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敌伪笔下来看此次大扫荡之重要性

　　伪《徐州日报》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洪泽湖共匪歼灭”为题的“社论”中称：

　　“洪泽湖为长江以北之着名湖沼，水域汪洋，绵亘数百余里。无事之时，犹为萑苻啸聚之处，况值今日盗匪纵横之日，更为群丑麇集之所，地理使然，无足怪者，数年以来，共产党组织之新四军，相继窜扰，即以洪泽湖为最大根据地，四出劫掠，负隅自固，假患孤魂妄自滋扰，因其位于苏皖两省之间，且又为江淮之中心地带，所以被其灾害者，不可计数，此种匪人巢穴不拔，不仅苏皖两省人民之不得安枕，即滋扰各处之零星共匪，此击彼窜，出没无常，亦皆非短时间内所能扫荡净尽，所以洪泽湖的匪窟，实为和平进展之一极大障碍。”

　　这无异于说：洪泽湖这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钉在敌伪所统治的“苏皖两省之间”的“江淮中心地带”，阻止了敌人汉奸灭亡华中的奸谋，作了敌伪“和平进展之一极大障碍！”可见敌人对这个根据地及新四军是如何的“痛心疾首”了！因此，故必欲“歼灭”之而后甘心！于是乎三十三天的空前大扫荡（指对苏皖边）爆发矣。

　　该“社论”又说：

　　“现在此种匪共据点，既被友军攻破，匪共复灭，殄夷几尽，大好湖田，将一变而为良民之居住生产地带，共匪失所凭借，更永无卷土重来之一日，一湖之肃清，不啻苏皖两省之肃清，今后江北一带，可俱入于新政旗帜之下，一般居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不计其他，四方游匪，亦将因此洪泽湖巢穴之被扫荡，而各陷于不能再起之势，所以此次讨伐新四军之据点，实即根绝苏皖两省全部共军之伟大成果！”这也无异于说：由于敌人此次之扫荡，不仅“此种匪共据点被攻破”，而且“匪共复灭”“更无卷土重来之一日”了，还要因“一湖之肃清，不啻苏皖两省之肃清”，于是敌伪“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矣。

　　敌伪此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意义，尚不止此，该“社论”复从而鼓吹之日：

　　“兹于大东亚战争将近周年纪念之际，友军竟将洪泽湖上之共匪巢穴粉碎，辉映时局，洵为极有价值极有意义之胜利！”

　　该社论继续将这一“胜利意义”予以发挥说：

　　“共产党为和平最大障碍，洪泽湖的新四军又为吾人缔造和平的最近障碍，万不能坐视其四出蠢动，而不加以应征，故友军毅然讨伐，于最短时间，予以根绝的致命打击，此诚建设和平之最大功绩，而况我苏北地区，自上月以还，官民上下，正在举行和平运动，得此盛大捷音，更可为和平前途，予期明朗之早日完成！”

　　在敌伪笔下，业已把它们的阴谋诡计的狰狞面目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敌人对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扫荡”，决不是所谓“临时性”或“局部性”，而是和共产党、新四军及其坚持的根据地抱定了“势不两立”的决心，采取了长期的全面的大规模“扫荡”，它们企图由“一湖的扫荡”肃清，而及于“两省的肃清”，再及于整个“江淮地带”的“肃清”，以期完成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和平运动”。它们的狂妄梦想是：新四军及其坚持之根据地一日存在，则此种扫荡即一日不停止，因此，扫荡会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其转入战略退却，永无施行“扫荡”之力的时候，方肯罢休！

　　党早在去夏、去秋，以至在十月十日参议会的“军事报告”中，即警告我边区军民，敌大规模扫荡终有来临之一日，要打破太平观念，“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向着最坏的情况准备一切。然而偏有一种所谓对苏皖边扫荡的“例外论”，又从而发展之为“中心区不要地方武装论”，麻木不仁，照常度日。结果，敌伪此次三十三天大扫荡，以及敌伪代言人的“社论”却给了他们以嘲笑的答复！

　　二、敌伪扫荡时的准备，扫荡时的布置，扫荡后的宣传

　　一九四一年十一廿四日南京公布成立伪“苏淮特区行政公署”，辖徐州市、铜山、东海、砀山、肖县、沛县、邳县、睢甯、宿迁、沭阳、赣榆、丰县、泗阳，淮安、淮阴、连水、阜宁、灌云（以上十七个县一个市属苏北）、宿县、灵璧、泗县、亳县（以上四个县属皖北）共二十一个县、一个市，恰恰包括着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盐阜区、淮海区、淮北苏皖边区，以及以前的豫皖苏边的一部分。该行署行政长官郝鹏于去年二月十九日就职时宣布的“施政方针”是：（一）安定民生；（二）开发经济；（三）驱逐“共匪”；（四）强化治安；（五）提倡教育。伪苏淮特区，自成立之后，即积极进行其所谓“强化治安”的准备，尤其是关于武装团队方面。去夏，又成立了“特区保安司令部”，郝兼总司令。又在各种会议中，从事于“讨伐”的思想上的动员，并不惜金钱禄位，派出大批敌探汉奸潜入边区内部侦察一切。他们化装难民、逃荒者、小贩、卖唱的、娼妓，散布于驻军及各机关附近。他们的任务是值察部队番号、人员、武器、首长姓名、部队动态、地形道路、湖汉、草滩、各种会议内容、到会人数、开会经过、会议结果。并搜集文件、报纸、小册子，淮阴敌特务机关曾定价五元购买一张《晓拂报》或《人民报》。双十节二届参议会及我师十月革命节运动大会即有不少小贩卖花生、糖果、纸烟于会场周围，致在敌此次扫荡时随军前来，向群众夸称：“你们的参议会到多少人，什么人讲什么话，我们都知道。”此外，还要造谣（尤其在战时），威逼群众欢迎敌人。他们的组织及侦察性质计分长期坐探（小贩、逃荒、美人计），临时坐探，随军侦察三种，而更注重于“内线布置”，去秋抗大招生，淮阴敌特即派数名女子伪称上海的学生企图混入学校，勾引招生人员。最近淮泗亦发现此等“美人计”，不过，他们已经感到事情的困难了，一个女特务说：“新四军是讲恋爱自由的，其实他们内部要想结婚十分困难，共产党不准干部腐化，不风流又勾引不上，太风流他们又不喜欢。”

