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我们党校在豫皖苏边说来，这是第一期。虽然我们过去开办了不少训练班，但是比较有计划有系统的训练党内干部，这还是第一次。因此，今天党校开学，有着伟大的意义。

　　我想，党校的开办是表示我们工作的开展。为什么在去年，我们处于日寇、汉奸、土匪到处抢杀奸淫，以及杂巴队、胡弄队遍地横行的时候，鸡犬不得安宁、群众不得安居乐业的时候，不办党校呢？毫无疑问的，是因为我们党没有基础，我们工作没有这样的开展。

　　党的工作开展，表现在党的武装发展上，表现在党的武装壮大和巩固上，表现在我们已获得了许多光荣的成绩，打下了地方工作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建立了敌后的适合老百姓要求的抗日民主政权，而使过去汉奸所统治的，如那些不能代表民意而且又危害群众利益的祁炎勋、蔡鸿范、王化荣式的政府机关，一变而为抗日的、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一致的政权，而且一天天地发展着。同时又表现在群众工作的开展上，过去散漫无组织的群众是没有力量的。今天是有组织、有团结、有力量。听到敌人来的时候，勇敢的拿着武器去拼命。在每次反扫荡胜利中，民众都表现了很大的力量。这都表示党及党所领导的工作，获得了光辉的成绩。

　　根据这些事实的表现，说明我们已打下巩固的群众基础。然而，在目前，尚存在着好多弱点。虽然说弱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些我们已经克服，或者正在克服着，但弱点总是还有，而且克服的也不够。

　　从全面来说，我们是处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的交叉点之间。豫皖苏交界是敌后方，它可以将敌占领地缩小，同时又可以和华北八路军联系起来，又可以和淮南、江南党的武装联系起来，在对付敌人的意义上说，我们这一地区是有战略上重要意义的。党中央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指示我们，同时要供给我们各色各样的人材和文化食粮。很显明的因为这里有工作上的重要性和战略上的重要性。这是同志们应该明白的一点。

　　根据两年来的斗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局势多么混乱，多么复杂，以及主观力量多么薄弱，以至弱到三、五个人，而且又失去了党的直接领导，或者象肖县只有十五、六个党员，而且很长时期未能得到上级的指示，然而我们并没有被艰难的复杂的局势所吓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法宝，这法宝就是共产党人所特有的胜利的信心和布尔什维克斗争到底的决心！由此，我们还可以做第二个预备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尚且能够胜利，现在更加能够胜利，将来也更加能够胜利了。虽然说客观上有困难，然而我们主观上努力，过去尚能克服它，今后是更能够克服它。

　　从敌情方面说——虽然敌人的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据点是增多了，当然敌人给我们的困难也加多了，然而并不能阻止我们发展前进。顽固分子对我们的进攻，的确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算稀奇吗？

　　斯大林同志说：“新兴阶级和新兴的革命人物，永远也不会被敌人消灭的。”世界上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资产阶级大，但是他们不能被消灭的。社会主义苏联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包围了二十多年，可是并没有被消灭，相反的是发展了，而且巩固了。今天豫皖苏边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困难，而困难又是在增加着，但我们主观力量也是在发展着增加着，这才叫斗争啊！由于反扫荡的经验，我们的力量是可以对付顽固分子的阴谋和敌人的扫荡的。首先是我们不怕困难，其次就是能打破困难，克服困难，这些我们已做到了。但是将来的事业和局面，会更大、更广、更远和更苦，也就更加要求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地方同志继续努力。同志们应该对于这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彻底了解。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优点有成绩，这是同志们足以自豪的，也是中央夸奖我们的地方，然而我们在检查工作以后，有没有弱点呢？有弱点的。弱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主观上的进步还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因此，虽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的不甚彻底。比如，老百姓首先所要求的是太平幸福，我们是全了解的，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解决的不好，或者未解决。

　　目前重大的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刀阔斧的去干的有：

　　第一，一个大任务是改善民生问题。党很早就指出，要站在全民众利益上来改善人民生活，第一步是要求“太平”，虽然有些地方还不够，然而这方面多少做到了一些，但应该进一步要求得民众在物质上的享受，以及精神上的愉快。要使他们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帮助是大的，而且和他们分不开，这一点做的还差不多。其次就是使老百姓要为自己的生活改善而斗争，要彻底做到减租减息减税，实行合理负担，这一点做的还不够。

