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一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残疾证》，上面记载着我的妈妈胡序同于1945年在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所在地淮南大王庄(如今的江苏省盱眙县旧铺)参与将地雷改制成为水雷的过程中，由于意外引发爆炸致残，左耳膜中央穿孔而失聪，被评为三等残废。

　　妈妈1938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地下党，1942年到淮南参加新四军。在二师政治部工作了近两年之后，奉调到军工部工务科工作。和妈妈先后调到军工部的，还有她的一位战友——俞启英阿姨。妈妈是高中生，俞阿姨是大学生，她们都算是当时部队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军工部的工作又脏又累，还有危险，但她们却认为自己所学的文化，在那里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直接参加军工生产，为前方部队提供打击敌人的武器，多么有意义啊!

　　当时二师军工部的工务科长是吴运铎(抗战胜利后，任副部长)，是一位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军工专家，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军工事业。他聪明勤奋，不畏艰险，待人热诚，凭着一股韧劲和钻劲，在军工这一行成为远近闻名的行家里手。二师军工部在新四军赫赫有名，经过全体同志的多年艰苦奋斗，具备了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修理一般的军械以及卫生部、印刷厂、被服厂的机器设备，都不在话下，为满足部队的军事需求，还不断试制研发各种武器装备。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先后研制和生产了手榴弹、枪榴弹、炮弹、掷弹筒、迫击炮、平射炮等轻重武器。吴运铎伯伯在这些工作中都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取得了出色成就。同时，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一次，在从旧炮弹中挖炸药时，雷管在手中爆炸，左手被炸掉了四个手指，左腿膝盖炸开，露出了膝盖骨，左眼飞进一块铜片，致使失明，肉和皮被炸得飞起来，沾在墙上桌上。整整15天，他才苏醒过来，留下了严重残疾。即便这样，他仍然忘我地奋斗在军工战线，并为此奉献了一生!

　　妈妈和俞阿姨初到军工部，对军工生产一窍不通，便先跟吴伯伯学习机械制图。吴伯伯设计出草图，她们再依样画工作图。罗炳辉师长送给吴运铎伯伯一套英文的机械制图书，她们凭借在学校学过的英文基础，找了本英文字典，在吴伯伯的讲解下，进行翻译。就这样，她们初步掌握了机械制图知识，画过手榴弹、炮弹和炮的加工图纸，并学会了简单的车工、钳工和淬火的技术，学会了制造雷汞等炸药。

　　1945年7月，日军的汽艇在淮河活动猖獗。罗炳辉师长命令军工部一周内尽快试制出水雷，用以封锁淮河。这个任务交给了工务科承担。时间紧，任务重，最大的困难是缺乏钢铁、炸药等材料。当时仓库里还存有一些地雷，吴伯伯便想了个办法，将这批地雷改制成水雷。这样既解决了材料问题，又争取了时间。这种日式地雷形状像个大西瓜，顶端有一个5．26厘米厚的铁帽，铁帽下便是引信。吴伯伯经过亲自试验后，做出大胆决定，将引信帽锯掉一半后，用石棉布和蜡、火漆等将帽口封严，防止进水，这样便改制成了水雷。锯铁帽的危险性最大，引信一发热便会引起爆炸。但不这样干，就无法在短时间内拿出水雷。妈妈和俞阿姨接受了改制的任务。

　　开始，她们非常谨慎，按照吴伯伯的吩咐，把地雷夹在台虎钳上，一个人用钢锯锯铁盖，一个人用油壶不断地向锯口浇水，使之冷却，以防爆炸。锯下铁帽再封口，几天下来都很顺利，心情也放松些。谁知就在任务快完成时，一场爆炸事故发生了。

　　那是7月末的一个下午，俞阿姨去材料科领石棉布，叫勤务员小高代替浇水，妈妈锯铁帽。当时在场的有个从分厂调来帮助试制的车工徐玉才，他见妈妈慢慢锯，心里着急，便拿了一把榔头把快锯断的铁帽砸下来，以节省时间和锯条。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引爆了地雷。房顶被炸了个大洞，在场的六七个人全被炸伤。徐玉才被炸成个血人，半边脸都掉下来。就这样，他还挣扎着走到机床边摸摸，怕炸坏了机床，最后倒在吴伯伯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牺牲时才20来岁。抱着小徐的遗体，吴伯伯泣不成声。

　　当时，妈妈被一股强大的气浪冲击到身边的一张床铺底下，一只耳朵被震聋，两条腿被炸药炸伤，血肉模糊，至今还留有疤痕。当别人把她从床下救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当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后因医院伤病员太多，就回到军工部养伤。躺了一个多月，在病床上迎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盛大节日。那年妈妈刚满22岁，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

　　1945年是二师军工部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贡献很大，但伤亡也不小，牺牲了四位同志，十多位同志受伤。一分厂在试制炮弹时，厂长秦永祥和一名股长当场牺牲，装药股三位女同志负伤。10月初，俞阿姨也在完成制作500克雷汞的任务中，四肢被烧伤。她和妈妈结下了生死之交，成为终生的亲密战友。

　　妈妈在对我们讲述这段往事时，十分感慨地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仿佛到阴阳界上走了一趟。由此，我深深体会到生命是脆弱的，生与死的界限有时真的仅仅只在一线之间啊!特别在当时军工部的特殊条件下，危险往往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但是，我并不感到后怕，相反我只会比以往更加珍视和热爱生活。唯一使我感到难过和遗憾的是，牺牲的战友未能看到抗战胜利的到来，在欢庆胜利的前夜，他们倒在了战斗的岗位上。至于我自己，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也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流了一点血，虽然不是在你死我活的前方战场上。”

　　65年过去了，妈妈已有87岁高龄，身体还健朗。多年来，她坚持做耳保健操，仅靠一只耳朵的听力，基本能与人交流。只是有时对她说话时，需要大声地重复几遍。外出或家里来客人时，她会戴上助听器，以提高听力。她每年领到3000～5000元左右的残废金，都用于招待客人或请家人吃饭。她说：“我请你们吃饭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要体谅我的残疾，对我说话耐心些。”

　　亲爱的妈妈，您放心吧!您和无数革命前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您的儿女永远是您忠实可靠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