　　敌人也特别注意对我们的战术值察，比如最近敌人曾专门值察我军对于敌寇以及对于淮军所采取的不同战术。

　　应该指出，敌人对于我军我党的调查研究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不单是我方的报纸文件，甚至于片纸只字，它也十分珍贵，很精细的揣摩研讨。

　　敌人就是这样于扫荡之前在进行着各方面的准备。

　　在军事方面，敌于去秋九、十月间即不断向我边区实行战术侦察，如盱眙之敌的进窥，高良涧、灵固之敌的占领濠城，并以此局部动作向我边区紧缩，三棵树、史家集、埠子集，罗圩子之安设据点，邳睢铜区之实行蚕食政策即是。十月底，陇海路及海郑公路上各据点之敌集结于徐州者共千余人。十一月十一日敌酋藤原少佐率敌伪六百余人，附炮四门、轻重机枪十四挺由徐州开宿迁，同日泗县亦增敌汽车二十余辆，敌伪三百。十二日，宿县敌金子联队，附伪军共一千二百余人，内骑兵四百余，步兵五百余，汽车二十余辆，炮车五十余辆，轻机枪六十八挺，由宿灵公路开泗县。同日，由徐州沿海郑公路到房村、双沟、张集之线敌千余，附炮十三门，坦克六辆，掷弹简百余，向东南方向前进。固镇敌伪四百余分三路亦于是日占我灵南、濠城、草沟、藕庄。盱眙亦由明光增来敌伪三百余，以吉林为司令官。十三日由灵璧开泗县汽车廿二辆，附橡皮船六只。同时洋河之伪军亦打扫房舍，准备迎接敌军。另外得情报称，敌向我大举扫荡计分五路：一由泗县到青阳，一由宿迁南下，一由淮阴经高良涧到蒋坝，一由盱眙到洪泽湖，一由五河到郑集，图聚歼我主力于洪泽湖沿岸。且敌十七师团参谋长田原少将已到宿迁，平林师团长亦有到睢甯指挥说。

　　大扫荡的讯号开始于十一月十二、十三日的占领濠城、草沟、藕庄，正式向我中心区进军，则为十五日。十四日以前如上述各路情况，敌已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了。

　　敌以平林十七师团为基干，附之以伪窦光电之十五师，潘干臣之廿八师（乃抽调其精锐者），苏淮特区之绶靖军两个团，配合明光之十三混成旅团一部，以及各据点之伪军，如时村、张楼、埝路口、水牛、刘家、洋河、众兴等，说得堂皇一点，敌人挟其海陆空军的压倒之势，企图一举而歼灭我军主力及党政机关于洪泽湖沿岸。合计敌人兵力为步兵六千五百人到七千人，骑兵六百匹，坦克车两辆，汽车一百二十辆，汽艇九只，汽划子十只，飞机七、八架（伪报上所夸称的“陆空精锐部队”）分飞于洪泽湖、泗阳、泗宿、泗南上空。

　　敌伪“扫荡”作战方针是以半城、青阳为全边区的中心目标而大规模的分进合击，其次又分区的以泗宿、泗南、淮泗、淮宝之中心集镇为目标，而小规模的分进合击。其兵力部署及扫荡经过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四日下午，敌汽车十四辆，坦克两辆，步兵五百余，骑兵百余由睢甯、凌城出发，晚住找沟，十五日进占我归仁集。洋河敌百余，伪军二百余，骑兵三十余进占我金锁镇。泗县敌千余，十四日晚驻黑塔，十六日进占我老韩圩，十六日由老韩圩开赵庄、川城。同时，归仁集之敌经黄坝圩、凤登张、白庙，与复兴、川城、黑塔敌会合，分四路占我青阳、#头。十七日敌二千余人，附骑兵四百余、坦克二辆、汽车十一辆继由青阳头分三路进占我半城。同日，盱眙敌伪四百余人，附炮两门自老渡口登陆，进占我管镇鲍集。一路为明光敌二百余，汽车七辆开泗县，改乘汽艇占我鲍集西南之沈集，次日继占双沟、罗岗，晚退回盱眙。十九日，半城之敌由周台子、临淮头、半城，经青阳向泗县撤退，青阳头之敌亦同日撤回泗县。一部则分驻老韩圩子、新关、董圩子、枯河头之线，金子联队司令部驻老韩圩子。

　　第二阶段：敌于退回泗县休息三天之后，于二十三日第二次出动近五千人（十九为敌寇），汽车坦克各两辆，一路经上塘集于十五时占我郑集；一路经车门山、魏营子，于十五时半占我陈家冲；一路由青阳占我罗岗汤圩子。二十四日复分经峰山镇、窦冲经双沟占我鲍集管镇。二十五日，鲍集管镇之敌一部沿溧河右岸回窜双沟，二十六日全部于后店子、花园庄、罗岗集合，二十七日一路经车门山回泗县，一路经青阳金锁镇回宿迁，一路夜半经城头过汴河再度犯半城，二十八日拂晓窜回青阳。二十三日，淮阴之敌五百余经范集、黄集、马棚庄进占我岔河镇高良涧，次日窜回淮阴。同日，众兴、淮阴敌六百余分三路合击我淮泗之南新集，午后复进占我王集、裴围子，二十五日进占我顺河集，二十七日经东陈集窜回。二十九日，敌集中于泗县城召开“祝捷大会”，“扫荡”的第二阶段遂告结束。

