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等40多位干部和工人，分配到二师去建立新的兵工厂。

　　我们背上了背包，从苏北阜宁出发向淮南前进。我们日夜赶路，穿过日寇据守的炮楼，越过敌伪日夜巡逻的公路，渡过大运河，乘船进入洪泽湖，到达淮南新四军二师司令部。在欢迎我们的晚会上，罗炳辉副师长致欢迎词，还宣布成立二师军工部，吴师孟任部长。师文工团特地为我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次日，吴师孟部长找我们谈了半上午，给的任务是，要从无到有地建立一个年产60万发步枪子弹的工厂。还分配给我8个技工，由我任股长。

　　当天傍晚，我们9个人就到了天高县金沟区的平安乡小朱庄（现为江苏省金湖县）。庄子里有二师的一个修械所，这就是我们建厂的基地。区乡干部热情地为我们腾出两间大草房，我们的“茅屋工厂”就从此诞生了。但要建立子弹厂，首先就得有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床。可是在这被敌人封锁的敌后根据地，工具和机床又从何而来呢?我们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从铁锤、锉刀到各种机床，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和劳动，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纵有困难九十九，难不倒我们工人一双手。

　　为了早日建成子弹厂，从师参谋处到军工部领导，从区县政府到广大群众都动员起来，为我们收集破铜烂铁，木材煤炭。收来的破锅烂罐，只能做手榴弹，要寻找制造工具和机床的钢铁，不知何处才能找到，急得我们日夜奔走，四处打听。

　　后来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打听到：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要在高良涧一带建造水闸，兴修水利，运来过一批钢材和破旧机器。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那批钢材被国民党地方政府沉到三河里了。这波涛汹涌的三河，钢铁究竟沉在何处?材料科的同志们走家串户，终于查明了那批钢铁的下落。并由当地区委和材料科组成了潜水的打捞队。他们都是渔民，只穿一条裤衩，在船板上忙着下水前的准备。打捞开始了，他们接过人们递来的半碗抗寒酒，咕噜噜一饮而尽，纵身一跳潜入河底。只见所有的潜水员忽沉忽浮的换气和掏泥挖沙，直到太阳西沉，一根钢棍也没捞上来。

　　次日一早，打捞工作继续进行。随着缆绳上升，一根粗8公分、长5公尺的钢柱被提出了水面。岸上和船上的人们，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紧接着各条打捞船上响起了时起时落的欢呼声，一根一根钢柱被提出了河面。这一大批钢柱不但解决了眼下急需制造子弹冲床的丝杆的钢料，并为后来生产迫击炮弹、枪榴弹筒和平射炮打下了物质基础。

　　我们获得了大批钢铁后，军工部又送来一部4呎皮带车床，一部皮带钻床和一部牛头刨床。这真是双喜临门，同志们更是信心百倍，喜笑颜开，建厂工作日夜加紧进行着。可是新的矛盾又发生了，这“茅屋工厂”既安装不下机床，也放不下钳工案子，需要找到更大的厂房。

　　房东大娘热情地告诉我，小朱庄北边有一个仙墩庙，可当工厂。当天，我就找到仙墩庙，取得日光和尚的同意，我们搬进了仙墩庙，在大殿里安装了机床，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加工车间。

　　我们还在庙门外搭了席棚，用土砖垒个打铁炉，支上风箱和铁钻，建立了锻工车间。同时，还建立了木型车间。所有铸造件、只要把木型送到手榴弹厂，同志们就会迅速为我们铸造出来。我们的军工厂已初步建成，这只是一个机械加工厂。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制造生产子弹的机床。

　　进庙以后，二师司令部周骏鸣参谋长、军工部吴部长都常来指导，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制造冲压子弹的大冲床。由于有了钢材，我开始了这冲床的设计。

　　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我设计的是螺旋冲床，由3根螺旋杆组成。每根螺旋杆上有六条方形螺纹，每条螺纹是360毫米为一圈，它象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油条。按常规加工就得使用铣床，我们没有铣床，只得让钳工用钢凿雕刻出来。为适应经常进行反“扫荡”战争的环境，我们设计的冲床必须是积木式的，打起仗来把螺丝拧掉，一人拿一件就走，打完仗把机件拼起来拧紧螺丝就干活。最后一个设计要求，是我们没有发动机，推动机器的动力是人。

　　图纸画完后，我们的工作更是紧张了。大冲床一天一天地接近完成，可是没有水泥作地基，用木料代替水泥作地基是可能的，但必须是质地坚韧的高级木料。这样大块的木料又到何处找呢?我给金沟区政府写信，请求帮助。离工厂不远的大云山上有株特大的白果树，区政府把它给了军工厂。

