的诚意，立即撤退“围剿”部队，停止对红军的“围剿”；撤销和毁坏所有的封锁线，并将岳西青天畈让出来作为我军的临时驻地；拆除所有的“移民村”，让群众重返家园从事生产，停止迫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第二，同意我军集中整编后听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独立系统，由共产党领导。第三，我军的一切军需给养，一概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与国民党军队享受同等待遇。第四，由于我军部队比较分散，集中时间不得以一个月为限，集中整编地点应以在湖北省黄安县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河南省宣化店至七里坪一带。

　　这次接触，双方都提出了条件，但未达成协议。不久，国民党方面要求我方派代表到岳西衙前镇继续商谈。这时高敬亭已率部到达鹞落坪，便派何耀榜前去。双方就举行正式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磋商。在我方的坚持下，国民党方面同意让出青天畈作为我军驻地，并确定青天畈汪氏祠堂作为正式谈判地点。

　　1937年7月22日，高敬亭派何耀榜到达岳西青天畈与国民党方面代表刘刚夫等人进行正式谈判。在正式谈判中，国民党方面除坚持在南田山头对话时提出的条件外，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企图从各方面限制我们。我方对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给予严厉批驳。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一）关于我军的领导问题。国民党方面说你们既然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应属国民政府领导。我方坚持说，我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保持独立系统，仍应属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国民党不接受这条根本原则，就无从谈判；（二）关于我军的作战行动问题。国民党方面说你们要在规定的地区范围内活动，不得超越作战规定地区的范围。我方坚持说，抗战不分地区界限，哪里有日本人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打，因此我军的作战行动不能受到任何地区限制；（三）关于我军的兵源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说你们不能随便扩充军队，发展势力。我方坚持，人民群众自愿参加我军，我们必须吸收，群众愿意在我军领导下组织抗日游击队，我们也要积极领导、支援他们；（四）关于收容部队问题，国民党方面说你们收容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便衣队后，再不准留人在那里活动，否则就以土匪论处。我方说只要国民党接受我方条件，我们就按照协议绝不留人在那里活动，但是我们在收容集中部队时，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不得阻击和追击。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终于达成了鄂豫皖地区国共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停战协议上正式签字。至此，鄂豫皖军民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两天后，我接受军部给予的任务，前往赤南地区大小伏山、金刚台一带，联络赤南县委张泽礼同志领导的便衣队。

　　三

　　赤南地区，包括同家山、南溪、汤家汇、胭脂、麦园等地，南北七八十里，东西三四十里，是皖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个地区屡遭敌人摧残，群众大都惨遭杀戮，少数幸存者拿起大刀、长矛，走向大小伏山、金刚台一带，打游击去了。领导群众坚持革命斗争的是中共赤南县委，县委书记是张泽礼同志，人称张三铁匠。

　　听说军首长派我去找赤南县委，就不禁想起1936年春夏反“五个月清剿”中，我们手枪团三分队在林维先同志的率领下，和张泽礼同志领导的便衣队，在熊家河一气摧毁敌人11个碉堡的事。我去找高敬亭兴奋地问：“首长，去找赤南县委吗?”

　　高敬亭说：“对!我们和赤南县委有半年多没有联系了。敌人的清剿’很残酷，不知他们现在什么地方，过去你和张泽礼同同志一起战斗过，比较熟悉，所以派你去。”

　　“放心吧，一定找到他。”我说。

　　高敬亭说：“找到后，要他把便衣队集中起来，由你们带到七里坪去。”

　　我比较了解张泽礼同志。他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国民党有着刻骨仇恨，一听国共合作，思想弯子可能转不过来。我迟疑地说：“万一张三铁匠不相信，怎么办?”

　　高敬亭立即写了一封致赤南县委的信，又叫秘书拿来好多张布告一并交给我，嘱咐说：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礼。你要记住，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动家伙还想搞阴谋，你的任务是找到赤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

　　高敬亭经过慎重考虑后，又派石裕田、雷文学两位同志和我们手枪团三分队一同去，并向他们交待了任务。石裕田同志是赤南一带的人，还担任过赤南县委书记。雷文学同志在赤南县地区打过游击，对那里的地形、道路都比较熟悉，有他们去，我心里踏实多了。

　　离开鹞落坪后，我们一行经金寨县境，到达金刚台和大小伏山一带。这里群山起伏连绵，浓荫遮天蔽日，看不到村庄，看不到人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村落，进去一看，只见屋倒墙坍，茅草丛生，有的屋子里长起了小树，锅台上结出了南瓜。山是这么深，找不到群众，摸不到线索，谁知便衣队在什么地方呢?