　　一、二两个阶段共计十七天，分进合击，到处扑空，狼奔豕突，全是钉子，对我主力部队、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后方资材，一无所获。诚如敌伪在苏淮行署检讨会上自供，是一个“失败的扫荡”。于是不得不变更战略，采取稳打稳扎了。接着便开始了扫荡的第三阶段，打通并巩固泗宿公路，建立青阳（三百余）、马公店（二百余）、金锁镇（二百余）、归仁集（二百余）、老韩圩（三、四百人，金子联队司令部）、新关、董圩子（伪军一个团七百余）、黑塔（小本中尉一中队）、赵庄（佐本一个中队及伪军两中队）以及侍卫圩、双蔡圩等据点（以上均在泗宿、泗灵、睢县之泗宿公路及其附近），不时向我出扰抡掠，或奔袭合击。

　　这之间，敌伪动员其一切宣传机构，广播、报纸、传单，象吹胀了的泡沫似的夸张“皇军”的“胜利”，我们的老百姓象听神话般的发出了呕吐的嘲笑。如北平的伪《新民服》即不断以“洪泽湖边民众更生，治安圈扩大，伪新四军多葬湖底”为大标题，无耻的扯着谎：“十五、十六，十七三日，连炸溃走之新四军，对洪泽湖畔之赤色根据地，投以必中弹而粉碎，更急袭因不支日地上部队之猛攻，图乘船由湖上遁逃之敌船一千数百只，四散逃窜，日机加以猛烈急降下轰炸及机枪射击沉其大半，敌大部队与船均葬之湖底云。”

　　这种半通不通的词句，在证明着敌伪们白日梦呓！

　　三、我们的反扫荡战役方针、战术指导要领及战斗经过

　　十一月十四日晚，军政委员会上，对当前情况，给以分析判断，认为敌人此次扫荡规模将是全面的，时间将是长期的，方针将是西翼以泗县为指挥中心，扫荡我泗南、泗宿、泗东；东翼以淮阴为指挥中心，扫荡我淮海、淮泗、淮宝。五河、盱眙、宝应之敌亦将起而配合，战术将是长驱直入，分区扫荡，反复扫荡，以骑兵及伪军吸引我主力，而以敌之主力并机械化部队实行包围突击。根据华北经验，敌之三光政策，亦将在我边区实现。大家见解一致，遂决定此次反扫荡的战役方针为；（一）第一步主力跳出敌之合围圈，以一部并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二）第二步转移于敌之来路侧翼和后方，协同我处于敌之最后方部队（如宿东邳睢铜）打击敌人，实行破击战。（三）第三步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寻找其弱点而袭击拔除之，

　　这里又需要防止和反对那种战术上的“阶段论”，认为必须不管一切先求跳出，即便遇到有利目标亦只好轻松放过；跳出之后而又呆住一处专顾打人，而忽略了敌人的“反噬”，在战斗中不是运用一切力量阻止敌人建立据点，或敌刚一建立即乘其立足未稳之际以拔除之，而只是专门等待那个所谓“第三阶段”，让敌人的碉堡筑成，铁丝网架妥之后而去大摇大摆的攻坚。然而，在有利的条件下，当敌之据点孤立无援，或有援而又能为我所阻时，这类据点还是可以攻的。

　　此次所预定的反扫荡战役方针，在我们的“慰问边区同胞书”中亦会加以阐述，兹节录如后：

　　“谁都知道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处于劣势地位。不必护短。我们的武器比不上敌人锐利。我们的弹药比不上敌人多，我们的速度比不上敌人快，所以打仗的办法就不能和敌人死拼硬干，死拼硬干恰恰是敌人所欢迎而求之不得的。古今中外，以弱敌强，以寡胜众的战法无不采取巧妙灵活的游击战术，牺牲小，胜利大，积小胜为大胜，不是一口吞下毒蛇，而是斩头截尾一段一段的消灭他。因此，主力部队断然的跳出敌之包围圈，把处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一变而为外线作战的主动地位，不是内线的应付敌人，而是外线的打击敌人，跑到敌之外线，迂回敌之侧后，实行打击敌之尾，使其不能不回头的战术，实行大闹敌后，使其不能不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敌之扫荡时间，才能缩小敌之扫荡范围，才能乘其收兵退后之际，集中力量聚歼敌之一路或数路！”

　　这种战术方针，我国古代兵学家孙子亦曾加以提倡，如在他的“军事篇”中即说：“是故朝气锐（敌初来则势甚锐猛），书气惰（懈怠了），暮气归（情绪低落不愿徒劳再进了）。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乘其怠懈罢兵之际而聚歼之），此治气者也。”老子也曾说：“飘风不终朝（大风不过一个早晨），骤雨不终日（猛雨顶多下一天），熟为此者？天地（自然界的规律）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狂风暴雨尚不能久，而况于日本军阀乎？

　　春秋鲁庄公将曹刿与齐将鲍叔牙对阵，齐阵一鼓二鼓鲁兵不动，及三鼓，鲁则开始一鼓而胜齐。庄公问故，曹刿对说：“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气方盛，再鼓气则衷，三鼓则气竭。吾不鼓以养三军之气，彼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御竭，不胜何为？”

　　我们不是絮繁的抄一堆书来翻古董，而是借着古人的话来为我们今天的战术动作给以必要的解释，这是我们干部在研究战术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和精神。

