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江渭清，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大家缅怀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是凝聚着对他的同志之情、生死之情、崇敬之情。对我来说，还有骨肉之情。

　　我和父亲共同生活时间不很长，但他对我的影响很深。

　　50多年前，毛主席对我父亲江渭清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怎么回事?

　　这要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说起。是年我高中毕业，经历了反右派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经常听父亲讲述往事，又常听一些老同志谈论。1996年冬，父亲的回忆录出版了，我又细细地 阅读。这句话的由来是这样的：

　　1957年5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后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出现“右翼分子的不满言 论和谩骂”，“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6月，《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反击右派。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此后，反右派运动的温度越来越高 ，由原来的“和风细雨”式的整风运动转变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当时，我们高中毕业班正准备高考，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参与反右派斗争和学习有关文件、文章。

　　我父亲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1957年7月上旬，毛主席在南京找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曾严厉地批评了我。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

　　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

　　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我想：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书记、常委内有右派，那我就是头。所以我秉公直言：“要反右派可以，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 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7月青岛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以后，按照毛主席《1957年夏季的形势》的精神，中央要求各地的反右派必须“继续扩展和深入”。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于8月来南京，坐镇指导江苏的反右派。他先同我个别谈话，说：“渭清同志，这次主席要我来打招呼，他说你右。”我说：“主席说我右，就不要和我个人打招呼。 明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请你在会上当众宣布，向全体常委打招呼。”彭真说：“主席要我个别向你打招呼。”我说：“你要对大家讲，让常委都知道我右，才好反我的右。”彭真说：“好吧 ，那就开常委会。”

　　第二天上午，我召集省委常委会。彭真到会讲话。他在会上问：“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这是因为他当着全体常委的面，所以笼统讲江苏，实际意思是问我们省委领导 班子内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当即回答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父亲很清楚，主席说的“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是指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

　　1959年夏，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风云突变。会议从纠“左”转到反右，粉碎了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的运动。

　　庐山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就如何贯彻反右倾的问题，征求各省、市负责同志的意见。父亲在会上说：“我们从江苏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 少反多少。”毛主席赞同，说：“就照你们的具体情况办。”

　　会议结束时，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要父亲回去后批判刘顺元，暗示刘顺元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父亲说：“不能凭一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要看他的通篇讲话和文章。如果省委常委里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是班长，就先批我。”

　　这样，父亲就把柯庆施顶回去了。

　　从庐山回来后，父亲采取正面传达的办法，把彭德怀的信、毛主席的讲话、中央关于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决定等文件，原原本本地传达，而不是采用“钓鱼”的办法来抓“小彭德 怀”，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当年秋天，毛主席路过南京，召见父亲和其他省委负责人，询问反右倾情况。父亲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

　　在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父亲说：“你认为哪个干部(指江苏省委管的)有问题，你们怎么批判、怎么上纲上线都可以，但要定性，要‘戴帽子'(即定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要由我批。”这两次大的运动，父亲一个也没有批。也就是说，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江苏省委管的干部，省、地、县三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分 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派运动时，江苏只有省法院院长和南京工学院党委书记受到批判，两人下放一年后(一个任副县长，一个任副厂长)，就恢复了原来级别的工作；反右倾时，也只 有两三位厅级干部受批判，很快就恢复原级别的工作。

　　父亲曾对我讲，刘顺元为人正派、耿直，严于律己，理论修养很深，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怎么会是右派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如果把他打了，不仅不实事求是，各地还要效仿 ，你省里打了刘顺元，地、市就有“张顺元”，县里就有“王顺元”，企事业单位就有“李顺元”，那全省要打多少?

　　就这样，两次大的反右运动，江苏一大批干部被保了下来。刘顺元也被保了下来。20世纪90年代初，刘顺元逝世。他的生平中写道：刘顺元同志在当时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保护下， 才免于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父亲还说，在两次反右的运动中，他自己也说过不少错话，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下，反右斗争如泰山压顶，他顶，也只能说顶住了一部分，江苏还是划了1．3万多名右派分子，约占 全国所划右派分子总数的2．4%，从比例看是比较低的。江苏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比较多，江苏人口众多，所以，这个比例就更低了。江苏省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党员、 干部250多名，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0．2%，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这批被错“戴帽子”的同志在1962年举行的“7000人大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央、中央 局和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共7000多人参加的会议)期间全部平反，尽管如此，还是伤害了一些好同志。特别是把一些长期与共产党合作，或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共产党人共事的知名民主 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则更是错误的。尽管后来他们陆续被“摘了帽子”、彻底平反，父亲还是内疚在心。

　　事隔30年后，1987年彭真到南京。父亲去看他，谈起往事。当谈到反右派运动时，彭真说：“渭清同志，我真佩服你。当时，毛主席威信有多高!他老人家说你右，要你反省委的右派，你 却不怕扣右的帽子，还要我向全体省委常委打招呼。反右派这么大的运动，你们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干部，一个右派都没有打!”

　　我的岳父、“文革”前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江苏反右、反右倾，没有给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戴帽子，在全国各省市是唯一的，这很了不起。”

　　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对我讲，江苏省周边的几个省，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被打成右派分子，另一名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另一个省的省长和省委宣传部长(曾任南京地下党的市 委书记了)被打成右派分子；还有一个省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被打成右派分子；这几个省的一批县委书记以上的党政干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江苏省委尤其是你父亲保护 了那么多干部，真不容易啊!由于江苏人和，工农业生产才发展得这么快。

　　与父亲从抗日战争、江苏建省以后共同战斗、工作长达18年之久的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多次和我谈起父亲。他说：“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中，他尽其所能地缩 小打击面，保护各级领导干部。江书记眼见反右派越反越’左‘，曾痛心地对我们说：’人家革命几十年，枪林弹雨跟党走了过来，就算工作中办过点错事，说错点话，哪能凭一两句话，就 把人一棍子打死!‘由于他同省委一班人甘冒风险，顶住压力，江苏省级机关厅级干部和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没有划一个右派。”

　　1959年时任苏州地委负责人的刘铁珊说：“江政委(指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爱护干部、关心干部。在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个人安危，抵制来自 上层的压力，想方设法保护干部，我就是其中的一名。当时，我和孙加诺(省委秘书长)在江政委的煞费苦心明批暗保的保护下，侥幸脱险，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

　　父亲去世时，原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南京市委书记汪冰石前来吊唁。他对我讲：“你爸爸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丰功伟绩，品格伟大。就说反右派、反右倾，他在江苏 保护了多少干部，不然像我们这样的人都要受折腾。就这一点，他就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