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罗炳辉同志相识较早，1937年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就知道他了。他在武汉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了许多团结抗日的工作。特别在滇军中，他的影响极深，播下了抗日的火种。

　　1938年冬，炳辉同志由武汉来到安徽南部的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一支队副司令员（陈毅同志任一支队司令员）。1939年7月五支队成立，炳辉同志被任命为五支队司令员，我也调到五支队任政治部主任。从此，抗战8年，我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直到1945年10月他奉命北上山东，我们才分开。记得在他临上山东之前，我们促膝交谈一直到深夜。我见他为革命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劝他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对未来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却一再叮嘱我要多加保重。不幸，这一夜长谈竟成了永诀。他到山东不久便传来了不幸逝世的噩耗，使我闻不忍闻，二师的战士和淮南的老百姓无不为此痛哭流涕。

　　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和锻炼，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罗炳辉同志正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一位佼佼者。他生前曾奋笔写道“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的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的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他用他毕生的努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仍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效命疆场，马革裹尸，实践了生前的誓言。炳辉同志光辉的一生是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连在一起的。

　　回顾抗战8年艰苦岁月，我新四军五支队东进敌后，开辟淮南根据地，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这段历史，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炳辉同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辛劳和立下的卓越功勋。

　　“七七”事变以后，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迅速打开抗日战争局面，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与人民一起，经过浴血奋斗建立起华北、华中、华南3大敌后战场。华中战场包括10个解放区，其中淮南就是炳辉同志领导下的五支队与四支队所开辟。

　　1938年冬，广州、武汉沦陷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回师巩固其后方，但其军事行动的重点仍置于华北我八路军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发展华中，便成了我军最迫切的战略任务。但是由于项英同志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因而使我军未能充分利用客观的有利形势，取得可能取得的更大发展，在部队内部由于个别同志受王明错误的影响，对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东进方针犹豫不定，东进迟缓。为执行党中央发展华中的东进方针，肃清王明错误对部队的影响，1939年5月，叶挺军长由炳辉等同志陪同亲临江北，组织了江北指挥部。为了尽快实行东进方针，部队进行了整编，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编为五支队（于7月1日在路西的定远县成立），下辖八团、十团、十五团。五支队的成立，是我党排除了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成果（当时国民党只承认我一、二、三、四支队）。

　　五支队成立以后，领导坚强，组织健全，内部团结。在炳辉同志的率领下立即执行了中央东进的方针，经支队党委决定，由我带一个加强营先到路东侦察。在执行任务前，炳辉同志特地将我找去，反复强调执行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并将他亲身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到敌后去如何开展工作。为了让我们及时同支队取得联系，炳辉同志决定让我们带一部电台。

　　我率八团二营先行路东，活动在盱眙、来安、六合等地区。炳辉同志在听取我的侦察工作汇报后，也于8月率八团、十五团和支队部相继越过敌人封锁线。到10月，十团也过来了。至此，五支队全部人马胜利地挺进路东。此后，我五支队以半塔为中心，八团三营在来安一带，一、二营在天长、扬州附近，十团在盱（眙）嘉（山）地区，十五团在竹镇一带，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初步打开了路东抗战局面。

　　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蒋介石的策划下，驻在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顽和苏北的韩顽调集兵力对我皖东地区进行东西夹击，严重威胁着我军的生存和发展。为粉碎顽军的进攻，坚持皖东敌后斗争，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明确指示，应以淮南路为界，在此以西避免武装斗争，此线以东我应坚决控制，彻底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中原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向桂顽呼吁团结抗战。但桂顽对我谈判提议竟置之不理，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我进逼。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先反击对我威胁最大的桂顽，以巩固路西阵地，再挥戈东进，击破韩顽进攻。遵照决定，1940年3月上旬，炳辉同志率五支队主力赴津浦路西，增援四支队反击桂顽进攻，只留下少数部队坚守路东，其中驻守半塔的支队机关、教导大队的兵力，还不到500人。当时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已到了半塔，我与郭述申政委、周骏鸣副司令、张劲夫副主任等同志一起留守半塔。

　　此时，韩顽乘我路东空虚发起了对我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为重点的全面进攻，我军奋起反击。这就是有名的半塔集保卫战，是我五支队挺进路东后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较大的战斗。

　　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防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反攻阶段。第一阶段战役是3月21日拂晓打响，到29日我军开始反击。我军以不到500的兵力固守半塔7昼夜，在外围部队积极地支援配合下，击退了韩顽一一七师2个团多次的猛烈攻击，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为固守待援赢得了时间。虽然炳辉同志第一阶段战役中因增援路西，未亲临指挥战斗，但由于我五支队自挺进路东后，在他亲自领导和深入群众的工作中，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争取了中间人士的同情，所以在战斗中得到人民群众广泛积极的支持。运送粮食，传递情报，抢修工事，送饭送水，护理伤员，特别是半塔地区的农民自卫队积极参战，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与炳辉同志平时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分不开的。