　　冲压子弹的冲床的三根螺丝杆已刻制成功，可是这螺丝杆上的母螺帽又怎样能制造成呢?我们没有铣床做不成。在当时条件下，办法就是做一个有母螺帽空腔砂型的砂箱，把刻制成的丝杆置在砂箱中，将熔化了的铜水铸入砂箱而形成母螺帽。偏偏我们又没有大型的熔铜坩埚。在那年月，别谈我们这毫无工业的农村里找不到，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这熔铜坩埚也是要进口的。我们的办法就是找来大口径的废炮弹当坩埚来熔铜，不料炮弹用一次就腐蚀得象个蜂窝。熔铜是生产弹药必不可少的工序，我们必须建立熔铜车间，这就首先要学会制造坩埚。

　　我们买来了造坩埚的粘土，造了一个小坩埚，把它放在炉火上，不料刚一转身，坩埚炸成了碎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坩埚，结果都一样。我们召开了“炉前会”，都认为坩埚放在火上温度太高，干燥太急，湿坩埚内的水蒸汽来不及放出把坩埚引炸了。

　　我们总结了教训又继续试验，把湿坩埚放在火上缓慢加温，坩埚慢慢地烧红了，同志们都为这点进步高兴。我拿起铁钳把一块一块碎铜添进坩埚，风箱越拉越快，兰色的火焰从炉中升起，屋子里飘浮着柳絮般氧化铜，金黄色的铜液已熔满半坩埚。不料，忽然又是一声爆炸，铜水向四方喷射，拉风箱的同志的头被烫伤了，几小点铜水喷上我的胳膊。铜水下流，把炉桥也凝结了。我们修好炉子，继续干，一连几次都失败了，急的大伙饭也不想吃，觉也无心睡。

　　夜，静悄悄的，疲倦的人们三三两两的坐在院落里，有人抽着烟锅子，低头想心思，有的在低声议论，“别看咱们这么大个工厂，连化个铜也化不了”，“嘻!真没出息，还不如一个补锅匠”。我思想突然受到震动，是呀!补锅匠的坩埚不是很耐用吗?他是怎样做出来的?鸡叫头遍了，我跑到区上，找到何区长，说明来意，我要去龙岗镇拜师。在何区长的帮助下，我们请来了补锅的刘师傅。

　　刘师傅一到厂就检查了我们做的坩埚，还看了我们做坩埚用的粘土，摇着脑袋说不行。他立即带领我们去铜城，买来一种硬得象石头般的灰黑色的耐火土，并在炭渣里找了几块没烧透的炭块。他把耐火土和炭捣得粉碎，加上水象做馒头和面似的，把一团泥揉来揉去，挖了一个坩埚，然后寻来一些碎柴慢慢烧着，把坩埚烤干。

　　大家留心地观察着刘师傅的一举一动，看他怎样装炉、安坩埚，怎样掌握炉温。老师傅若无其事地操作着，坩埚里熔满了金黄色的铜水。我用长柄铁钳夹住坩埚，把坩埚里的铜水浇铸到砂箱里，坩埚仍然是完好的。就这样，试验成功了。我们激动地感谢刘师傅，他也高兴地捋胡子笑了。

　　我们白天黑夜的劳动，相继制成了生产子弹和迫击炮弹所需的工具和机床。司令部又派来100多个小伙子当工人，区政府把派到工厂摇机床的民工也组织好了。开工这天，我们象过节似的高兴。同志们穿上新军装，铁钟一响，涌进了大殿。我装上一发子弹壳，在冲床的吼声中，第一发弹壳形成了，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民工们把机床摇得飞转，机床全部开动了，弹头冲床也压成了一颗颗弹头。装备车间的女工同志忙着制造火帽，装填弹药。

　　在党的领导下，在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下，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终于建成了新四军第二师的军工厂，我任厂长，洪泽同志任指导员，生产了子弹、迫击炮弹、地雷，不断补充部队弹药，坚持敌后抗战。

　　（二）

　　斗争，接着斗争，考验，接着考验。

　　1941年10月的一天黄昏，前方给我们送来了一批废迫击炮弹，是战后打扫战场时收集到的。由于年月太久，炮弹上的附件全没了，只剩下生满铁锈的空弹体。军工部首长附来一信：“运铎同志，前方等着要炮弹，要尽一切力量，提前修好炮弹”。

　　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立即停止了紧张的建厂工作，日以继夜地赶修炮弹。我们把炮弹上缺少的弹尾、尾管和引信做成了新的装上，但没有引火的炸药——雷汞，这批炮弹不能送到前线去。

