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根据地

　　（一）根据地的地理

　　1、地势：豫皖苏边地处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这一大地区系平原，除了几条河流以外，别无险要地势。虽然边区边境上有几个孤山（如苏北肖县、津浦路旁边有南北长约五、六十里、宽不到十里，在肖县名日东山，但这个山对我们毫无作用，砀山以南亦有一个独山名芒砀山，周围没有廿里的范围，山上都是光的），故此，对我们发展游击战争没有起到应有之作用。

　　2、河流：边区内地有几条着名河流，如淮河、涡河、黄河、浍河、淝河等，这几条河流各有其不同的情形，特分别说明：

　　①此文为谭友林同志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的汇报，谭友林同志现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1）淮河：该河在边区南部，该河不管涨水与否，都可行船，甚至在敌人控制地方，如由怀远到寿州，都是走汽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如周口至界首一带亦行小洋船，民船更不用说了，又多而又大。但这条河始终未有被我们控制过，我们曾有一时斯活动到淮河边上（寿州、怀远附近），但要想控制它，在我们那时力量来说尚不可能。因此，淮河以寿州为界起，上游系国民党统治着，下游系敌人控制着。因敌人主要是要开发淮南路的田家庵煤矿，现仍在敌手，并该河在战略意义上起有决定作用。如果说该河能被我们控制，那我们边区不仅资源、物质有保障，而且边区可进一步巩固，至少顽方进攻就受到大的困难。正因为该河未被我们控制，故使以后顽方进攻成为有利于他，不利于我。因此，我们在战略意义上来看，该河意义是很大的。

　　此河险要，本来在过去来说没有什么险恶，但自抗战以后黄河改道，黄水直入淮河。因此，在每逢涨水时，使它更加险要了，如水面很宽，架浮桥不可能，这在用兵时不能不说是增加了一个困难。

　　此河的深浅和宽度都不一致，在平时（不涨水时）水还是相当深，但有些地方可以用船架浮桥。如界首、周口、太和等地，有些地方只有一里多路宽，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到一里宽。总之徒涉是不可能。

　　涨水后那就看水势来决定，我们在那里时（一九四○年）有一次水涨得很大，不仅水深和水流急，同时有的宽度有七、八里路宽，甚至船行都不易，这当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但有时不能不估计。

　　淮河两岸人口很多，出产亦丰富，除麦、豆、棉花产品外，甚至有些地方还产大米，淮河两岸是富足之地，民众生活也比较好。

　　（2）涡河：该河亦为边区有名之河，它自西（豫东雎、杞起）到东（入怀远淮河）约三百余里长，系边区中部。此河因系我们游击战争发源之地，故该河被我们控制时间较久，差不多除敌人和顽固分子所占领的几个县城外（如涡阳、蒙城系顽方，柘城、涡州等系敌人），其余地方都系我们活动地区。该河上下都只有一至一里半宽，可以行船，也可架桥，但在天旱时，有些地方架有木桥，甚至在上游可以徒涉，但到涨水之后，亦同样有些困难，涨水后除行船外，别无其他办法。近来因黄水改道后有时发大水时，涡河亦受影响。去年八、九月间涨一次大水，那时相当大，宽有三里路宽的样子，但深无法估计，总是好几丈深，甚至许多地方决堤，以至有些地方被淹，都是说明水大。

　　涡河两岸人口亦不少，出产亦比其它地方（离河较远的地方）要好，但涡河同淮河两岸比较，次于淮河，因淮可地质较好些。

　　抗战开始后虽敌人加紧对我后方封锁，但行船还不少。如我们一九四○年控制涡河一个进口——河溜时（按：河溜是当时一个进出口商业中心），每天税收可收一万五千至二万元，这证明该河商业还是茂盛的。

　　（3）黄河：系在淮涡两河之间，此河下游较深点，它直通淮河，平时不涨水时除下面有些地方需用渡船外，其余地方都是旱行或徒涉。涨水时行动较困难，因它不象涡、淮有船来往，故困难。但它落下亦快，有时稍等几天，水势就落下，并且许多地方都有木桥和石桥亦可通过。人口与出产，同一般地区没有多大区别。

　　（4）浍河与淝河：这两条河都生在涡河以北，都是由西至东灌入淮水。浍河平时都利用石桥和徒涉，不能行船，但敌人扫荡时，机械化部队使用较困难，至少可阻碍或迟滞它的行动，但险要性不大，涨水后虽不能徒涉，但它很快就落下去了，宽度不过二百米远，深二丈多。淝河平时只有一百米来宽，深一丈多，但有桥或船，涨水后有三百多米来宽，深有三丈至四丈，但亦可架浮桥。不过该河离津浦路很近，行动亦须注意。

　　3、铁路有两条：东有津浦路，由铜山至蚌埠，沿途车站有曹村、夹沟、宿县、固镇、新桥等；北有陇海路，由铜山到开封，沿途大的车站有黄口、砀山、商丘、兰封等，两旁地势因系平原，难伏击。津浦路附近虽有几条小山，但亦不险恶。敌人为了保护这两条交通要道，因此，两旁据点很多，防卫较严。车辆，军用车较多，因敌人调动很频繁，客车亦有些。因我们破坏铁路不如华北，故敌人有时也较大胆，假如被我们破坏一次以后，它来往又较慎重。去年有传说敌人要想从开封到淮阳建筑一条新铁路，但以后是否在进行，尚不清楚。

　　4、公路：因我们所处地区都是平原，故公路很多，每个县与县之间都有公路。如以永城为中心来说，就有永肖公路、永砀公路、永亳公路、永宿公路、永涡公路，其它县与县之间亦同，总之在边区交通是很便利的。以后凡是在我们所占领的区域，公路都被破坏了，但是敌人扫荡时，仍然行驶汽车，主要是他不经公路亦可到处流行。那时在边区范围内（我们有政权有群众和军队驻扎地）敌人所通行的有永宿公路、永商公路、永亳公路等，其它没有被我们控制地区，敌人交通更便利了。在整个地区来说，人部分公路还是被敌人控制着，涡河以南系顽方统治，但公路亦被破坏。