　　路西反桂顽战斗胜利后，炳辉同志率主力兼程东返，于3月29日开始全面反攻，半塔保卫战进入了第二阶段。进攻我路东的十个团、万余人的韩德勤顽军发现叶飞率挺进纵队，陶勇、占胜和梅嘉生率领的苏皖支队配合罗司令所率五支队主力进行全面的反击，知其大事不妙，于是全线动摇，仓惶遁逃。在莲塘与岗村一线，我军与前来掩护韩顽逃跑的常备十旅激战，将其击溃。炳辉同志乘胜率军追击，沿途土顽全被消灭，顽政权一扫而光，一直把韩顽主力驱至三河以北。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对我在淮南地区取得反顽作战的全胜和创建淮南根据地均起了关键作用。陈毅同志说：半塔守备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给予半塔保卫战很高评价。半塔保卫战以后，淮南根据地完全按照抗日要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为华中各根据地的建立起着先导作用。

　　皖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引起日伪顽的震惊和恐惧，他们互相利用，狼狈勾结，对我根据地“扫荡”袭扰，企图扼杀新生的敌后根据地。1940年5月，日伪千余人侵占来安城，强拉民夫，修筑碉堡，妄图切断我路东路西根据地的联系，继续“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为了保卫路东根据地，我军决定收复来安城。攻打来安城一共是3次，第3次兼用火攻消灭了日军百余人，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计划。至今，淮南的群众中还流传着“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

　　此后，我支队八团、十团、四支队七团在炳辉同志的率领下北渡三河，开辟了淮宝地区，扩大了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为实行对西防御，向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重新组织军部，整编部队。全军扩编为七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继续坚持抗战，而且我军通过整编，清算了项英错误，更加坚强，走上了发展的新阶段。

　　我二师部队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任，炳辉同志任副师长。二师下辖四旅（原第四支队）、五旅（原第五支队）、六旅（原江北游击纵队）和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根据中原局和军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决议，我二师的任务是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反共军的进攻。为对付日军的“扫荡”，部队实行了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加强了正规化的党军建设，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开展了大练兵的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地方县以上政权实行了三三制，执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抗日积极性。1943年1月，张云逸同志回军部工作，炳辉同志升任师长。194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精兵简政和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成立了淮南军区（由二师兼），下属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这时，炳辉同志是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我是淮南行政公署主任。虽然工作分开了，但与他经常见面，每周一开会我们又相聚在一起。

　　从1943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1945年秋，我路东根据地比较稳定，新四军军部已从盐阜区转移到路东盱眙县的黄花塘。主要打仗都在路西。其间，经历了五尖山战斗、占鸡岗战斗、黄疃庙战斗等。每次战斗都给来犯的桂系顽军予重创，保卫了路西根据地，实现了对西防御的任务。在路东，从1941年开始，我军扩大了淮宝，发展了淮泗根据地。进剿了驻守白马湖、宝应湖、洪泽湖的湖匪，肃清了残余地方反动势力。西渡洪泽湖，拔除了泗北伪据点，实现了向东发展的任务。同时，我军粉碎了日伪多次“扫荡”和“清剿”，胜利保卫了淮南根据地。在粉碎日伪“扫荡”战斗中，尤以1941年的金牛山战斗著称。这是炳辉同志初试他的梅花点式纠缠战术，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战斗中我军毙伤日伪军500多人。此仗大振了我新四军抗日杀敌的威风，大灭了日军蛮横疯狂的嚣张气焰，罗司令的威名从此传开了。

　　当年在老区的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天神，看见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便下凡来，指挥他的神兵，驱除了鬼子解救了百姓。”从此，当地人民都说炳辉同志是天上的“罗汉下凡”，用“我们的福星”来称誉罗司令。

　　炳辉同志不愧是我军中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一个在战场上从不弯腰的人。因此博得了广大战士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战斗中，战士们只要见他那魁梧的身影出现在硝烟弥漫的阵地，力量就倍增，那怕是再难打的仗，也能取得胜利。见过炳辉同志的人都知道，他穿着战士一样的服装，过着战士一样的生活。战士们拿一元的津贴，他也不例外。他一生没有什么积蓄，留给自己儿女的“财产”就只是战场上缴获敌人的刀和枪。而他对待战士，则完全称得上爱如子女。天气尚未转寒，他就早早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准备冬衣。对伤病员更是关心备至，他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伤病员为革命负伤，你们应该很好照顾他们的生活，应该比我们支队负责同志吃得好才行。”有一次，他与战士们一起在河里洗澡，见战士穿的衬衣已很破烂，立即将供给部的同志找来，要给战士们换上新的衬衣。而他自己穿的却是补了又补，从不曾提起换一件。记得我们刚到路东，我见炳辉同志在寒冷的冬天仍穿着一件旧棉衣，下面的战士为此十分担心他的健康，于是，我特地给他做了一件大衣，他不肯要。我解释说，你是司令员，如果把身体冻坏了，如何指挥部队。听了我的劝告，他才勉强收下。