　　找了一山又一山，寻了一处又一处，我们坚持一天走上几十里，好多同志鞋子磨烂，脚上打起血泡了，仍然继续不停地寻找。干粮吃完了，就吃生南瓜。同志们一边嚼着南瓜，一边爬山越岭寻找。从金刚台到大小伏山，又从大小伏山到金刚台。我们攀上了金刚台，隐伏在倒坍的敌人碉堡里，盼望能够看到一缕炊烟，以便发现便衣队的踪迹。但是四下隙望，只见山连山，树连树，茫茫一片。山上的风特别大，虽说时值炎夏八月，但仍感呼呼地吹得人浑身生寒。

　　这一天，太阳还未出山，终于发现了一位身穿破衣烂衫的老人。石裕田同志赶忙上前问道：“老大爷，我们是红军，请告诉我，你们这一带有没有便衣队?”老人打量了我们一番，摇摇头，不理睬。后来又向几位老乡打听便衣队的下落，他们也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看我们，然后扬长而去。我们下山后，在要道口上张贴起布告，布告上写着：

　　当此国难日殛，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集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司令高敬亭

　　一九三七年八月

　　奇怪的现象，给了我们希望。同志们肯定：便衣队可能就在附近活动。

　　已经是第21天了，清晨，我们向山林走去，一路仔细观察动静。山林间，清新的空气沁人肺腑，树梢上飘动着乳白色的晨雾。突然，发现树梢上空有一缕黄烟在缭绕，我高兴地推了一下石裕田同志：“你看，黄烟下面肯定有人，说不定便衣队就隐蔽在那里。”

　　老石一看，也说：“雾是白色的，没有这样黄。”

　　同志们听说看到了炊烟，一个个一边嚷着赶快去找，一边就到周围去找。一直找到第二天，才在大伏山离敌人并村的围子很近的山沟里，找到一个草棚子。草棚外面是一片丛林，仅门口一条小路直通山上。我们决定在树林里守候，等天黑后看个明白。

　　天快黑时，果然，从山上下来几个人，身穿便衣，倒背着枪，悄悄地钻进了草棚子。许多迹象表明这些人就是便衣队，于是我们立即向棚子涌去。

　　我们的突然出现，使草棚里的人大吃一惊，几个人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警惕的目光直向我们射来。我急忙说：“不能打，我们是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你们是便衣队吧?”

　　便衣队的一位同志一下认出了我，我们立刻被迎进草棚。原来他们是大小伏山便衣队二分队的人，队长叫沈晋堂。便衣队的同志知道我们带有重要任务而来，便领着我们上山去找沈队长。

　　路上，便衣队的同志们向我叙述起当地的斗争情况：国民党实施三个月秘密清剿以来，对赤南地区进行疯狂的“进剿”，搞起移民并村，把山区的群众赶到平畈，修起圩寨，派兵把守；又在山顶上修筑碉堡，经常向山沟滚放石头；还采取人搜、火烧等方法进行搜山，企图迫使便衣队无处存身，无路可走，最后自行消灭。那位同志自豪地说：“可是，敌人搞来搞去，没有伤我们一根毫毛!”

　　翻了几个山头，进入深山老林，只见山洼子里露出一座草棚，20多个便衣队员就隐蔽在这里，长期坚持斗争。想起刚才路上听到的一番话，使我对赤南的群众和领导他们坚持斗争的张泽礼同志不禁肃然起敬。

　　沈晋堂是我的老战友，一见面，老沈就哈哈大笑：“原来是你们啊!早几天群众报告说有人找便衣队，我还以为是敌人玩的诡计呢。”

　　“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没处寻，差点把我们累死了。”我也笑着说。久别重逢，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情况。老沈突然想起什么，问道：“那些布告是你们贴的吗?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罢，他拿出一张叠好的布告。

　　“这些布告都是你们揭下的?”我们吃惊地问。

　　“是群众送来的，送来时上面浆糊还没干呢。”

　　原来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冷冰冰的面孔，却深藏着对党对革命的满腔热情!

　　我告诉老沈目前形势的变化，要求及早见到张泽礼同志，并出示高敬亭同志的信。

　　沈晋堂说：“你们先休息休息，我查问一下。这会儿，张三铁匠大概在槐树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已经暗地派人送信给张泽礼同志了。

　　很快就见到张泽礼同志了。我寻思：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这位县委书记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四

　　我们一到槐树坪，就看到一个人挥动手臂，大声呼喊着“三分队长”朝我们跑来。他正是我们寻找了20多天的张泽礼同志。在他身后，跟着拥过来一群便衣队。我们一下子就被热情的战友包围了。有的紧紧握手，有的搂抱摔跤。

　　接着，便是便衣队员们一连串的问话：

　　“我们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军首长派你们来的吗?”

　　“上级有什么指示?”

　　张泽礼笑着说：“上级到底没有把我们忘掉啊!”