　　反扫荡战役方针既已确定，反扫荡的战术和战斗方式亦应依据战役方针而灵活的实施。

　　首先，对敌人的战术加以研究。

　　总括的说，敌人扫荡之前半期是军事重于政治，后半期是政治重于军事。在其初发之际，以凶猛之势长驱直入，所采取的战术是分进合击，分区搜索，寻找我主力决战，一般的都是遵照正规战术实施。当其进军时，常分数路纵队并列前进，以求相互策应。本队有后卫、前卫、侧卫。前后侧卫之前后侧翼，则派出骑兵，在五里内外搜索前进；骑兵之侧翼则又派出武装便衣；武装便衣之前后侧翼则又派出化装跑反、逃荒群众，以进行敌情、民情、地形之侦察，彼此间通信联络，为小型无线电、反光器、蜡烛、放火、旗语、飞机、传骑等。汽车坦克则位于本队之暴露翼侧，一则借以对我军民威胁，二则便于实行夹击。敌人这种战备行军警戒，可谓极其严密正规了。但亦正因为如此，同时克服不了它的矛盾和弱点：（一）由于我主力采取游击战术，对敌人凶锋锐气暂为避之，敌虽抱压倒聚歼之势，而寻找不到突击目标，劳师动众，消耗人力物力颇多。敌之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均告扑空。（二）由于我广大群众之空舍清野，加以我广大群众之锄奸运动，往往将其便衣侦探逮捕，敌军派出无数各种形式的侦探，亦无济于事，使其不得不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苦境中。如二十三日泗县敌四千余人大举向双沟前进时，其行军部署是以“篦梳式”的扫荡，我卅一团一营二连隐蔽于敌前进中的纵队与纵队间（相距达二百余米）之路沟中，敌终未发觉。（三）由于我根据地内大小道路事先加以破坏，以及敌行军机构笨重，减少了敌之行军速度。如敌由徐州向我边区开进时，每日行程约四十至五十华里。在泗南据群众目睹计算敌汽车每小时行程仅八里。（四）由于我根据地内群众人走粮空，敌不得不自行携带粮食，以牛车驴马驮载前进，因之不能持久，又不能不实行抢掠，更加强了民众之民族仇恨。

　　敌之驻军警戒，亦甚严密，一般无所谓连哨，小哨，军士哨。盖因周围是敌，亦不得不采取周围警戒，而构成驻地周围之戒幕，即敌营房（多坚固房屋）之间，挖墙并挖壕互通，房顶设有了望哨。营房外边第一层，挖掘外壕，第二层铁丝网，第三层鹿柴，第四层芦苇（脚踏芦苇发出音响，夜间防我偷袭）。其外围之墙壁多破坏或涂以石灰，防我夜行壁间，使其通视容易。此外，附近又有伪军驻敌之外围，并多驻于碉堡之中。敌伪的驻军警戒虽配备严密，但亦有其内在的矛盾和弱点：（一）敌在边区内顾虑多端，遇我夜袭，各据点间互相增援之事甚少，故被袭之敌常孤军战斗，便于我之攻击。此次战役中之诸战斗，如我夜袭青阳、马公店、归仁集、魏营子、埝路口等处，均不见敌其他据点之增援。（二）敌伪双方相互戒备，互存幸灾乐祸心理，我打伪军敌则坐视，我打敌人伪军则作壁上观。其次我民兵将伪军击溃，敌不救援反冲锋，伪军沿途大骂：“鬼子胆小，不是人养的！”（三）敌每于驻地附近之显着目标予为测量试射，防我利用向之突击，但我化装便衣混入内部，入夜则实行里应外合，敌多狼狈溃退。加以边区草房多，我用火攻，往往将其整房人枪烧毁（事后则向房主赔偿），如马公店战斗，敌伪被烧死者即数十名之多。（四）敌伪据点遇我夜袭，以距离太近，大炮失去作用，且对我之集团投掷手榴弹十分畏惧，每次战斗，我之手榴弹较步枪弹之消耗的比重为多，敌伪多不支。

　　敌之战术的基本意图，在以各种方法吸引并钳制我之主力，以便其机械化部队向我突击决战。故在其战术配备上，往往骑兵或伪军在前向我搜索攻击前进，甚至以伪军伪装敌人（着黄军装），以敌人伪装伪军（着便衣或灰军装），但易于被我识破，且我多于其驻止时进行战斗，敌计终不得施。这种企图无法实现，则又夹以伪装我军之法，袭击我之孤立部队及政权机关，着灰衣、穿草鞋，假用我军番号，如众兴敌伪装我军袭击淮泗某乡公所。朱家岗战斗之前夕，敌伪称“八路军”隐蔽于泗宿某庄内。

　　敌“分进合击”之战斗计划，十分狠毒严密。如十一月十七日敌之合击半城，计分三路（敌由青阳撤退时，仓皇之间将地图文件书籍军用品等遗失颇多，观地图上敌之兵力进攻部署标记颇详）：一路由头经阳景镇、生元镇入半城北门；一路由青阳经韩台子、崔集、祖姚庄入半城西门；一路由青阳经靳台子、刘家嘴、李洞桥、陈圩子迂回半城西南入半城南门。该计划之基本意图为：（一）采取迂回包围聚歼我指挥机关于半城。（二）左翼依托睢河，右翼依托汴河保障其两个暴露侧翼安全。（三）压迫我军于成子湖之西，洪泽湖之北而消灭之。十一月廿三日，敌大军四千余人合击我于双沟，廿四日继进鲍集管镇，其意图则为利用南之淮河，北之溧河，东之洪泽湖，使我处于三面背水一面对敌之困境，一举而歼灭我于葫芦套内。然而，敌人都扑空了。十二月十日，敌人合击我廿六团于朱家岗曹圩地区，亦分三路：一路由青阳于九日晚秘密进至新行圩北之吴湾子，夜转移至界头集南之李塘封锁消息，十日拂晓自东南而西北配合金锁镇之敌向我突击；一路由金锁镇经曹庙到吴岗、罗庄、尤岗；一路由金锁镇经夏圩、小孙庄向我孙岗、曹圩突击。该计划之意图为由东北（曹庙）、东南（李塘）两方向压迫我军于安河及金锁镇、青阳两据点之间而聚歼。幸赖我英勇指挥员沉着应战，壮烈激战十余小时而将其击溃。