　　5、人口：在我们党所直接领导的军队活动基本地区总共人口有四百万以上（砀南二十万，肖县五十万，宿县八十万，永城五十万，夏邑四十万，亳北二十万，凤台东北二十万，怀远西部三十万，涡北二十万，雎杞太淮共约一百万）。

　　在整个边区共有卅个县，豫东有雎州、杞县、太康、西华、陈留、通许、民权、考城、商丘、鹿邑、柘城、宁陵、夏邑、永城等县；皖北则有涡阳、蒙城、宿县、怀远、凤台、寿州、阜阳、太和、亳州、临泉、颖上以及津浦路东之灵璧、泗县等；苏北则有肖县、铜山、砀山等县。上述各县人口总共在一千万以上。

　　上述这些县城除皖北之涡阳、蒙城、阜阳、太和、临泉、颍上等县在顽方手中外，其余各县城都在敌人手中。

　　在总的一千万人口中，我们能实际掌握的只有三百万左右，顽方亦只有三百多万，其余都被敌伪统治着

　　6、据点：在边区整个范围来讲，敌伪大小据点总共在三百个左右，特别是他为保护两条交通要道起见，故在铁路两旁建立据点较多。如肖县一个县，到去年十二月止，共有三十四个据点，其它各县亦有增加。

　　据点的分布，是以铁路两旁为最多，其次是城附近，再就是公路上和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各据点的距离都是三十至五十里之处，孤独在一个很远地方建立据点很少。

　　在铁路车站和铁路附近据点，都系日军驻守，城市和比较重要市镇上，亦系日军驻守，不过这大部都是守备队。

　　在县城周围，十至三十里左右的据点驻伪军较多，如果伪军驻城内的话，亦只有驻关外，敌人与伪军很少混驻一起，多半是让伪军驻在外面为他们担任警戒。因此，我们要袭击敌人，多半先发觉我们的是伪军。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胜利，使伪军不敢离日军据点的地方驻，因怕我军去打；第二个原因，由于我们加紧对伪军争取工作，以致使敌人不放心使他们远离。如永城周围之大王集、聂家湖、陈子集等这些据点，都离城不到二十里左右，都是本地土匪改编之伪军。其它也有离日军较远的地方驻伪军，如宿县之罗集、板桥集、五铺等。这些据点之伪军多系由东北调来之伪军，因此，在战斗力来说，他比本地伪军要强，并且以后伪军驻防经常调换，故此，你难调查清楚。

　　7、碉堡：一般来说，在苏豫边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到处多寨墙、壕沟、碉堡，特别是大集镇和大庄子，因此这使敌人建立据点成为一个更有利的条件。

　　敌人和伪军今天所占有的据点，可说大部分都是利用原有这这条件，或者加以修改，这也就是我们不能攻克据点原因之一。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中曾攻克过几个据点，如卢家庙、杜子集、大房庄、刘围子、五铺、罗集、鸟集、大王集等。这些据点都被我们过去攻取了的，并且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其经验教训是：（1）事先侦察工作要弄清楚；（2）部队轻装，动作迅速敏捷，严守秘密，主要是夜间袭击，出其不意；（3）各部队通讯联络要弄好；（4）攻击时要勇猛冲锋，迅速解决战斗；（5）至于其它政治动员和准备工作这是每个战斗都不可少的；最后，要攻据点，最好还是有炮和好的炮手，那更有把握。如五铺主要系几个炮弹打倒了碉堡，故敌人不得不缴枪，其它几个完全靠上述条件和英勇解决战斗。但我们也有曾经攻过没攻下的，如临涣、常家坟、马牧集等，大部都是因上述所说之原因，至使我们未能获胜。当然部队成份新、斗争经验缺乏等，都是我们不能胜利攻克据点的一些原因，但我想主要的还是上述所说那些。

　　（二）根据地的创立及其发展经过

　　按照一般的创造根据地的阶段来说，我们那个区域到我去年（一九四○年十二月）离开时为止，还只能说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一是创造阶段，第二是争取优势阶段，第三才是巩固阶段。如果按这样区分，那我们边区根据地，还只经过两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据地还不是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故此，我只能将这两个阶段的情形来讲一讲。

　　1、根据地的创造情形：

　　（1）创造前的情况：自徐州、开封失守后，中国军队向后撤退，敌人乘机占领了豫东、皖北、苏北之各大小城市。这时政府已逃走，因此，广大民众发生恐慌，社会秩序混乱，土匪乘机而起，伪军伪组织也到处林立，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恶化。可是这种时机，正有利于抗日的发展，在华北有些地方抓紧这一时机，然而我们在华中这机会是错过了。主要原因是：第一，该地区经大革命失败后就没有党的基础了，后来抗战开始了，个别县内和个别地方有党的同志来领导，但又微弱而又分散，故不能很快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第二，该地区沦陷后很久没有我们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去，因此，使敌伪及土匪到处横行，他们三位一体的成了当时农村的唯一力量。

　　农民，他们虽然当时很悲观失望，但他们自己过去有些武装，又加上中国军队退却时遗留很多枪支，这样农民在不能忍受伪军、伪组织以及土匪的横行压迫的时候，必然要联合起来自卫。不过，这时有一部分豪绅地主（没有逃的），他们利用了农民这种心理，号召和组织了一部分农民作为看家（如他们组织之看家队、红枪会等），这一力量在那时还不少呢。另外有一部分是进步分子，如学生、教员及共产党员，这些人更是愿意抗日的，他们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因此他们也组织了一部分农民、学生及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抗日游击队，所以后来群众从他们的经验中，把游击队分为两种：一种是土匪成份甚至两面派的豪绅地主，他们自己也叫抗日游击队或司令。这一种，群众叫它是假抗日的，实际上他们不但不抗日，相反的是扰害民众；另一种就是进步分子所领导，他们不仅打日本、打汉奸，同时他们保护群众利益，遵守纪律。这一种群众叫真正抗日游击队。事实也是如此，后来参加我们的进步快的也是这一种，这种力量在那时有些，但不大。