　　当时，我们没有制造雷汞的原料，唯一的办法是从废旧雷管内挖取雷汞。这是件危险的工作。我们搜集了一批旧雷管，我把这些旧雷管放在脸盆里用水浸着。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中午，我把脸盆搬在桌上挖雷汞。我小心地挖雷管口部一块雷汞，我拿着锤敲打几下，雷汞并不爆炸，我认为是很安全了。没想到雷汞只是被水浸透外表一层，内里仍是干燥易爆的。当我拿起签子往里掏时，轰的一声巨响，雷管就在我的左手里爆炸了，震得满屋尘土飞扬。我眼前火星一闪，两耳嗡嗡直响，左手鲜血喷流，连泡雷管的脸盆里的水都染红了。左手炸掉了四个指头，肉和皮炸得飞起来，粘贴在桌面上。左腿麻得打哆嗦，裤脚管里在流着血，左腿膝盖炸了碗口大的伤口，膝盖骨突出在伤口外。脸上也在流血，留下斑斑点点的小伤口。

　　车间里工作的同志们，听到爆炸声立即赶了过来，看到我成了血人，有的同志急哭了。大家一时找不到担架，就把老乡们耙田用的耙当担架。为了尽快送到医院，同志们操直径从荒野地里走。同志们把我抬到医院，院长、医生和护士忙着给我清洗伤口，消毒止血，见我那么大的伤口，又流了那么多的血，都为我的生命担忧。第二天，我进入休克状态，昏迷不醒，不吃不喝，神经失常，生命垂危。在这些休克的日子里，我有时猛地从床上跳下来，直往大门外跑，高声喊叫：“我要回去，前方等着要炮弹哪!”有时我突然撕开伤口包扎的绑带，喊叫：“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这怎么能干活呀!”我这样闹腾了十多天。一天下午，我终于清醒过来了。我感到额上沁出凉生生的汗珠，身上发热，全身软弱象瘫痪了一样，我推开了被单，轻声说：“渴”。同志们见我清醒过来，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院长忙着打电话向上级报告，护士给我喂水，大家围着病床边问长问短，有的告诉我在休克时闹腾的事，有的告诉我首长、乡亲们来看望我的情况，使我打心眼里感动。

　　工厂派来护理我的小顺子和护士小张打来洗脸水，给我擦脸。当毛巾遮住右眼时，我突然觉得病房顿时全黑了。我感到不好，告诉他们：“我的左眼瞎了。”护士让小顺子拿来油灯照看，没有发现什么，只是眼珠中似乎有个米粒大的东西。她叹了一口气说：“多倒霉，炸掉了左手，还瞎了一只左眼。”

　　小顺子难过得一声不响。病房里沉寂无声。我想起我那苦难的煤窑里岁月，转过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难过，听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工人，从小家里没吃的，14岁那年就被饥饿赶进了煤窑，死去活来的给资本家做牛马。就凭我这一双手，一天挣一角钱工资来养家。要是在那年头，象我这次负伤，肯定活不了，即使活了也是残废人，狠心的资本家就会一脚把我踢出煤窑，就象许多受伤致残的矿工弟兄一样，只得乞讨街头，最后就象野狗死在荒郊野外。”我接着说：“今天我仍然是工人，但我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接班人。我的负伤是和千千万万的战士负伤一样的光荣。虽然炸掉了左手，我还有只右手，瞎了一只左眼，我还有只右眼。革命总是有流血牺牲的，不是我就是我的同志。只要我能回到工厂，能站在机床前，我仍要生产更多的子弹、炮弹来打击敌人。当我能坐在画图桌旁，我就要设计出更好的武器并生产出来装备我们的部队。我只希望能早日回到工厂，和同志们一道在建立子弹厂的同时，把炮弹生产也搞起来，给我们的炮兵更多的炮弹，再不去修理拣来的破炮弹了”。

　　我知道自己在短时间里是不能出院的，心情很是沉重。我该怎样度过这漫长的病房生活呢?为了建造子弹退火炉，必需有手摇鼓风机，我要在病床上把鼓风机的齿轮结构设计出来。

　　我让小顺子回厂把我的参考书《机械原理》拿来，我忍着伤口的剧痛，终于坐起来，开始了工作。

　　突然张院长和刘医生走进了病房。“血”!刘医生惊叫了一声，忙扶我躺下，张院长急忙解开我左手滴着血的绑带。一股血流从我左手伤口中射出，直射到墙上。医院里没有血管钳，张院长站在凳子上，在屋顶檐上穿过一根绳子，把我左手高高地吊起来，痛得我直咬牙，血算止住了。院长、医生临走时，把我的小本子和铅笔全拿走了。