　　我们的战术指导要领，是依据既定的战役方针，力争为“大弱者中的小强者，大劣势中的小优势，大不利中的小有利，大被动中的小主动，大包围中的小包围，大扫荡中的小扫荡，大封锁中的小封锁，大内线作战中的小外线作战。”（见《战略战术问题浅说》）总之，在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积累众多小的主动成为大的主动，积累众多小的胜利成为大的胜利，积累众多小的优势成为大的优势，积累众多小的对敌包围战成为大的对敌包围战，积累众多对敌之小扫荡，成为大的粉碎敌之对我大扫荡。此种作战战术要领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原则：（一）分散性。部队不可能大集中以对付敌人，势必成为分散作战。（二）机动性。通讯联络困难，上级指示命令不易及时收到，各部队必须发挥其最大的机动性以机断专行。（三）积极性。在情况复杂，上级指示不易收到，友军不易协同的条件下，最容易发生躲避苟安心理，在避敌锐锋保存实力之借口下而不起其战斗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各部队及政工人员必须富于旺盛的意图，战士必须富于旺盛的攻击精神，以求随时随地在有利条件下歼灭敌人。须知这种机会和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四）战役协同性。各部队间的战斗协同困难，而具有其分散性和机断专行性，但对整个战局，即自头至尾整个战役的协同性必须加强，使敌于前进时有后顾之扰，这也是古时“围魏救赵”之法。在冀中每于敌大举向我主力扫荡时，我民兵常轻而易举夺取敌之后方县城或辎重。军首长十一月十九日之电示中亦明白指出：“敌向中心区扫荡时，外围部队应在敌后乘虚进袭敌人重要据点及运输队，使敌首尾不能相应”。（五）突然性。这种突然性不但指行动战斗中之突然性，也指集中分散之突然性，当敌向我大举进击时，我主力能突然的分散，当遇有利目标便于我向之突击时，又能突然的集中，战斗结束之后而立即突然的分散，行动飘忽，神鬼莫测。

　　全师三十三天整个战役中之三十七个战斗，即是依据上述之战术指导要领实施的。

　　三十七个战斗，可分为袭击战斗，袭扰战斗、遭遇战斗、伏击战斗、破击战斗、守备战斗（被袭战斗）数种，而以袭击战斗次数为最多，伏击战斗无显着收获。战斗中之最有声有色、最壮烈，且亦起着粉碎敌人扫荡之决定作用者为十一月卅日之屠园圩战斗（毙伤敌伪四十名，获步枪四支），十二月一日之一打马公店战斗（毙伤敌六、七十名，我获轻机枪一挺），十日之朱家岗战斗（十数次肉搏，激战十数小时，终将敌击退，计毙伤敌二百人），十二月之二打马公店战斗（敌我在屋顶上格斗，毙伤烧死敌伪八十名），八日至十三日沱西泗灵公路上之破击战斗（毁堡垒廿余座，缴电线一千八百余斤，电线悍一百六十根，破公路十余里）。牺牲消耗小，杀伤缴获大，深合游击战术者为十一月廿八日之小蚌埠战斗（夺获并破坏碉堡七座，毙伤敌廿余名，获步枪七支，我无伤亡），十二月二日之埝路口战斗（生俘伪大队长以下百余名，缴步枪百支，轻机枪一挺，我伤亡五名），同日之津浦路新马桥战斗（毙伤敌廿余名，生俘四十余名，获长短枪四十余支，我伤二名），六日之渔沟战斗（生俘伪五十五名，获步枪五十二支，马四匹，我轻伤战士二名）等。

　　反扫荡之第一、第二两阶段，敌长驱直入寻找我主力决战之计划，由于我采取了战役方针第一、第二两个步骤，在廿余次战斗中，给敌以惨重之杀伤，敌之扫荡锐气尽失，而进入“情归”之阶段，除掉抢掠大批我根据地的牛驴鸡鸭之外，就是装满汽车的死尸了。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空空如也，一无所得。客观条件逼迫着敌之主力，溃回原防，敌人领略了此次扫荡的真实滋味。敌人的“失败的扫荡”景况，莫过于从他们自己口中那种真切的描述，津浦路西寺坡车站伪军，于溃回途中编一歌谣日：“去洪泽湖亮亮堂堂，拐回来吊蛋精光，谁要再去洪泽湖，男盗女娼！”

　　反扫荡第一、二两阶段，敌之计划宣告失败，十二月开始，遂进入第三阶段，敌伪残余部队借“筑城”之力，控制青阳、马公店、金锁镇及泗宿公路上之各要点，构成据点，更改方略，变进攻为退守，企图再举。我军亦立即执行战役方针的第三个步骤：“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找寻其弱点而袭击拔除之。”

　　十二月八日，师以首先拔除青阳外围据点，孤立青阳（制造敌之弱点），而后组织全师性的主力部队会攻青阳之目的，下达“战字二十三号命令”，要旨如下：九旅以主力一部坚决夺取金锁镇，一举而歼灭之，另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袭扰归仁集、青阳之敌以钳制之。十一旅主力一部坚决夺取马公店而消灭之。骑兵团以一部袭扰泗县城以钳制其向马公店增援。军区部队一部袭扰洋河并相机攻占之，以策应我之夺取金锁镇。各部动作同于十二日夜实施。