　　另外还有一种力量，就是我们所称它为杂牌军（如宋克宾、魏凤楼、蔡鸿范、余亚农等）。他们系过去军阀首领（西北军系统下的），并且他们在社会人士中还有些影响；同时他有其社会基础。因此，他们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自己封为县长、专员。因那时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同时他又要组织武汉会战，故许多城市它不能不暂时放弃。因此，他们抓紧这一空子跑到各县组织武装，恢复行政系统，在很短期间，他们合计力量有军队一万多，这时他们已恢复了四、五个县的政权，故他们在当时也成为了豫皖边的一个有力的统治者。

　　在上述这种情形下，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由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八团留守处名义下所组织之两个中队，连工作人员和干部共四百人，枪一百九十余支，由彭雪枫同志率领向敌后挺进，到了豫东。这就是我们豫皖苏边创造根据地种下种子的时候。

　　（2）自我们进入豫东后，如果我们马上提出创立根据地，在事实上来说还不可能，因条件不具备。如自己力量还小，群众影响差，党的基础薄弱。因此在这时的中心任务是：一、加紧统战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在我们周围；二、打胜仗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三、扩大自己的部队；四、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五、宣传与组织群众。在这样一个总的方针下，我们艰苦的和深入的进行了一年，才打下了一个基础，开展了一个新的局面。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十月，胡服同志到后更具体的提出了这一光荣任务。所以说我们真正建立根据地的时间来说，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十月才开始大刀阔斧的干，领导者是吴芝圃同志，他是党的老干部（大革命时就参加了的，后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抗战后党派他回豫东去的），他是豫东杞县人，在群众中很有威望。

　　2、发展的经过；

　　我们了解上述情况之后，就知道它开始的复杂性了，因为一切都是变化着的，故我们就在变化中打下了我们的基础。如我们开始力量不大，我们逐渐在胜利中壮大起来了；开始群众对我们不了解，甚至怀疑害怕，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战争，用我们宣传组织和模范自觉纪律，使群众对我军了解和拥护我们；开始地方党没有基础，但经过一时期，由于我们开办随营学校，吸收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后他们成为地方工作干部；开始统战工作不开展，后来由开展而巩固以至扩大。这一切都是我们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劣势转到优势，由此就使我们具备了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另外还有客观原因，这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如敌人统治薄弱，有广大的空隙，伪军开始较分散，战斗力又不强，结果被我们各个击破，特别是杂牌军（宋、蔡、余等）。他们虽然形成一个统治者，然而他们自己本身弱点太多，如部队缺乏组织、纪律，成份复杂，又不能进行战斗，内部不团结等；另外，就是他们与国民党有矛盾，以后由于敌后特务分子侵入，企图分化他们，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和巩固地位起见，故不得不与上层统治者（河南省政府及党部）破裂。他们于一九三九年春，企图把豫东各县民众武装一起带走。他们利用旧的关系跑到河北找鹿钟麟，不料在途中被敌人发觉，敌人一打，这一部分（号称几万人）就分崩瓦解了，一部分跑散了，大部分由宋率领投敌当汉奸了。这样一来，使豫皖边局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了，国民党旧有统治力量垮台了，新的力量又未进去。因此，我们在这时已成为敌后统治力量了，特别是这时的广大民众，把抗日事业完全寄托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担当了这一艰难和巨大任务。

　　这时虽然形势有利于我们，然而由于我们缺乏工作经验和地方干部，因此对政权工作和群众工作，还是抓得不紧的。如我们在永城也建立了几个区、乡政权，群众组织也发展了些，但严格来说，是做得不够的。那时主要抓紧了组织武装一环，抓这一环是对的，但在政权和群众组织这一环来说，不能不是对巩固根据地的一个缺陷。

　　3、发展方式分这样几种：

　　（1）就是原有组织形式有些已经瓦解了，有些又还存在着，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是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如已经瓦解了的政权，我们开始就推选当地有威望分子来代理，如区、乡长之类；县长则委派去，如夏邑县；村、保、甲多半是原有的未加改造。

　　（2）旧政权的主要负责人走了，但它原有机构中还存留一部分人，并且这部分人的确说来是比较好的，至少同情我们，我们就找出进步分子出来代理——如永城县长、区长等。

　　（3）再一种就是开始整个行政组织都跑了，完全由我们党的同志领导与敌坚持斗争，摧毁伪组织。在这样地方，完全由我们自己派干部组织，如肖县、宿县等。

　　（4）还有一种，就是国民党政权较顽固，甚至有时反对我们，但是们我势力强大时他跑了。这时群众对我不了解，群众发动不起来，这时只有利用当地活动分子（不过这里所指活动分子中投机分子居多），但在过渡时期又不能不用，如怀远、蒙城北部、凤台东北等都是如此。

　　以上这些在一般的来说创造时期都是如此，不过在开始时期，发生右的倾向的很多，“左”的也有个别地方，如肖县。

　　巩固发展时期——所说巩固还不是根据地巩固了，而是指我们已有了建立根据地这个方针，以地方工作为中心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因此，部队有了适当的部署，干部配备由军队中抽调干部做地方工作，这样使豫皖苏边区在各项工作上得到了一个大的发展。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在工作上，那时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不能不是以后根据地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例如政权工作，有些地方进行了改造，如肖县、夏邑、永城等县都换了县长、区长等，然而这种改造仍然是委派制的，不是由下而上的选举。因此，群众对这政府的认识仍然同过去政府的看待是一样的，至多他认为比前好一点，就是不打不骂，故此他还不是真诚拥护这一政府，而是许多地方处于观望态度。我想这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我们政府工作不深入，民众生活没改善。虽然政府颁布了法令，但未有实现。相反的在开始许多政策未弄好，如打汉奸政策、捐款征粮、合理负担等，由于我们干部缺乏，往往在执行政策中，不是过“左”，就是过右。这样多少也使我们在争取群众工作上要受到些影响。这里最大缺陷，我认为有两个：（1）下层行政组织没有很快改造，致使许多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把持政权，他们不但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相反的他们还敲榨群众，贪污腐化，这样使群众不但不能接近我们，相反还要仇视。（2）对于群众生活改善注意不够。虽然对减租减息、救济工作做了一些，但非常不够。故此群众日常斗争不能发动，群众积极性不能提高。