　　在二师的中心医院里，我的伤口好象成心和我过不去，它老是慢腾腾地不收口，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撑着拐棍去找院长。开始，院长怎么也不同意我出院。我反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保证出去后，每两天去附近分医院换药，自己注意护理伤口等等。最后院长沉思片刻，点点头同意了。

　　我脖子上挂个三角巾，把手吊起来，找了根竹竿拄着，和小顺子一起，走了20几里路，回到了工厂，同志们高兴地欢迎我。从此，我又投入了紧张愉快的劳动。

　　（三）

　　战斗的生活是那样的紧张、炽热，一件工作任务完成了，新的工作任务又来到面前。

　　1943年初春，大雪纷飞，我顶着寒风来到二师师部。罗师长亲切地找我谈心，要我研究一种类似日军掷弹筒那样的新武器，来狠狠地打击敌人。他说：“对待敌人就应该狠，狠到连他们的骨头都给敲碎，叫他们永远爬不起来。我们现在就需要有各种各样能敲碎敌人骨头的武器。”师长的话不多，我却从心底感到这话的份量。我向罗师长保证：“我的一切都属于党，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罗师长笑了，他送我到门外，还嘱咐我：“要有信心，要顽强，回去跟大家商量商量吧”!

　　我接受了研究制造新武器的任务回到工厂，立即把能找到的书籍都找了出来，翻来翻去，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篇介绍枪榴弹的文章。那篇文章总共不过二三百字，而且多半是些空话，无非是讲枪榴弹如何厉害而已。唯一的收获是从这里知道了所谓枪榴弹，就是利用步枪发射的小型炮弹。至于它的构造，文章没有详述，只说是用钢片压制成的小炮弹。

　　我收集了敌人的掷弹筒和各种迫击炮弹，白天黑夜地摆弄着，研究着。最后，我决定把粗钢棍锯断掏空，制成枪榴筒，象装刺刀那样装在步枪口部；再用铸铁造成象迫击炮弹一样的炮弹，装进枪榴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想象是美好的，但是碰到具体问题时，困难就一个一个地来了。第一个难题是，我们没有测试膛压的设备，得不到设计需要的数据，要靠计算得到数据，就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我只学过加减乘除、分数和体积，别的全不懂，只好作试验。先做个筒子，量好筒子的直径，打一枪，再量一量，看它涨了多少，不行，再改一改。第二，射程的调节也是个难题，怎样叫它远近自如呢?我想用调节膛压大小的方法来控制枪榴弹的射程，可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机械结构呢?

　　夜里，我在屋里翻书，想找到一点线索。熬到半夜，眼睛也睁不开了，睡吧，又睡不着。我熄灭了油灯，拿着草图，跑到车间。钳工老高，拿起草图仔细地端详着。他提议把枪榴筒的底座和底座柄分开，成为两个零件，这样既节约材料，也方便加工，有利于大量生产。可是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来调节射程呢?大家都有难色。车工老李，好象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他指着车床上转换齿轮旋转方向的手柄说：“厂长，为什么枪榴弹不可以照这个转换配置来设计呢?”“对，完全可以。”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欢乐的气氛驱散了忧愁。

　　天气渐渐地暖和了，设计工作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我日夜忙着绘图，忙着去北边荒地靶场作试验。图纸交到各车间，同志们抢着干。半个月后，第一批枪榴弹和第一支枪榴筒造成了。我们进行了第一次实验射击，全厂同志跟着我走进靶场。谁也猜想不到这第一枪是什么结果，也许枪榴弹在枪榴筒内就爆炸。为了避免意外的事故，我在一个干水塘岸上，选中一棵大柳树，用绳子把步枪捆在树杆上，枪口卡上了枪榴筒，筒口对着荒地，再把枪榴弹装进筒里，拉开枪栓，推进无头子弹，扳机上系一根小绳子。等同志们都隐蔽好以后，我蹲在干水塘里，一拉小绳，轰隆一声，枪榴弹射了出去，火光一闪，在爆炸声中，尘土卷起烟雾向上冲起，破片呼啸着四飞。“好哇”!大家听到第一个枪榴弹的爆炸声，那种喜悦、激动，是无法形容的。同志们高兴地围拢过来，互相握手。

　　几天后，手榴弹厂的装配车间发生了突然爆炸事故，官塘乡三个民工牺牲了。经调查，这次爆炸事故是韩顽的特务干的，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顽特首先在手榴弹厂动手。因为他们知道枪榴弹的大量生产，首先就得手榴弹厂铸造大量的枪榴弹的弹体，然后才能送到仙墩庙厂加工制造。更令人奇怪的是，兵工厂内部又传出了一些谣言，说什么仙墩庙的狐狸大仙夜里发怒，要降灾仙墩庙……

