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初春，皖中大地春寒料峭，气候阴冷，反共磨擦的阴霾笼罩着上空。大义凛然的田丰同志为了坚持抗日，营救革命战友，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

　　追忆往事，思绪万千。那年3月，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的夫人韩碧携带长子远志，和新四军的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等20余人，携带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军饷7万元（法币），奉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前往江北指挥部。3月22日，当他们行至无为县刘家渡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安徽省缉私护商队（实为特务武装，司令林麓园，广西人）的包围，随即被无理扣押，以后又辗转押送到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3月23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得知了这一讯息。新四军军部遂即指示江北指挥部立即向国民党安徽省当局进行交涉。3月31日，张云逸同志向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发出了抗议电。与此同时，军部和江北指挥部指示在舒（城）无（为）地区活动的江北游击纵队，立即派出代表，前往无为向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韩碧等同志，交还被扣的军饷。

　　当时，我江北游击纵队机关驻在无为县开城桥王家大墩，部队担负着坚持舒、无地区的抗日斗争，保障皖南军部与新四军江北部队、以及大别山区党组织交通联系的任务。皖中军政委员会书记何伟、副书记兼江北游击纵队政委黄岩等领导同志接到电报指示后，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保安八团无理扣押我方人员，决非偶然。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并秘密颁布实行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的反共叫嚷甚嚣尘上，反共磨擦事件此起彼伏，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竹沟惨案”、“鄂东惨案”，进行血腥的反共大屠杀。在华中，1940年3月初，李品仙和韩德勤顽军发动了皖东反共大磨擦，对我淮南津浦路西的进攻刚被击退，对我路东的进攻正在激战。这股逆流在皖中也日见猖獗。保安八团无理扣押韩碧一行20余人，决不是简单的事件，很可能是顽固派要在皖中制造磨擦的信号。因此，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加强戒备，并将纵队机关转移到银屏山以南的上庄院一带。同时，经过反复研究，鉴于军部下达的任务很艰巨，斗争将会十分尖锐复杂，决定选派一名有胆有识的干部，代表我军前往交涉。这个光荣而艰险的任务，就落到了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田丰同志身上。

　　田丰同志是个大学生，江苏无锡人。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毅然决然地投奔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进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中等偏高的个子，看上去有点文人的气质。他有理论，有文化，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思想敏捷，办事精明干练，是去无为向国民党顽固派交涉的理想人选。纵队政委黄岩将他找去后，向他介绍了情况，交代了任务，并嘱咐他说，田丰同志，你这次去无为搞交涉，面临的是一场面对面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严重斗争，担子很重。你要据理力争，要顽固派把我方人员全部放回来。反动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要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情况，见机行事，争取斗争的胜利。首长的话语是那么深沉，目光是那么严峻，面容又是那么富有信任感。这时，田丰同志已清楚地意识到，此去无为营救战友，任务艰巨，吉凶难卜。他沉思了片刻说，首长放心，我作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田丰同志领受任务后，回到了住所，谈笑风生，象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似的。他整理好了行装，和同志们一一道别，沉着而坚定，看得出来他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为了便于交涉，同时表明我江北游击纵队是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成立的新四军的下属部队，田丰同志佩戴了少校军衔，在一名警卫员和一名马伕的陪同下，跨马扬鞭，向无为县城奔去。