　　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多少都带有些求表面和数目字，未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去干。因此，一遇困难环境，群众发生动摇，不能同军队一样誓死斗争到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血的经验教训。

　　在豫皖苏边区自创造起到一九四○年底止，在武装磨擦方面，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斗争，只是同地方武装，如肖、永、夏等县，他们为要摧毁进步力量，曾经同我们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军事的、政治的），结果我们胜利了。这一方面由于我们斗争力量强，可以打击他，另方面由于我们在政治上有理，不仅有广大群众拥护，而且有社会上舆论赞助，因此他们（顽固分子）几次都企图侵占我们地区，摧毁抗日民主政权，但终于被我们粉碎了。至于同敌人的斗争更是不可避免的。一开始它就反对我们，不过当时因我们力量还不大，给它的打击和威胁还不厉害。故在开始一时期，好象它对我们还很松懈，扫荡也是马马虎虎过去了。后来不然，特别是我们开始建立根据地以后，它的大规模扫荡也就开始了。如一九三九年冬季扫荡、一九四○年春、夏、冬季扫荡和其它所谓反复分区扫荡等，最长时间有一个月，少的十天至半月。在这些扫荡中，虽然某些根据地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如群众房屋被烧、粮食财物被抢，但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来讲，我们还是胜利的。这不仅给了它以严重打击，特别是使我们部队在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锻炼了群众。如每次扫荡中，群众游击小组更活跃，群众对敌仇恨心更强，这些都是我们在敌人的扫荡中更加壮大和坚强的原因。当然最宝贵的还是我们所获的经验教训。

　　（三）根据地一般概况

　　1、物产：豫皖苏边是一农业区，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平均十年总有几年灾荒（旱、水），因此农民的收入总是只有七、八成（去年比较丰收，但也只有八成），十足丰收之年是很难遇的。

　　它主要出产麦、豆、高巢等，其它如棉花在肖、宿、永可产一部分。土布织品除供给民众自己需要外，在我们现有地区，那时还可供军队三万——四万人之用。粮食如果组织好不浪费，每年收入之后群众可以拿一部分供给军队，整个区域来说供给五万左右的军队是可以的，但这必须注意节省，不然每到青黄不接时会发生困难。据说黄豆有部分可出口，数量不详。其它水果之类如砀山梨、怀远石榴都有出口的，永城枣子及椒子、蒜，亦有出口。该区不产盐，但因东海盐销入中国内地，现必需经过该地区，因此，我们曾经在盐税上每月可收八万元（每百斤收一元）这是一个很大收入。

　　该区工业无基础，除有点手工业如织布、纺毛、织手巾、袜子等，家庭副业如畜牧、养鸡等，但这些并不发达，此外，别无其它工业。

　　该区民众生活，一般来说人民是非常刻苦的，广大乡村都是自然经济，在涡河、淮河来讲成为这区域的干流，因之，涡、淮沿岸的商业经济也相当发达。

　　在我们军事工业方面来说，小规模的有点，如被服厂勉强可够生产自己用的被服；修械所可修各种步、机枪，技术还好；炸弹厂每月可生产木柄手榴弹三千发，地雷亦可造。但由于材料困难，经常不能完成生产计划。肥皂厂每月如果不受原料限制，可以产万余条，其品质可等于日光皂四分之三。

　　由于我们所处环境不同，故此不能大规模建设也是一个原因。

　　2、政权组织有县、区、乡（联保）、保甲等组织，这些组织形式都按原有旧的形式没变，那时我们直接领导的，有肖县、夏邑、永城、宿县四个县政府，其余有怀蒙、怀凤、宿南、涡北、亳北等五个办事处，每县管辖五个区到十个区，每办事处管辖三个至五个区，区以下所管联保亦差不多。县以上总的领导机关名豫皖苏边联防委员会（又名联防办事处），直辖各县及各办事处，联防委员会是在各县选举代表之后召开代表大会成立的，内设主任、副主任，主任是吴芝圃、刘宠光，下分设教育处、行政处、建设处、司法处等。在政权“三三制”比较做得好的是联防委员会，其次个别县和办事处，越往下越做得差。

　　那时在我们根据地内据点中的伪政权，主要是永城县伪政权城区、宿县之临涣区、百善区、濉溪口区，其他也有些，但不在内地设立。根据地周围的伪政权可说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统计数目。

　　3、群众组织：在党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是有的，如救国会、青救、妇救、儿童团等，并且这些数量上也不少。但是，这些组织，不是经过群众斗争组织起来的，因此他们缺乏斗争性，有时开会好象数量很多，但实际上你要从一个组织上解决问题是困难的，如动员参军、优待抗属、征收公粮，这些都可看出不是动员，而是政府法令强制要行的现象。当然有些地方，如配合作战、放哨、送信、游行示威等，对这些力量，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

　　4、群众武装组织：

　　名称：各县有独立团组织，如肖县独立团有一千五百余人，永城独立团约五百余人，宿县独立团约六百余人，雎杞太独立团约有一千二百人，涡北独立团约七百余人，亳北独立大队约一百余人，怀远和凤台亦有独立营组织，但人数不详。

　　以上这些武装都是脱离了生产的，武器很好，只是缺乏机枪，有的团有三挺至五挺，其编制与主力部队相同。

　　另外各县区都有常备队组织或者称游击队，按照各地实际情形组织数目不一样，有的县有三百至四百的，如肖县、永城等。并且这部分武装常比县独立团还好，因他们保护县、区政府，故留精干，这部分总的数目不清，但亦脱离生产。另外每县都有自卫团组织，在这肖、永、夏、宿等县，数量很大，一部分有枪，一部分系矛子，这部分是不脱离生产的。还有基干队和模范队组织，这亦是上述各县组织的，数目不详，但这部分是半脱离生产的，可以配合作战。