　　“我们找你找了很久，军首长有信给你。”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了张泽礼。这时，几十双眼睛一下子都集中在那封信上。

　　张泽礼双目炯炯，一面小心地拆信，一面问我：“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潜山。”

　　“路上可遇到什么情况?”

　　“现在国共合作，有卫立煌的通行证，路上可以畅通无阻。”“什么?”张三铁匠拆信的手停住了，脸上的笑容收起了，眼里闪过一道怀疑的目光。

　　我掏出护照给他看，并说：“这是卫立煌签发的护照。”

　　“卫立煌!”便衣队的同志差不多一齐叫喊起来。张泽礼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护照，怒视着“卫立煌”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是很熟悉的。几年来，许多缉拿共产党和红军的通令上有他，各种判决书上有他，各种禁令上有他……便衣队怎能一下理解印有这个名字的护照，竟会在一个红军战士身上带着，并且在大别山通行无阻呢?

　　张泽礼抑制着怒火，将信递给了小秘书徐其昌同志：“念”!他昂首挺立，象要承担什么重大变故，便衣队的同志互相交换着警惕的目光，我的心剧烈跳动，一直担心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望望老石、老雷和其他同志，他们也露出紧张的神色。这时候，小秘书在大声地念信：“……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已经起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国难日殛，民族垂然，我党为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同国民党……”小秘书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用惊疑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张泽礼迫不及待地追问：“下面说什么，快念!”

　　小秘书结结巴巴地说：“信上说，我们……不，他们已和国民党合作，叫我们停止……停止活动，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张泽礼听罢，一把夺过信，脸色陡变，厉声问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跟着，便衣队员们也一起喊起来：“要我们同敌人合作，你这是搞什么鬼!”“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快说!”

　　刷——便衣队一下子散开了，在我们身边形成一个包围圈；华——队员们一个个端起枪，拉开枪栓，推上了子弹。我们的那一班战士都用紧张的目光瞅着我。霎时间，气氛紧张极了!连山上的空气仿佛也都凝固了。

　　“不准开枪!”我对战士们说：“你们不要动，便衣队是不会打我们的，他们为革命吃尽千辛万苦，对党对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对敌人是有深仇大恨的。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道理没讲湾，一旦讲清道理，他们是会理解的。”听我这样一说，战士们的情绪镇定下来了，便衣队也放下了枪，空气开始缓和了。

　　我正要向张泽礼同志说明原委，只见他一挥手，下了命令：“干部集合，队伍原地不动。”几个短枪队员站到我的身边，对我进行了严密监视。张泽礼和干部们围坐在一棵大树下，研究着什么，一会蹦起，一会又蹲下，显得十分不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审查信件的真假，拿出军政委以前写给他的信加以对照，开始发现图章一个鲜红，一个暗淡，张泽礼以为这封信是伪制的，气得一蹦老高，后经小秘书徐其昌同志提醒，方知印油变色是信件久存的缘故。最后，细细核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也找不出什么疑点。

　　但是，张泽礼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跑过来，气冲冲地说：“到底国共怎么个合作法?你说说!”我把和平谈判的经过，军政委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见他渐渐冷静下来，便进一步对他说：“客观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服从党的决定。你们一定要下山，到七里坪集中。”

　　看到张泽礼没有什么反应，我有些激动了，大声说：“张书记，我们不是反革命、叛徒!你们可以找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看一看，有没有‘西安事变’的事，有没有国共合作的事。要是你还不相信，我们可以把枪交给你们，就是把我们当作犯人看管起来也可以，你们自己选择路线去七里坪，到了那里，一切就都清楚了。”——石裕田也说：“县委书记，三分队长说得很坦率，很诚恳，清你多从大局着想!目前的形势变化很大，要相信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雷文学平时为人老实，不多话，这时倒有点沉不住气了：“军政委的信是伪造的吗?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请打个收条给我们，我们回去也好向首长交待。”

　　几个便衣队员活跃起来，从旁劝说：“张书记，他们三人曾跟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可不能将自己人当作仇敌啊!”

　　张泽礼听了大家的议论，开始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环视了周围的干部。指导员雷维先同志站到他的身旁说：“怕什么，我们手枪队还有七八十条枪，出了问题，还可以打嘛。”这时，只见张泽礼果断地说：“好!既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知，集中便衣队，开赴七里坪!”

　　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七里坪，跟着就有人来找张泽礼同志。其中一位是窑沟便衣队长杜立保同志。他们装扮成茶叶贩子，跟在队伍后面观察情况来的。在金刚台上，他们还留了一支便衣队，以防万一。

　　回到军部后，我对高敬亭说：“军政委，这次找张泽礼同志，差点送了老命。”

　　高敬亭笑笑说：“我知道你们有危险，但我相信你们会把工作做好，张三铁匠是个好同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