　　这一连串的怪现象，使我们感到这里的问题不简单。厂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排线索，谈疑点，都觉得唐玉成很可疑。事后查明，唐玉成是国民党江苏省省长韩德勤派遣特务。他混入我手榴弹厂后，表面上伪装积极，暗地里却经常窥测机会，搞破坏。当我们正在清查这些破坏活动时，他经常深更半夜地一个人坐在床上，呼呼噜噜地抽烟锅子，神情不安。一个深夜里，他趁大家都睡熟了，鬼鬼祟祟地向我手榴弹仓库走去，他又要爆炸我们的手榴弹仓库。就在他越墙作案时，当场被抓住。

　　我们在仙墩庙前的广场上召开了公审大会，小朱庄修械所、地藏庵手榴弹厂的干部和工人都来了。我在会上宣读了经上级批准的判决书，判处他死刑，交警卫连战士立即执行。

　　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们。顽特破坏军工厂，我们就更要办好军工厂，造好手榴弹。对我们来说，任何成果都不是最后的。第一次试验虽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它还不理想。枪榴弹在飞行时的弹道不稳定，而且射程还没达到要求。

　　我重新设计了枪榴弹的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弹，改成了滴水型弹，经过射击试验，弹道是稳定了，可是射程总不过二百三四十公尺。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一直在想着，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射程呢?所有办法都用光了，脑子想得发痛，躺在床上睡不着，浑身火燎燎的。我想枪榴筒和枪榴弹都经过试验，证明是没问题了，剩下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呢?这就只有发射药了。我赶紧推醒同屋的老马，把想法告诉他。我们到装备车间，把火药倒了出来，放在碾槽里碾成碎末，使它燃烧更快些，充分发挥火药的作用力。我们连夜配好火药，装好几发子弹。

　　天亮了，同志们听说又要试验，一大早就来到试验场。我装好枪榴弹，推上子弹，左腿跪在地上，朝荒地打了一枪。只听一声枪响，枪榴弹无影无踪了，它飞到哪儿去了呢?同志们都昂起头来向前张望，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雷鸣般的爆炸声，大家跑着奔向爆炸点。枪榴弹的射程是540米，增加了一倍还多。

　　第二天，我带了两个同志，扛着枪榴筒，挑着枪榴弹到了二师司令部。周参谋长看过枪榴弹筒和枪榴弹，招呼我们坐下，拿起电话筒，立即布置了靶场。

　　靶场上人山人海，师长、政委、参谋长都去了。一连打了十几发枪榴弹，每一发都射得远，炸得漂亮。

　　“好哇”! “真棒”!靶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称赞着子弟兵的射击本领。

　　试验完了，罗师长拉着我的手，一起进了参谋长的办公室，参谋长问我：“一个月能生产多少”?

　　怎么回答呢?我们只有一部车床，每月要生产三百发迫击炮弹，其他的机器只能造子弹。要生产枪榴弹，还得从头做起，要制造工具和设备，建立枪榴弹车间。

　　罗师长也关注地等待回答。我觉得叫苦是没用的，在革命战士面前任何困难都要顽强地战胜它。我回答首长：“困难不少，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

　　参谋长又拿起枪榴筒，提出许多重要的改进意见。我们在仙墩庙大殿上又新建立了枪榴弹车间，制造了几部造枪榴弹的车床，正式开始了枪榴筒和枪榴弹的生产。

　　我们制造的枪榴弹，很快就出现在前方。1943年8月，在反击日、伪军“扫荡”的桂子山战斗中，枪榴弹第一次立功。一个大队鬼子和汉奸伪军，到我根据地来“扫荡”抢粮，他们进入我边境的山区时，我们的枪榴弹就象雨点一样飞过去了，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战后，成钧旅长特地把一支从日本军官身上缴获的手枪送给了我，作为对制造枪榴弹的奖励。

　　1943年后，又组建了平射炮弹厂，住盱眙县上贺郢村，干部和工人近200人。当时发展到由二师军工部直接领导的有5个军工厂，除子弹厂、平射炮弹厂外，还有旧铺翟庄平射炮厂、手榴弹厂和一个修械厂。很重视军工生产的二师领导，为了加强对军工部的领导，又调方中立为军工部政委（后吴屏周）。

　　平射炮厂造的平射炮，在作战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5年8月，二师六旅十八团，在淮南铁路对日反攻作战，攻打柘塘街伪军据点时，曾用平射炮一举摧毁了全部12个碉堡，收复了柘塘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