　　十一日发生朱家岗战斗，以部队疲劳，次日攻击金锁镇之举暂停。其他各部均按予定计划执行。三日来，朱家岗、马公店，关帝庙（泗城东）以及沱西之破击诸战斗，给敌之打击与威胁十分重大，敌力不支，乃于十五、十六两日被迫撤退对我边区威胁最大之青阳、马公店、金锁镇诸大据点，我步骑各部队即跟踪占领之并发动各路追击，直迫泗宿公路及泗县城下。边区秩序亦告恢复，会攻青阳之举亦无需进行矣。

　　反扫荡的第三阶段因而结束。

　　三十三天反扫荡战役，我们胜利了。胜利的表现在于：（一）粉碎了敌人聚歼我主力的计划；（二）击退了敌人在中心区安设据点的企图；（三）消灭并严重打击了敌伪之有生力量；（四）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军用品，（五）沮丧了敌伪再次扫荡的凶猛气焰；（六）振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广大群众的抗日保乡巩固边区的情绪和信心；（七）团结了边区内外、友党、友军各阶层的友谊。胜利的意义还表现在我师各部队在战斗中得到实际的锻炼，战斗力加强了，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干部的战术素养也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干部的战略素养加深一层的陶冶，痛切感到局部利益与全部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打破了那种各自为政，不为人着想的本位主义。也使军队与地方干部痛切感到“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战争服务”，“打破太平苟安观念”等口号的实际意义，使人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学习战争”、“掌握武装”、“领导武装”的伟大作用。

　　这是一年半以来，军首长耳提面命，正确指示和适切指挥的结果；这是边区党、部队直接领导的结果；这是边区政府广大民众士绅团结奋斗，协助鼓励军队的结果；这是兄弟部队协同配合的结果；这是全体指战员、政工人员在一年以来的相当安定的环境中整训，临战时而英勇流血沉着作战的结果。

　　然而，在整个战役发展过程中，我们在战术和战斗中，仍然表现了很严重的错误、弱点和缺点，使我不能扩大战果，甚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放过了许多次有利的胜利机会。

　　首先，是战役协同性差。某些部队，特别是敌之后方的部队不敢大胆的对敌作战，只顾到其本身一时的苟安状态，而不体念整个战役、组织的全部利害，只见自家门口的一棵树，而不见整个的森林。更不能允许的，个别部队长公然对上级命令犹豫，终于不执行命令，放过了许多消灭、袭扰敌人的机会。

　　其次，同样遗憾的是整个战役组织上不能更主动的、更积极的以果敢动作袭击敌后之较大据点如灵璧、泗县、大店（这些据点有一个时期曾经很空虚）而夺取之，即便是一度攻入，占领一天或数小时，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这一点师本身同样要负责任。

　　第三，作战部队本身的战术指挥、协同、战斗动作也还不够适切确实灵活。战场上的坚持性战术差，配备差，缺乏重点，不善于使用火力，不善于包围迂回。如簸箕姚战斗，排与排之不能协同。朱家岗战斗，营与营间之协同亦十分不确实。王圩战斗，大队间不能协同，这个进那个不进，这个打那个走了。宗岗战斗，突击队向敌之火网内冒进，钳制队不立即发扬火力，火力队不组织起来。主力与地方武装不能协同，前者不知指挥后方，后方不知联络前方。

　　第四，侦察、通信联络差，不但战略侦察不确实，即战术侦察亦十分不够，不能完美的先确保自己不使敌人查悉我之行动，更不能及时而严密的查明敌之行动与意图。分析判断情况不冷静，不周密，往往被复杂情况搅昏了自己的头脑，跟着敌人的行动或佯动而部署，以致不可能先占一着，争取主动。通信联络之组织不健全，技术又十分拙笨，部队间不能及时互相通报，上下间更不能及时上报与下达。以致战斗中及战役协同上发生种种毛病。如十五日簸箕姚战斗的胜利，直至二十三日师部始由一地方同志口中得知。

　　第五，既有少数部队长将敌情及敌之扫荡的严重性估计过高而发生逃避战斗，对上级命令犹豫的现象。也有少数的部队长由于获得一、两次胜利遂致冲昏头脑，发生轻敌冒进观念，上级规定夜间行动，他偏要白天，上级规定经常行动，他偏要在一个地方住上两天，而且还是在大路上及显着目标点上。这种过左的粗心大意也是不对的，而且是极端有害的。

　　四、边区群众在反扫荡中斗争种种

　　三十三天反扫荡胜利，并不全靠主力及地方武装，由各级政府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如民兵斗争、空舍清野、锄奸运动、破路运动与广大群众反扫荡运动，同样是粉碎敌人扫荡的决定因素之一。此种斗争形式及其内容极为复杂曲折，而经验教训亦最多。

　　关于民兵斗争，我们已经斥责了那种对扫荡认识的“例外论”，事实早已驳倒他们的“中心区不要武装论”，或“中心区要否武装论”。在一个文件上曾说过：“在中心区曾有同志任凭你讲话、开会、写文章，说民兵和地方武装如何的重要，然而他却有需不需要武装的疑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主人公伯惠尔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人们往往是不相信赤裸裸的说话的，非吃苦头不可，非用血来洗炼说话不可”！三十三天之中，是用血来洗炼过了，是吃了不少的苦头了！正因为过去的太平观念浓厚，战争观念薄弱，使敌人在此次扫荡中抢掠了我们群众的更多的资财，使我们的群众受到更大的损失（损失统计见后）那种不重视民兵工作，轻视武装斗争的行为，终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这种果虽然是苦的、酸的，因为是自己种的，也就不能不吃了！