　　第二个就是民主的争取问题。我们做的不到的地方是什么呢？首先是抗日政府和抗日民众的关系还没有比较过去的政府进一步的改善起来。还有个别地方行政人员的工作作风，依然是承继了陈腐的传统官僚作风，不能和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民众们还不敢放心大胆的说话，甚而至于区一级的干部各自为政，不经上级批准而杀人，仍然象过去混乱时期的工作方式，进一步的民主还没有做到。其次，象民众机关的成立，比如参议会，到现在还未好好地健全起来，老百姓对政府有意见有批评，他有权力提出批评甚至提出意见和弹劾，我们还应当奖励他的。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好。政府碰见有人说自己不好，马上就给人家戴上一顶汉奸帽子，把人家吓的面无人色。自己是革命的，人家就是反革命的。人家稍有一点对自己不满那就是反革命。这是不对的，万分错误的。现在的国家，连我们的中央政府还要求全国民众的代表去批评，去指正错误，而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政府当局还要向他报告工作。民众代表认为谁有错误，在大会上要批评的。只有在民众要求之下建立的政府，才愿意而且请求人家批评的啊！我们应当允许，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不仅要求而且鼓励老百姓敢说话敢批评，甚至敢于制裁和罢免政府不称职人员的民主自由。可是我们的个别的区长、联保主任听到人家说他不好，就胆敢把人家捆起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这是不行的，这样就是他自己先犯了法。你嘴讲抗日民主，保障人民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行动就违犯了民主、自由！

　　所以今后我们应该很快的成立民意机关，我们要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应该欢喜人家批评自己，不要高高在上。我们既然不是欺骗人的民主和压迫人的民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

　　列宁说：“共产党人是不怕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的”，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是革命家的本色。当然，运用时要慎重。在我们这区域，尚若再进一步的考究，我们可以在个别地区，如夏邑县有一次一个老百姓不用流通卷，就把他大绑起来，而且还要枪毙。后来经过我们的同志劝告，算没有做。请问这样的行为叫民主吗？把我们的民众当作“阿斗”，可以为所欲为，高喊民主，高唱自由。于是唱出一套所谓“进步的恐怖政策”，我们知道恐怖政策是对待反革命的，但是我们夏邑的所谓“进步的恐怖政策”是用来对谁呢？如此说来将来也许还会有什么“团结恐怖政策”、“抗日的恐怖政策”、“民主恐怖政策”要出现吧！挖路的确成绩很好，能动员成千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手执马鞭往下打”的所谓“进步的恐怖政策”。请问这样的“动员”的成绩、“动武”的成绩，有一点是广泛的深入的政治动员没有？这种“动员”的基础是打在沙漠上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终于是自上而下的倒台，自下而上的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了！这样歪曲的理论、错误的心理，这种违犯民主的政策，应该遭受全党同志坚决反对的。这是非民主恐怖政策，某一些党员就采取这种恐怖的政策，暗杀、明杀、活埋、枪毙、坐牢，诸种酷刑来镇压老百姓。同志们，民主问题全部的普通的深入的得到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和百倍的努力啊！

　　第三个问题需要我们立即去做的，就是在党、政、军、民下层机关里，尤其是支部内，隐藏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同志们知道什么是阶级异己分子吗？就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尚、道士，他们现在就是这样成分。这和从这样出身的分子不一样（见《共产党人》创刊号号），他们的所做所为，所言所语，不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为抗日民主的利益。另一种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当他离开本阶级、投入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时，所作所为，所言所语均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到底的，他虽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然而是无产阶级战士。反过来说，是无产阶级出身，而阶级意识消失，无产阶级觉悟没有，以至发展到破坏阶级利益，如惯匪、地痞、流氓、叫花子、妓女等等，这叫做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消失了无产阶级意识，不懂甚至破坏革命。

