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潘澄在1940年11月参加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原为江南抗日义勇军，属新四军第1支队)。陈毅、粟裕奉命带队渡江北上后，谭震林被派到江南发展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斗争。江南抗日救国军就是其中的一支抗日武装。江抗以苏州、常熟为基地，在从昆山、嘉定、太仓至江阴、无锡的广大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新四军最靠近上海地区的抗日武装。1937年后，国民党军一溃千里。这一地区随即被日寇占领，成为抗日游击区，属国民党第3战区。区域内，除日伪军外，还有国民党军和戴笠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新四军在这些军队的夹击下，于1938年年初进入该地区，发动群众，扩建军队，进行抗日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南抗日救国军改为新四军6师18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

　　父亲抱着满腔抗日热情走进了革命队伍。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中日寇战略进攻阶段。日寇战略进攻不断推进，气焰嚣张。汪伪政权已在南京成立。抗日环境十分艰苦。父亲所参加的部队坚持在沪宁地区进行抗日斗争。该地地处日寇和汪伪政权的心脏地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交通发达，城镇密集，坚持抗日斗争异常艰难。

　　父亲走进革命队伍后，从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一名革命战士，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战斗环境中、在战火的考验中完成这个过程的。父亲从进入部队的第一天起，就过上了紧张而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通过队列、行军、宿营、站岗、侦察、警戒、伏击和执行群众纪律等一系列活动，迅速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因其文化素质较高，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快，在部队的群众宣传、军队鼓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越来越发挥作用。

　　1940年12月，父亲进入教导大队3队学习。这个队主要培养排长、文化教员、司务长等部队基层干部。教导队的学习是在敌后环境中进行的。学员们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政治学习主要有社会发展史、建党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事政策、连队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等，军事学习则有打仗、行军、宿营、侦察、班排动作、游击战术、内务等课程和射击、刺杀、投弹三项军事技术。在教导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生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政治关系使父亲切身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和革命事业的火热。

　　1941年4月，父亲完成了四个月的教导大队学习。教导队的学习使他从一个具有较强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钦佩、仰慕共产党、新四军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革命战士；从一个刚参军的新战士转变为经过培训的基层干部。教导队学习之后，父亲被派到18旅警卫2团2连任文化教员，同月经连指导员奚燕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警卫2团是刚组建的，主要活动于苏(州)常(州)太(仓)地区。2团下辖四个连。第2连由常熟县几个区的地方武装合并而成的，全连50来人，装备差，缺乏战斗锻炼。7月1日，敌人开始对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所谓“清乡”，是敌人以彻底肃清抗日武装、消灭抗日活动、长期占领为目标的政治性军事行动，比纯粹作战的“扫荡”时间更长，组织更严密，主要包括军事打击和军事封锁，增建据点、修筑隔离墙，进行干部(区乡长)训诫和日、伪宣传，实施怀柔政策，建立甲、保、乡长成编报告制，组织特工队、密报员和自卫团，更换证件等，目的就是把抗日武装“清出来”、“挤出去”，使日、伪政权能真正统治该区域。这次“清乡”，日、伪共出动1．8万人。敌我兵力悬殊。18旅决定，除600人的少数部队留在“清乡”区内坚持抗日斗争外，部队主力则转移至外线作战。父亲所在的连属内线部队被留在“清乡”区内，开始仍然集合在一起，坚持战斗，但没多久，受敌人封锁影响，部队整体活动越来越困难，于是决定以班为单位分散活动，坚持斗争。17日，指导员宣布父亲带5班八名战士在两个乡坚持抗日斗争。那时，父亲只有16岁。此后，父亲带领这个班，夜行昼伏，混于百姓之内，隐蔽于乡村棚舍之中，在一公里宽的敌据点之间反复穿插，同时，杀汉奸、歼日寇、袭据点、打汽艇，坚持战斗。这些战斗给了“清乡”区内的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8月中旬根据上级命令，作为18旅最后一批，他们从“清乡”区突围出来到达澄锡虞根据地。

　　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父亲而言，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极大的锻炼。由于对日、伪“清乡”的情况预先了解得不多，准备不足，苏常太根据地在反“清乡”斗争中损失很大。“清乡”区内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二。父亲独立带队在严峻的“清乡”状态下，坚持对敌斗争，并取得了歼灭日、伪而自己未损一人的战果，最后又带领大家穿过封锁线成功地突围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啊!这一斗争实践使年仅16岁的父亲已经从一名抗日战士成长为思想政治水平高、熟悉政治工作，同时又能组织部队开展军事斗争活动的基层指挥员。他的战斗经验丰富了，工作能力迅速提高。