　　以上这些武装指挥系统，县有自卫团司令部，县长兼司令，另设一副司令，或者由军队委派。自卫团司令部直属上级联防委员会之保安司令部管辖。

　　民众家中隐藏枪支还很多，但不容易拿出，因群众每次组织之武装都被军队骗走，故群众以后害怕拿出。只拿宿县一县来说，藏在群众家中的总还在一万以上，但要把这些枪支组织起来还是一件很艰苦很困难的工作，敌人亦在设法利用他们。

　　豫皖苏边区，到一九四○年十二月我离开部队时止，在名义上还没有划分军分区，然而在实际上为了指挥统一起见，在每一旅活动单位，由上级党指定组织一军政委员会（党、政、军负责同志都参加），以求得工作上和指挥上的统一领导。

　　上述这些情形，不甚具体。至于对根据地意见和发展前途，因今年磨擦后主力已转移，实际上根据地已受到挫折，故在此不多谈。

　　二、根据地周围之敌军情形

　　豫皖苏边区周围的敌军，是有着两个系统：一是徐州警备司令部派出，如边区的铜山、肯县、宿县等地；二是豫东商丘派出的，即所谓北支派遣军（一九三九年后半年——一九四○年上半年），都是在商丘的佐佐木联队担任防务，分住在商丘、鹿邑、夏邑、永城等地。后来为着指挥便利起见，一九四○年三月起永城敌军划为警备司令部直接指挥（警备司令部仍住铜山），以后之变动不详。

　　敌人对我军常用之战术战略：我们在平原坚持了两年的游击战争，与敌人也进行了不断的大小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们曾经检讨有以下几种惯用战术：

　　1、分进合击：较长距离之远袭，在战术上常用迂回包国；以小部钳制正而，迂回部队先开火，正面之敌才进入战斗（如王榴子、新兴集、山城集等战斗都是如此）。

　　2、分区扫荡：这种扫荡时间较长，利用它据点向我推进，缩小我之根据地，扩大它之占领区。

　　3、谣言攻势：敌人常将各据点之敌轮流调动，迷惑我们，常以小部钻我空隙，企图混乱我之部署，制造我方之弱点，但在实际上向我进攻时，则毫无声息，突然而来。

　　4、报复性很大，敌人常在我军打击之后，一定来一次报复扫荡。

　　5、在战斗技术上来说，格斗精神差，如在他每次扫荡中若攻击我一点，主要靠火力掩护，予我以杀伤，再以步兵冲锋。

　　6、行军警戒很差（尤其是侧方），故我有时伏击常能生效（如刘楼、阎井、永砀公路等战斗）。

　　根据上述情形，一般的来说豫皖苏边区周围敌人实力，较之其它各地都要薄弱些。这种情形，自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七、八月间都是这样，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敌人每次进行较大规模扫荡（如两千人以上）时，都须集结徐、商两地的兵力（协同伪军），才能进行扫荡。例如一九三九年三月间肖县扫荡（占领张大屯、吴集、祖老楼、王白楼、李石林等地）、一九四○年的“四一”山城集战斗、“六一”的新兴集战斗，都是这样组成与进行的。

　　我们对敌军工作，严格说来是做得不够的，除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外（如写标语、发传单等），别无成绩，故此对这点没有多的意见。

　　三、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情形

　　豫皖苏边区周围之伪军，在数量上来说，总在两万以上（如宋克宾没反正过来时还比这多）。领导者大部分都是地方的豪绅、退伍军人（如老西北军系）及一部分土匪、流氓、地痞等所组成起来的。他们内部成份及装备都不是一致的，如豫东之伪军属于张岚峰指挥（张系豫东剿共总指挥），实际上他们内部许多头目都是各自为政。如去年曹大中、宋克宾、蔡鸿范、张仁杰等反正，事实就是如此。苏北和皖北之伪军，亦各有其系统。但总的来说，他们有一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他们出身如何，但他们都是想升官发财的和保护自家生命财产的。因此，每一到利害冲突时，他们的矛盾也就愈加尖锐了，许多事实都是如此（如豫东伪军的反正、皖北张天柱被敌缴械惨杀等）。

　　上述这些伪军，战斗力都不强，只要我们对他们的政策用得正确，他们有时还同我们联络，但是大部分都是采用两面派的态度。

　　这些伪军多半都住在敌人附近及其敌占区中心城市及要镇，因此，只要我们不去打它，它单独向我们进攻很少，主要是配合敌人向我们扫荡。

　　另一部分是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由东北调来一部分伪军，这部分主要是住铁路两侧据点。它的编制和装备，有如日本警备部队一样，战斗力较其它伪军强，常坚守据点，特别是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因此难于联络，并且它经常轮换。这部分对我军很仇恨，但是一经战斗后，或者我们胜利了，这时很容易感化它，不过往往刚一建立关系它又调换了，故始终不能获得成绩。

　　再一部分是比较坏的，是土匪流氓出身的，如王福来、窦殿臣、张镇东、高秃子等。这些人有的开始就同我们打过，有的是从我们地方游击队叛变的，因为这些人对当地情形很熟，故此敌人也就利用他们来同我们斗争。这部分力量并不大，总共约有一千人左右，但是要消灭它却很困难，主要是地方人，有社会关系，它往往是白天出来向根据地边境上烧杀掠抢，晚间它移到城边或靠近敌据点附近，待你侦察后派部队去打，它有时又移了，或者打上时，因据点坚固，难于攻下，结果，时间延长后，自己部队不得不转移，不然敌人又会出来增援。因此，这些人同我们越打，仇就越深，并且这部分要争取也较困难。我们对伪军工作感觉困难的也是这部分。他们所谓战术特点，也就是它善于打游击，许多地方是学习我们的，或者是它亲身经验过的，如经常转移位置，桢察警戒也很严密（特别是夜间），突然袭击，化整为零等这些就是他们惯用的战术。

　　争取伪军工作，在开始发展时期可说是注意得不够的，虽然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成绩（如小部分的伪军的反正，扩大了我党、我军政治影响等），但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做非常差，一方面开始没有干部，同时也少经验，后来接到指示后，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成绩还不佳。敌伪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着的，由于他们互相利用，互不信任，只要双方利害相冲突时，随时随地都可表现出来。对争取伪军的意见：（1）主要是根据党的指示和政策，耐心的去争取他们，特别是要有宽宏大量和仁至义尽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感化他们，才能使他们觉悟。（2）我们要打击最坏的（无法争取的）一部分，采取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式。（3）利用战斗胜利，争取每一有利时机，如我们打了胜仗后，这正是伪军动摇时期，我们应抓紧这一环来开展我们的工作。（4）最后是应在部队中建立专门组织系统，有专门干部、有计划、有组织来领导这一工作，不仅领导机关应负责，而且在部队中进行深入教育，开展成为一个群众运动。