　　炳辉同志出身贫苦，对工农大众有特殊的感情。在淮南根据地，他对老百姓敬如父母，睦如兄妹，这是淮南的老百姓深有感受的。有一年根据地发生了灾荒，他自动提出来减他的粮食菜金标准，捐献出来救济群众。我劝他不要减了，部队这么多人嘛，何况你的身体又不好。他恳切地说：“不行!我是司令员，应该带头。”大师傅过意不去，有时悄悄在他碗里多盛了一点，他便将大师傅找来说：“同志，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接着又开导说：“我们没有权利搞特殊，要与人民同患难，你这样做，不行啊!”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行军打仗，每到一个村庄，他总要到老百姓家坐坐，与当地老农一起聊天，问收成好不好，公粮重不重，对部队有什么意见。从油、盐、柴、米问到对民主政府有什么要求。凡是老百姓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取，然后一一转达给地方党委，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和困难。他常常带领战士参加当地群众的生产，经常教育自己的部下要懂得关心爱护群众，决不允许出现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当时我军与群众的关系，真如鱼和水、水乳交融。

　　炳辉同志治军很严，在全军也是闻名的。当时，我军的武器差、弹药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装备精良的顽军，要在敌伪频繁“扫荡”和顽固派的进犯夹击中巩固发展根据地，没有良好的作战素质是不行的。炳辉同志自到五支队任司令后，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首先在部队中开展了射击、劈刀、跨越障碍物三大军事训练。炳辉同志在全师是有名的神枪手，在他的身传言教的严格训练之下，部队战斗力很快得到提高。

　　炳辉同志治军很严，主要体现他在军训中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奖惩分明。他常对战士们说：“训练就是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如果我们平时不认真加强训练，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我们就会在日伪频繁的‘扫荡’和顽军的夹击中被消灭掉。”因此在平时的训练中，炳辉向来是认真严肃的。记得有一次部队正在军训的行军途中，炳辉同志命令号兵立即发出发现敌情的信号，他和其他指挥员都立即跳下马来，只有一个营长认为这是演习，仍大模大样骑在马上。这下炳辉同志可火啦，他将这个营长叫到战士们面前，狠狠地批评道：“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已经发出了准备战斗的号令，你还若无其事地骑在马上，一点敌情观念都没有。营长都这样，战士们会如何呢?”另一次在跨越障碍的训练中，一个年青战士过独木桥，走了一半掉在河里。这个战士并不就此游过对岸去，而是重新爬上岸第二次通过了独木桥，炳辉同志见了十分高兴，当即给予表扬。

　　平时的严格训练，战时就取得了成效。记得在日军的“五一”大“扫荡”中，日军在前面“扫荡”，顽军也乘此出兵在背后夹击。我军开始时化整为零，分散成十几股，以对付日军，随即又集结兵力打击顽军，这全靠指挥有方，行动神速。“五一”反“扫荡”取得的胜利，也说明了炳辉同志治军是有方的。

　　在处于日伪顽三角斗争的复杂环境中，炳辉同志还根据实战需要，总结出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对日军作战，采用麻雀、梅花点式纠缠战，这是炳辉同志对毛主席游击战术的具体应用，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中是大有成效的。对待顽固派的进犯，则以近战、夜战、大刀见红来取胜。当时装备精良的桂系顽军在国民党各系军阀中是颇有点战斗力的，他们气焰嚣张，认为我军不敢与其对垒。但几经交战都败在我英勇战士的手下，不仅没有夺得我路西根据地一寸土地，反被打得抛盔弃甲，狼狈而逃。

　　炳辉同志对敌人狠，正如他说的：“对待敌人就应该狠，狠到连他的骨头都给敲碎，叫他永远爬不起来。”而他对自己的同志却是十分真挚热情的。他与陈毅同志共事多年，十分尊重信任陈毅同志。他曾多次提到陈老总，说老陈这个人自我批评的精神特别好。有一次，因一件事情陈毅同志搞错了，发生了误会。事后陈毅同志主动找炳辉同志赔礼，说：“这次把问题搞错了，使你受了委屈，希望你不要计较。”炳辉同志说，陈毅这种襟怀坦白，宽宏大量，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当陈老总一段时间被排挤走后，炳辉同志非常生气，对我说：陈毅同志公正无私，光明正大，为什么受排挤，使人气愤。陈毅同志是我们的代军长，我是很尊重他的。陈毅同志对炳辉同志十分信任和友好，每到军部开会，两人常在一起谈得十分投机。炳辉同志逝世后，陈毅同志心情十分沉痛，写了一首长诗悼念炳辉将军，并亲自主持了追掉会，致了悼词，字里行间倾注了对老战友无限深厚的革命情谊。

　　炳辉是一个开朗、爽直、乐观的人。他为人真诚，胸怀坦白，光明正大。他一心想的是革命，想的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从讨袁到北伐，从长征到抗战八年，他的整个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在革命处于低潮、十分艰难困苦的时期，毅然决然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他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他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并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炳辉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淮南老区的人民至今仍在深切地怀念着他。他的战友、部下仍铭记着他生前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不忘人民的事业的誓言。写下这首诗寄托我的一点哀思吧!

　　饮马长江北，

　　敌伪惊胆怯。

　　八载共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