　　到达澄锡虞根据地后，父亲被调到18旅53团任排长。18旅奉命北渡长江后，在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此后，父亲被调旅教导队任文化教员，后为文化干事。教导队随旅部活动，在迁移中对全旅干部进行培训。教导队边培训，边战斗，参加了全旅粉碎日、伪对江高宝根据地三次“扫荡”的战斗。

　　1942年8月，父亲离开了教导队，被派到18旅54团2营任副指导员。那年他17岁，已是具有两年抗日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了。他带领连队在高邮地区参加反“清剿”战斗，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作战，于11月奉命北上与52团合并。

　　12月，父亲到抗日军政大学第9分校学习，圆了他在上海上中学时便盼望着就读抗大的梦。学习不久，便遇到日、伪“扫荡”，军部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9分校奉命向东转移，然后乘船下海返回苏中。9分校解散。父亲被派往丹北独立营担任副指导员。他们一行三人从分校去部队，途中，需要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在一次乘小船过湖将要靠岸时，被敌人发现，从据点中扫射出密集的子弹。父亲同战友匍匐在船舱里，以手当桨，划船靠岸后迅速登岸。

　　经过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父亲终于到了部队——丹北独立营。1943年1月，父亲刚到丹北，便遇到日、伪军1万多人对丹北地区进行的“清乡”。丹北地区东起江阴、无锡，西至镇江，南有铁路，北隔长江，处于沪宁铁路和长江之间的狭长地带，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该地区在“清乡”前就已被日、伪分割成无数小块游击地区，我军只有独立营等少数地方武装，以游击方式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清乡”后，这一地区敌人在军事上占有强大优势，因此，虽经几个月的十数次战斗，我军还是无法粉碎日、伪的“清乡”。1943年5月间部队奉命北渡长江，撤到苏北。

　　不久，父亲被调到18旅特务连，也是苏中军区1分区特务连任副指导员，后来任指导员。这个连是一个主力连队，全连三个步兵排九个班，每班都有机枪，还有一个小炮班，装备好，人员齐，老兵多，在苏中军区常被赋予重要任务，参加关键战斗。父亲发挥其政治水平高的优势，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教育，全连文化和娱乐工作活跃，指战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有效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时正逢日、伪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父亲带领连队参加了多次战斗。

　　10月，父亲调到宝应独立团任政治处干事，12月任5连指导员。1944年3月父亲带部队参加了着名的车桥战斗。此役歼灭日军三泽大队460余人，生擒24人，歼灭伪军500余人，使宝应、淮安以东50公里得到解放。他4月担任独立团宣教干事，后任宣教股长，组织全团的宣传教育工作。他曾到宝应县轮训乡干部。地方工作中，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减租减息运动、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情况等等都是父亲在《西行漫记》中看到并憧憬的。他在江高宝抗日根据地看到并亲自参加了这些政治活动，给他极深的印象。60年后，他在所写的《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感受》一文中还专门提到当时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政府清廉、全民动员、共同抗战的情景。这一期间，父亲还一直是分区机关报的通讯员。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连队的政治生活和战斗情节发表了不少新闻、通讯、特写，还写了几首歌词，以抒发对根据地建设、部队战斗生活的感受，如经历了一年多的反“清剿”斗争，目睹“清剿”时被日、伪分割蚕食的江高宝游击区已连片扩大，中坚力量又转向我军，抗日形势轰轰烈烈，生产迅速发展，群众组织逐步扩大。他写下了歌词《江高宝进行曲》，后由梅滨同志谱曲，在分区广泛流行，传至其他地区时被称为《敌后进行曲》。

　　1945年9月，父亲调至被命名为“兴化部队”的苏中军区2旅4团任宣教股长。当时部队刚打完兴化战役，正在进行休整。宣教工作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工作，迅速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军事理论素质和文化素质，学习领会党中央、新四军及军区的政策、方针和命令，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保持不怕牺牲、不畏艰苦、连续作战的革命斗争精神，发起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举行大反攻，收复失地，消灭一切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对外则是宣传动员群众，扩充兵员，改造俘虏，教育新兵，使部队获得充足的兵源。

　　10月，父亲随部队参加了盐城战役，12月参加高邮战役，胜利攻破邵伯，随后，又配合攻克苏中重镇——高邮。三役共歼灭日、伪近万人，受降1．2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