　　四、根据地内及其周围之国方、地方武装情形

　　（一）国民党部队（所谓中央系的）

　　何柱国部骑二军，辖两个骑兵师（骑三、六师）和一个步兵旅，每师有三个团，骑兵师的团下面只辖五个连（四个骑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不足，特别是自离开东北后马的补充困难，故此在数量上只有减少。步兵旅辖三个团，实际亦不足，但多半都是抗战后各地补充之新兵，骑兵总计大约有八千左右。他的装备比中央军要次之，不过由于他数量上减少，部队缩编几次，故每连轻机枪是五挺至六挺之多，一般步枪都是捷克马枪和中正式马枪，子弹每人平均还在二十排以上。战斗力还可以，但他们战术上不会灵活运用，因此往往同敌人接触时，自己吃亏，在豫东几次都受到敌人打击，故此它对敌战斗信心不高。

　　这部队对我军影响，一般的来说，对我们是同情的，特别是他们下级军官和士兵，谈起八路军他们都赞扬，尤其在抗战后同八路军在晋西关系很好，加上何本人（今天来说）还是中间分子。虽然他某些方面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但他今天同中央仍有矛盾的，如对他们的待遇、部队特务工作化等，都使他不满。因此虽说他一九三九年调到豫东、皖北，主要任务是对付我们，然而经我们加紧统一战线工作，不但使他们没有与我们结成仇敌，相反的我们还与之联络和配合作战，这都是表现他们同情我们，愿意团结的，就是在以后磨擦时事实还是如此，他们反共并不积极。但是这里面又是复杂的，有部分人是极力破坏我们团结，努力反共的，如骑三师师长徐梁（他是中央派的）和一些特务分子，他们素来就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团结，直到坚决忠实于反革命，以致同我们对立。我们曾经为了顾全大局，极力争取他们好转，但始终是不可救药的，这些人在今天更明显成了我们全边区以致全人民的敌人。

　　他们部队分驻情形：他们分驻皖北、涡阳、太和、亳州边境、沈丘等地，军部驻沈丘；骑三师驻涡阳一带与我根据地接近，师部驻张村铺；骑六师驻太和一带，步兵旅驻亳州边境，现在变动如何不详。

　　马彪系回族，是一九四○年下半年才开到边区去的。他分驻涡、蒙之间（涡河南岸）。不久，部队即改编为骑八师，共编三个团（两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总共人数不过四千左右。这部队封建意识很浓厚，头脑亦简单，虽然它同中央也有矛盾，但是它对共产党的成见亦深。因此，向这部队进行统战工作是很困难，如果你没有民族关系和旧的社会关系，你要去联络都困难。开始到时，因对各方情形不了解，所以在表面上好象对我们还好，但实际上还是坏（如他部下暗杀我们送药的管理员和看护，并没收我们的药等），直到局势变化后，这部分成为最坏的一部分了。该部战斗力相当强，特别对射击教范和骑兵战斗都有相当研究，故此对这一部分战斗时，在战术上亦应多注意研究和讨论对策。

　　（二）地方性的部队

　　1、皖北专员李盛宗，现将皖北各县之地方武装改编为135师，以下为团、营、连组织，每县成立一个团，师长李自兼。这部队成分很复杂，武器也不好，都是地方原有之武装，战斗力不强，简直就没有打过仗。现住涡阳、蒙城、阜阳、凤台、太和等县，专以地方自卫和加强训练，有时与我们有小的磨擦，如一九四○年下半年与我四旅在凤台发生过一次战斗，结果他完全失败。总共来说大约有六千以上，但这些武装名义上统一指挥，实际都各自为政，保持实力，因此他们要与我们磨擦，不能取得一致。

　　2、豫东有一专员名王□□，他住鹿邑与淮阳之间，亦采用打游击的办法，他直接指挥武装不多，约三百余人，并离我们较远。

　　另有豫东各县如永城、夏邑各有武装约四百余人，系顽固县长率领，他们主要是同我们磨擦，专驻边境上向根据地人民派粮派款，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暗杀我公务人员。这些部分最可恨，你派部队打他，他因地形很熟，社会关系也多，主力一去，他分开走了；主力一走，他又集陇来了。他专门找我弱点和地方游击队作战，在一九四○年经常与他发生战斗，但要想消灭他又困难。

　　这些部队成份很坏，大部分是土匪出身，兵痞流氓，因此，你要争取他亦困难。

　　武器系杂枪多，但有的机枪也不少，几百人中有十几挺的，也有二十或三十挺的，这些枪都是开始中央军丢下的，他们以后组织起来就被顽固分子收买或骗去了。

　　他们战斗力并不强，所以难以消灭他们的主要原因有两个：（1）是他无固定地点，刚好你侦察清楚，部队一去他溜之乎也，往往扑空，就是碰上了，他夜晚住的很分散，找不到主力，结果到处都打起来了，弄得你莫明其妙，这样结果往往获胜不大。（2）就是这种武装常常是两面性质的，它表面上叫抗日，实际上很少打日寇，甚至有时还间接配合。如果他们驻地距离很近，有时你去打它，它跑到敌人圈子里去了，相反的敌人发觉我们还打我们。我们在肖县打顽固分子时曾有这样例子。

　　苏北肖砀亦有这样武装约一千以上，这里主要有一领导者名朱大同（系叛徒分子）。他最反动，他是肯县顽固县长，专以同我们磨擦为能事，其余情形与上面所说相同。

　　总之这些地方武装，有一小部分还同情我们，可以争取外，大部分对我军都是不怀好感的。我们在交朋友这方面，是做出一些成绩。如同何的统战工作，地方上许多来往等，但检查起来还做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在干部中普遍主要还是上层领导机关注意得多，下面对这问题的重视还是不够的。