　　虽然如此，但在不少的县区，民兵斗争却表现了它的出色的成绩。值得大写特写的是泗灵睢老周圩的民兵，他们能与数量和武器超过他们多少倍的伪军激战数小时，终将敌人击退！老周圩的民兵在边区已经起了它的先锋的推动的作用。泗宿工作转变以后的民兵，如重岗区、潘山区、归仁区都蓬勃发展起来，敢于深入敌后，敢于在敌火之下冲锋，敢于射击敌之太阳旗。他们不但在政治上相互鼓励“抱着气干”，而且在战术上能在每一次作战中检讨改正自己，泗灵睢民兵在经验中曾提出了一个口号“集中以打击伪军，分散以对付鬼子”，最近他们也善于如何配合主力了。

　　也有不好的例子，那是由于干部的领导太差。在扫荡的第二阶段，泗灵睢马厂区、刘圩区的区队和民兵（他们曾经有过很多的英雄战绩），鉴于敌情严重，他们不发挥民兵的特有本领和有利条件向北、向西即敌之后方挺进，反而顺着敌人子弹的方向到泗南来了！泗南游击区队和民兵，一部分深入敌后，十分安全。一部分顺着敌人前进路线向我之后方“打游击”，到溧河之大嘴子，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丢了枪跳了河，饱受惊慌，事后检讨，大家一致“不要”那个领导人了。

　　民兵作战有其先天的几个有利条件：（一）敌情易于明了；（二）敌之动作规律性易于摸熟；（三）因为是群众的战斗，目标小，威力大；（四）易于化零为整、化整为零，使敌人捉摸不定；（五）易于接近敌人，易于脱离敌人。所以民兵如有：（一）较有经验的地方领袖；（二）加上骨干部队；（三）依托主力或配合主力这个条件，则民兵斗争前途必大有可为。

　　在边区民兵建设方才开始，基础薄弱经验缺乏之际，我各主力部队有任务视之为本身的“徒弟”而培养之，教育之，奖励之。前致一分区一信谈到主力与民兵配合问题，可供参考，节录如后：

　　“第一个问题，是主力部队与民兵配合作战，又从而对之教育、推动和加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以下几种方式，他们也很赞成，即：（一）主力之一部（一个连到两个连）位于机动位置（即敌伪经常通行道路之翼侧），与当地自卫队及区乡政府，取得密切联系，约定必要而明确的通信联络记号（便衣骑兵、驴子，举火为号、响枪为号之类），自卫队一与敌人接触并与之纠缠起来，主力即由敌之翼侧或后方突击之。（二）主力之一部（一个班到一个排或两个排）化装便衣（是真的老百姓式的便衣，而不是”制服式“的便衣伪装自卫队），与当地自卫队合编（当然是临时性的），即以自卫队名义活动于敌伪骚扰地区，一遇敌伪出扰部队，则依当时之敌情、地形、我军兵力而采取机动，或利用地形消耗之，或包围突击歼灭之。（三）主力派出一挺或两挺轻机枪，附弹药手及射击手，配与自卫队（这要注意有掩护该机枪的力量），因为机枪最能为他们”壮胆“。（四）主力派出三、五名老战士或特等射手，附以必要的弹药和手榴弹加入于自卫队，以便于自卫队作战时起”核心作用“。（五）主力派出参谋、副连长、排长之类的军事干部加入自卫队，时间不定期，十天、八天、半个月，一面在战斗中指挥自卫队，平时又要教育他，一面可以了解自卫队的活动、要求困难和情绪等。（六）反过来，在主力部队作战时，不能忘记而且必须调动自卫队（一队或两队，一区或两区，在能保守军事秘密原则下）随主力行动，它的任务是担任警戒，打扫战场，押解俘虏，甚至简单的”听枪响“一次生二次熟，三次就胆大了。（七）即便是非战备的行军时，也应调动自卫队跟着”出发“一天两天，然后再要他们回去，回去之前，与之公开开会夸奖夸奖，送他们十来排子弹，一、二十个手榴弹当作礼物。”

　　同时，各县总队部及各级政府对民兵领导，亦起着决定的作用。政府在战时唯一的工作任务是“领导战争”，而领导战争的唯一武器是民兵，然后才能谈得上“就地坚持”，“就地游击”，而不致于退却逃跑。在扫荡中，泗南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否则政府如若软下去，民众也很难硬起来。在地方武装及民兵中提拔并培养地方武装领袖，确实与民兵血肉不可分，即以该领袖之名字作为该部队之番号，这会等于一面鲜明的旗帜，竖在群众之中，我们要创造千百个竹沟的“王老汉”，苏联内战时代之“夏伯阳”。

　　反扫荡中群众斗争之第二个运动是空舍清野。边区群众过去虽由政府领导演习过“假跑反”，但空舍清野的实际经验究竟不多，所以敌人一来，大家不会跑反，一跑就是十几、二十里，男女牛驴挤在一堆，以致常常遭受敌人抢掠，还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以空舍清野为意，所以更增加了人民财物的损失。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边区此次被敌伪抢掠的资财折合时下价目，共计法币二千一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三元之巨！

　　实际经验教训广大群众警惕和聪明起来，他们采取“以三光对三光”的办法与敌伪斗争。他们以搬光、走光、藏光来对付敌伪之抢光、烧光、杀光。在扫荡的第二阶段，群众损失较之第一阶段大大减少，这是空舍清野的显着成绩！群众不但善于跑反，而且善于藏粮、藏牛、藏鸡鸭及各种资财，迫使敌入荒原，只好烧房子泄愤。空舍清野工作还须努力研究，各乡区政府应耐心的召集村中富有经验的父老，详细讨论，他们可以提出许多宝贵的办法供大家采用。应当注意一点，空舍清野工作不应偏重于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其积极的意义，即民兵斗争，不仅要饿死敌人，渴死敌人，而且要在斗争中加速其死亡，加强其恐怖，彻底打破敌之计划。