　　田丰同志到无为县城后，找到国民党无为县县长李天敏，对李说，这次带来三封公函，分送保安旅司令吴绍礼、保安第八团、无为县政府，要求放还被扣的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眷属等一行人员。给保安八团的信已经送去了，现在把给县政府的公函送上。李天敏虽然身为国民党的无为县长，但同情我党我军。他对田丰说，人扣在保八团，这件事我们无能为力，吴绍礼讲话算数，但他目前不在无为，你看怎么办?田丰同志当即表示，等吴绍礼回来后当面向他交涉。于是李天敏安排田丰同志在县政府住下。等了三四天，还不见吴绍礼回来，田丰同志十分焦急。李天敏悄悄地对田丰说：吴绍礼这个人很坏，你是不是一定要见他?恐怕见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不如不等他算了。田丰同志坚定地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不完成不行，即使有最大的风险，也定要见到吴绍礼。又过了一二天，保安司令部打电话给李天敏，要他转告田丰同志去见吴绍礼。吴是广西人，1940年初带保安第二团进驻无为，连同驻无为的保安第八团，合称保安旅，吴绍礼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城内徐家花园。保安第八团团长邱正华，抽鸦片，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们在无为地区镇压抗日军民，强令收编无为人民抗日自卫军，限制各界抗日活动，甚至不承认张云逸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达成的江北游击纵队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协议，把我军诬称为“共匪”，不断挑起反共磨擦事件。田丰同志来到保安司令部以后，吴绍礼等人闭口不谈何时放还我方被扣人员，也不准田丰同志与韩碧等被扣人员见面。田丰同志义正辞严地责问道，新四军是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的抗日救国的人民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功在国家民族，为全国人民所公认。我军干部手持新四军军部的通行证，堂堂正正地路过无为，你们竟敢扣押，甚至连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的夫人和公子都不放过，你们有什么权利，企图何在?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如不悬崖勒马，赶快释放被扣的我方人员，势必破坏团结抗日，危害国家民族，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完全要由你们负责。吴绍礼这帮顽固派在田丰同志的严词责问下，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他们恼羞成怒，将田丰同志无理地关押起来。

　　国民党顽固派极端害怕扩大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日益提高的政治影响。他们色厉内荏，做贼心虚，一方面千方百计封锁这一事件和谈判斗争的消息，一方面以卑鄙的手段对田丰同志软硬兼施，开始妄图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但田丰同志立场坚定，斗争坚决，挫败了对方的阴谋。顽固派见一计不成，便露出狰狞面目，对田丰同志施以种种酷刑。田丰同志大义凛然，一身浩然正气，强忍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继续揭露和严厉斥责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镇压抗日军民的滔天罪行，弄得反动分子面面相觑，十分狼狈。“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生与死的严重关头，在极端艰险困难的关键时刻，田丰同志临危不惧，临难不屈，即使粉身碎骨，绝不移志变节，始终坚贞不渝，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可歌可泣，流芳百世，名垂千古。

　　吴绍礼这伙顽固派一意孤行，不仅不放还我方被扣人员，竟于 4月中旬将田丰同志秘密地杀害了。田丰同志就义时表现得十分英勇，残暴的敌人先用刺刀刺，田丰同志毫不屈服，痛骂国民党顽固派的毒辣无耻，敌人竟惨无人道地将他活埋，地点就在保安司令部后面的张家山上，同时被活埋的还有田丰同志的警卫员和无为地下党的朱志范同志等3人。只有马伕同志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侥幸地逃了回来。当我江北游击纵队指战员得知此一噩耗后，个个义愤填膺，十分悲痛。新四军的抗日志士，竟惨死于友党友军之手，情理何在，天理难容!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向我江北游击纵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在照明山战斗中，纵队参谋长桂蓬洲同志不幸牺牲。这是顽固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田丰同志遇害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久久不释放我被扣人员，还将他们秘密地先后转移到庐江、桐城和大别山区的岳西等地，进行百般折磨。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继续营救革命同志，我党加强了对顽固派的宣传揭露，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也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交涉。直到同年八九月，重庆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下令释放了韩碧及其子张远志。但是，与韩碧同时被扣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副团长（实际上是团政委）曾昭铭等同志，却惨死在顽固派的屠刀之下。张远志同志后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和妈妈从无为到庐江、桐城，辗转几个县，历时半年之久才回到爸爸身边。听说我们党曾派田丰同志前去营救我们，可是顽军一直未让他和我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