　　五、我军发展经过及其组织状况

　　（一）部队的产生与发展经过

　　我部队是一九三八年七月间在河南确山竹沟开始组织的一个小游击队，当年十月间开始进入敌后——豫皖苏边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它主要是在游击战争中发展与壮大起来的，为了使同志们详细了解，故略分以下几个阶段来说明：

　　第一阶段（一九三八年三月一十月）

　　河南确山所有红军与游击队都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不久就开往安徽中部参加抗战。这时候以确山竹沟为中心留下了几十个人（老弱残病都在内）和部分医务工作人员，当时取名为八团队留守处，以王国华（老汉）同志为主任，不久太原办事处一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亦由彭雪枫同志率领到达竹沟，这时在组织上和领导上都加强了，统一战线局面亦从此展开。

　　正当五、六月间徐州、开封相继沦陷时，武汉下游亦吃紧，我们住确山的共产党人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战争，乃在确山竹沟成立了学生教导队，招收一部分抗战青年和流亡学生，三月到九月共办了两期，先后毕业了学生八百多人。由此在华中各地散布了革命种子。就在第二期教导队将要毕业之际（七、八月间），开始在当地扩大武装部队。首先以原警卫排为基础，不到三个月部队已扩大了三百余人，为了整训部队已编为三个中队，起初武器是不甚好的，除在武汉领来六挺苏联造轻机枪外，其余长短枪共二百七十余支，都是八团走后所留下的。这时在组织上仍以留守处名义领导和指挥。

　　正当组织还未就绪以前，敌人加紧进攻罗山、信阳。我们为了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来配合全国形势，保卫武汉，因此，在十月一日由彭雪枫同志率领大部分武装（带两个中队），连同司令部、政治部、电台人员、医务工作人员等共三百八十余人，长短枪共一百九十支，苏联机枪四挺，当时取名为新四军游击支队。自十月一日从确山出发，经过蚁蜂店、遂平、界牌集、上蔡的黄馆镇、西华的砖桥等，共一个星期的行程，胜利到达了新黄河西岸（即西华县北）之杜岗，在该地我们遇到豫东杞县地方的共产党吴芝圃同志所领导的游击三支队，人数有六百左右，长短枪三百支，轻机枪六挺，短枪二十支，我们合编了。

　　部队在数量上是扩大了，但是成分很新而又复杂（特别是吴芝圃所领导的这一部分），党的基础很薄弱。我记得由竹沟出发的部队，只有三个支部，共有五十余个新老党员；并且教育还不深入，质量还差；吴所领导的这一部分完全是抗战后刚由农民、少数学生所组织起来的，开始又缺乏干部领导，党的工作更差，甚至许多连队根本就无支部组织，仅有少数干部是地方党派进去的，因此这部分在党和政治工作上来讲，是谈不上的。整编后将近一千人左右，决定于十月二十四日全部由杜岗东渡新黄河，到了敌后的抗日阵地——豫皖苏边。

　　第二阶段（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一月）

　　这一时期我们中心任务是一面打游击，而一面又要整训部队。在我们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中，连续夺取了大小战斗二十余次的胜利。这些胜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广大群众，扩大了我们部队，仅在三个月当中，我们由两个大队（等于两个营），已扩大成为四个营的建制部队；支队直属队亦扩大了（如成立特务连、随营学校共三百余人）。总之，这时部队人数和武器都比前增加一倍以上，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也打下了基础；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支部组织、政治工作制度等。因此，这时部队战斗力亦提高了，这时期打伪军土匪居多。部队主要特点是：纪律好，能吃苦，与群众能打成一片。因此在许多困难环境中能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第三阶段（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月）

　　客观形势发展对我有利，同时我主观力量也在不断胜利中加强了（如政治影响的扩大，统战工作的开展，部队不断扩大等）。因此，除留有一个留守处（小后方）在豫东鹿邑外，大部队已进入皖北、苏北地区。在群众工作和统战开展时，我们争取了几次的胜利，故此部队一天天更加巩固和壮大起来了。我们到二月初又派一个营回师豫东杞县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并与八路军杨得志支队取得密切联系。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该营已扩大成为一个团（后改为三团）。进入皖北苏北活动之部队，亦在短期内，部队已由两个营扩大成两个团。从此部队已发展成三个团的建制，直属队亦乘此大量发展，如学校、机关都比前壮大。

　　这时部队比较前一时又增加了两倍以上，部队质量大大进步了，军事技术和政治素养提高了一大步。在组织上部队有新的变动，游击支队番号改名为新四军第六支队，这不仅是形式上走向正规，而部队在实质上是向前进了一步。

　　部队党员的数目，已占部队人数中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前者系部队单位，后者系机关和直属队，每个单位都建有支部，党的教育进行普遍，党的威信也在部队中提高了，特别表现在工作中和战斗中，党员的模范例子很多，这是这一时期的进步。

　　第四阶段（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九四○年十二月）

　　这阶段可说是我军巩固向前发展的阶段，因以前我们部队生活完全是带游击性的，自己没有根据地，也没有巩固的后方，直到八月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以及主观力量的需要，因此党召集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建立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前还是宣传口号，到这时已成为实际行动了。

　　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当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都应有重新布置的必要，故此把军队又重新由津浦路附近之怀远地区开回豫东之永城、皖北之涡阳（涡北以北）、苏北之肖县等这一三角地带，开始进行地方工作。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分配地区活动，并规定与地方建立联系制度，一方面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另一方面又大量组织地方武装。在短时期中由于军队与地方党同志的努力，由于各方战斗胜利影响，地方武装和军队都蓬勃发展起来了，刚到一九四○年春，我们除编为正规三个团外，另外又编有四个总队，直属司令部领导。对它的组成特作分别说明：

　　第一总队——它是抗战开始后，由永城县长鲁雨亭同志所领导组织起来的，开始人数并不多，但因鲁系永城人，在群众中很有信仰，故逐渐发展有一千多武装，因直接与我们配合行动影响甚大，要求参加我军。这一部分武装，成分农民、学生很多，小部分退伍军人，纪律很好，群众拥护，我们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第一总队，扩大为两个团。但正在进步发展中，不幸，鲁雨亭同志在“四一”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这不仅使部队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是我们工作中一个很大损失。