　　同志们，我们发展的党员不少，但在我们的下层，尚暗藏有阶级异己分子。比如，你要组织抗日武装，首先出头的是地方上的所谓“活动分子”，因为他当过兵，干过土匪、地痞流氓，会说一套，好人不敢接近他，坏人一拉就来。因此，你捧我，我捧你，互相标榜。而你又是外乡外省人，对地方情况不熟悉。这些人包围着你，蒙蔽着你。游击小组成立了，集合了几支枪，于是上级发给委任状，于是他就拿着这个护身符，胡干起来。他们冒充抗日军、新四军，象个别地方的游击小组，象夏邑县三区七队，就叛变过三次，毫无疑问是阶级异己分子做的。这些分子在革命力量大的时候，他会喊出很好听的口号，跟着你走，没有问题。但等形势转坏的时候，敌人扫荡、顽固分子收买时，他就要跑了，或会来一个回马枪。我们不避讳这些事，明白指出：政府机关、党的机关、民众团体之内有这样的分子。

　　这是很奇怪的但同时又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在革命过程中是常有的。过去苏区内打土豪分田地，那样做的紧，四、五年后查田查阶级时，也还查出许多反革命隐藏着的阶级异己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时候，比谁都勇敢，然而当环境变坏时，他就比谁都懦弱、动摇、自首、叛变当间谍。过去工作有些不紧张，不严密，阶级异己分子、非抗战分子混到我们里面来是有的，这是我们今后清查党政武装内各阶级分子应特别注意的。然而又要特别防止宗派主义。不管如何，首先我要问问你抗日不抗日？赞成统一战线还是不赞成？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如何？假若能如此，则不管有何党何阶级，大家共同干吧！

　　第四件大事情是我们要继续努力于工作方式方法的改善。过去做的不好，随便捆人的官僚主义，只有命令只有强迫，没有说服和教育，只有皮鞭的动员没有政治的动员，只有“进步的恐怖政策”，脱离群众，大家都离开你，那是不行的。要耐心的不怕麻烦的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脚踏实地的将群众组织起来，没有地痞流氓、阶级异己分子，都是积极抗日分子，而不是形式主义，没有内容的空架子。

　　同志们！马上解决的问题太多了，过去的成绩当然是很多，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可是末解决的更多。而特别重要的是我提出的这四大问题。

　　要自上而下的调转回来，自下而上的干，使其“生根”，必须象种子生根开花结果那样，才能巩固。如不这样做，那就是倒栽葱的办法，头向下根在上这是最危险的。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必须共同注意培养地方干部，教育和提拔地方干部、家乡人，所谓本乡本土的干部。要撒豆成兵，种在地上的东西要风调雨顺，一定要开花结果，根深蒂固，造成巩固基础，这是培养地方领袖和地方干部的基本问题。

　　要了解上面的问题，自下而上的生根，自上而下的培养，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要配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自力更生，反对那种错误的观点，夸大当前的工作困难。过去地下党工作时代，环境那样的艰苦，哪里有军队呀？上级叫他去他就去了。偷偷摸摸的，白天掩藏，晚上跑来跑去，天天工作。而成立支部、区委、县委，游击小组到大游击队，到大红军，建立苏维埃。一年两年，各地的苏区出来了。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都是自力更生创立起来的。

　　大革命时，随着革命的进步，锻炼出很多的干部，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善战的将领，都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象彭湃同志他过去是大地主出身，当他去搞农民运动时，戴着洗脸式的帽子、西装衣服、白皮鞋、手拿文明棍，农民不敢接近他。后来党以及他自己的经验指示他，叫他穿农民的衣服，坐在十字路口，在那里等过往的人来谈。过一个谈一个，开始和他谈的人很少，后来多了。从两人开始组织农会，一直组织农民九十万，吃苦耐劳，做农民的模范。农民非常的爱护他，成为海陆丰的“农民王”。这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要求同志们要生根，要自上而下深入群众培养干部。我们要造就成群众中有众望所归、万人拥护的群众的领袖。

　　培养大批象豫南的地方领袖王老汉一样，象芝圃同志在睢杞太一样，象雨亭同志在永城一样的干部。

　　同志们！党清楚地认清了这一点，培养地方干部，培养有能力有威望的领导群众的领袖，所以我们开办党校。我们党校同志的任务是多么伟大啊！因此党决定党校校长由省委负责人吴芝圃同志来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