　　第二总队——是西华县的地方武装，这部分武装领导者胡晓初、侯香山等。在抗战开始后，在党的帮助下，部队组织和壮大起来了。在他们要求参加我军后，改编为新四军六支队第二总队，辖两个团，一千八百人左右，武器很好，轻机枪不多，共十二挺，卜壳枪多。因成份不纯，整训时逃跑很严重，缩为一个营（四个大连，五百余入）。①

　　第三总队——系由肖县和宿县两地方武装所组成的，该总队开始改编为两个团，人数在二千五百入以上，这个部队完全是由游击小组发展为游击队的，武器还好，战斗力相当强（主要是打在整游击战）。但这部队虽说开始就是党所领导，由于干部缺乏，部队训时曾遇到许多困难（如地方观念、感情结合、军阀习气等）。当时耿蕴斋为总队长，此人在政治上很落后，后来完全变坏以至走到脱离革命，叛变党，给了我们很多经验教训。

　　第四总队——是在津浦路东灵璧、泗县一带发展组织起来的。开始也是由地方游击队发展，后来张爱萍同志由路西带去一个团合并改编为四总队，编两个团。

　　以上四个总队的发展，是我们支队发展最高时期，后来经整训淘汰，在数量上是减少了，但在质量上是加强了。以后除张爱萍四总队编入黄克诚同志部外，其余部队都成为第四师之组成部分。

　　①编者根据原意，对此段原文作了删改。

　　（二）现在组织状况（一九四○年十二月）

　　自一九四○年八月八路军一部南下会合之后，我们部队奉令与黄克诚所率领之两个旅合编为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所辖四个旅，后来黄带一个旅到津浦路东去了，剩下只有三个旅，八路军留下之三四四旅，六支队改编两个旅。后来皖南事变发生，又将四纵队改名为新四军第四师。其编制和组织状况如下：

　　八路军留下之三四四旅（缺一个团，因黄带走了）改编为四纵队第四旅，后改为四师时，它改为第十旅，该部队仍按原八路军组织未变动。在当时情形来说，它是四纵队一个主力（主要表现在它的斗争历史、工作作风、战斗经验、老基础等），武器很好，轻机枪每连有五至六挺，人数约四千以上（七团去路东不在内）。

　　原六支队三个直属团和三个总队，改为四纵队时，编为五、六两旅，当时五旅辖十三、十四两个团，旅部另有一特务营，团以下按三三制编制，总的人数该旅有三千左右，武器好，轻机枪共四十余挺，无重武器。因这两个团内部有由竹沟出发的两个中队作基础，故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有了相当基础。该旅现已改为四师十一旅。

　　原六旅（现改为四师第十二旅）直辖三个团（十六、十七、十八），这里除十六团系原直属三个团中之第三团改编外，其余两个（十八、十七）都是由地方部队原一、三两总〔队〕基础改编的。因此，六旅同其它旅比较起来工作上要较弱些，主要是部队质量差，干部缺乏，党的基础薄弱，特别是地方性很浓厚。

　　改编时总共人数有四千左右，武器还好，但轻机枪不多，共计四十八挺。编制都是三三制，但人数各连不一定平衡，各连最多有一百二十人，少则到六十人的，各种组织与八路军无大差异。

　　其次是纵队直属队（现改为师直属队），它的组织有师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另有后方医院）、勤务部（管理被服厂、炸弹厂、制造厂等）、电台、通信连、骑兵连以及上述各部都有警卫连或排的组织。

　　另外是学校组织。有抗大四分校、各短期训练班（如政治文化娱乐队、财政经济、看护、译电员、报务员、报训班等）。以上各学校除抗大四分校学生将近一千人左右外，其余各训练班学生有五十至一百多人不等。

　　另外师直属还有一个特务团，辖两个步兵营，一个机炮营，人数在一千以上，武器很好，轻重机枪共有五十挺以上，迫击炮有八门。

　　合计师直属大队约总人数有五千以上。

　　全师在一九四○年十一月有个总的统计：

　　人数：总共有一万七千零七十名；

　　武器总计有：轻机枪二百零四挺，重机枪十九挺，步马枪一万零一百五十三支，卜壳枪七百七十七支，手枪二百零三支，信号枪二支，迫击炮十五门，掷弹筒三个。

　　马七百四十五匹。

　　地方武装和各县独立团、营都不在此统计内。

　　（三）部队成份（略）

　　（四）部队的传统与作风

　　这部队开始组成虽无老部队作基础，但是它开始就有我们老干部领导，故此许多光荣传统仍然保持与发扬着（如部队政工制度、财政经济制度、群众关系、自觉纪律等）。当然曾经在整军中也遇着不少的坏现象（如军阀主义习气、游击主义、本位主义、地方观念等）。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曾有意无意阻碍了我们部队的进步，但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政治工作的保证，结果，不但粉碎了这些不正确的倾向，并且使部队一天天向着正规化道路上前进着。当然今天还不可否认部队中还存在许多弱点（如上述那些倾向，基本上还未彻底肃清），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些弱点是在不断斗争和克服着。

　　部队的团结友爱精神及活泼的工作作风，这是该部队中一个特点。一方面是因该部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居多，另一方面这部队是新发展起来的，的确它有一种新的气象和朝气，特别是每一动员和号召，都能热烈的响亮的回答（如每次战斗及一九三九年几次运动大会都是如此）。

　　其次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好。在我们部队一并始就没有建立发零用费的制度，我们发钱的时候名日过节费。有时部队三、四个月不发一块钱，也有时连一套单衣也发不上，特别是一九三九年上半年这些现象很严重，因部队发展较快，同时又没有根据地，自立更生又不能解决，因此只有受苦。

　　一般的说，我们部队所处的环境是较恶劣的，因地势系平原，敌人据点又多，故部队时常转移，特别是夜行军很多，战士常常没鞋穿，伤兵没后方休养，这种情形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