　　反扫荡中群众斗争之第三个运动是锄奸运动。由于过去某些地区，对中央指示之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误解，释放了一部分杀毋赦的犯人，甚至擒而纵者凡七、八次之多，致使一般坏蛋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因之也降低群众的锄奸情绪，加之过去保安部门在其工作方式上未能大大发扬群众的锄奸运动，所以在这一方面也受到不小的损失。然而对于应该释放的俘虏，在此次敌伪军扫荡中也表现了他的效力。

　　扫荡开始，首先给我军以苦痛的是敌探奸细的活动，而且很大胆，弄得草木皆兵了。十一月下旬，师颁布“反扫荡紧急戒严令”，要旨是：检查行人通行证，来往行人须向当地政府登记，造谣惑众图谋不轨者以军法从事。并鼓励广大群众、民兵自卫队发动广泛的锄奸运动。另由区党委发下“为广泛开展锄奸运动的紧急通知”。这两个文件发布之后，群众的锄奸情绪立即活跃起来了，捉拿汉奸，检查行人的事情到处沸腾。双沟的群众说：“这个戒严令要早下两个月就更好了。”半城的群众说：“如今有了王法了，坏人不能活了。”泗灵睢的群众说：“八路军现在精了，端一碗吃一碗，坏一个杀一个，如果再象过去的宽大为怀，地方就糟了！”这一些群众的反映虽有使锄奸运动发生过左的危险倾向，但可以反证群众对于锄奸工作是如何的热情！三十三天之中，土匪始终未能起而趁火打劫，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反扫荡中群众斗争的第四个运动是破路运动。边区过去的破路工作，一般说是“应付官差”，都不彻底，而个别地方之破得好的却给敌行动以极大困难，甚至好似陷于“八阵图”中，既无向导，地图又不中用（地形改变了），受了不少苦痛。群众亲身经历了和试验了破路的伟大作用，虽在敌人扫荡正在进行之际，而挖路工作却踊跃起来。大家抱定：敌来了不能挖敌走了挖，白天不能挖夜间挖的决心，纷纷扬扬，漫野遍地，男女老幼，万头钻动。一月之内，据不完全统计，全边区计共破路七千余里。泗五灵凤一个县即二千三百二十四里，淮泗即二千零四十八里，即如洪泽湖亦挖有五十八里。破路运动之所以能掀起热潮，是由于：（一）政治动员（联系着敌人扫荡之活的事实）；（二）组织严密；（三）政府干部以身作则；（四）劳力使用合理负担；（五）主力部队督促协助。

　　破路工作做得最普遍的则属淮泗，县区乡组织“破路委员会”，下分丈量组、测绘组、监工组、破路队等，全县参加委员五千零八十人，破路队员二万五千三百九十四人。泗五灵凤县干部，区到乡，乡到村亲身督促组织，以鸣锣敲梆子为上下工记号，第一响起床，第二响吃饭，第三响上工。午饭送到路工上吃。泗东则标插红白旗，以麦示破路之优劣。特别是泗南及泗阳之龙集区等地，地质坚硬，群众有以钻子穿凿，或先泼水浸透后再行挖掘，工程艰苦可以想见。

　　在斗争中之一月，对广大群众的教育胜过平时之一年，群众在民族斗争之浪潮中，各方面都活跃起来，这种斗争情绪，坚持至今，并不稍衰。问题在于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及政府机关，应及时的把这种热情趁热打铁将其组织起来，纳入正规，才名符其实，才有结实的力量，这是敌人给我组织教育群众的好条件。十二月八日区党委号召“边区民众在反扫荡斗争中的四大任务”即为：（一）组织民兵；（二）空舍清野；（三）铲除汉奸；（四）破坏道路。基本上是完成了。十二月一日师所发之《慰问边区同胞书》同样要求边区同胞立即进行三件大事，录之如下：

　　“第一，立刻组织民兵，健全自卫队。洋枪、土炮、长矛、大刀、毒药、锄头都是我们的杀敌武器。主力在，即协助主力打敌人，主力不在，三五一起，七八一群，打吆喉，放冷枪，截尾巴，捉哨兵，偷敌人的枪，摸敌人的营，烧敌人的营房，炸敌人的辎重，遇见敌人就打，碰着机会就干。大胆的，众人抬举他，懦弱的大家耻笑他，淮上自古多英豪，我们不让古人独美于前，而应当发扬光大于现在！

　　第二，加紧肃反锄奸，灭绝汉奸活动。大家都知道，敌人假如没有汉奸报消息，他就耳聋眼瞎，任何事不懂，假如没汉奸领路牵线，他就寸步难行，所以必需严格检查路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立即依照本师颁布之反扫荡戒严令，严格执行。家家连环保，不窝藏匪类奸徒，一遇行迹可疑之人，立即仔细审问，如有真凭实据，立即押送政府处决。

　　第三，立即研究空舍清野的办法，粮食细软赶快分散埋藏，敌人将到，立即把锅、磨、碗、筷藏到敌人找不到的隐蔽地方。老弱妇女牵着耕牛驴马分批躲避，不要众人挤在一堆，按区按乡由农救会、区乡政府预先分配方向，才不致临时手忙脚乱。应当学习冀中的办法，村村挖地洞，挖地道，地道相连，地洞互穿，共同保守秘密，敌人一到便成为无人的世界，使敌人无粮可吃，无水可喝，使用没有家具，走路没有向导！有的只是枪弹和大刀，毒药和死亡！”

　　五、今后斗争形势之估计及我们的对策

　　目前国际战局，轴心国家已向着穷途末路加速迈进。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于占领罗斯托夫、哈尔科夫之后，必将于鸟克兰、斯摩林斯克地区实行大决战，这个决战，将要结束希特勒在苏联之最后命运。意大利，芬兰诸附庸国家亦渐呈动摇之势。德国东方之友的日本帝国主义之北进政策，当以德之胜败为转移，但在希特勒之压迫与日本国内激进冒险家之要求下发动攻苏，亦未无此可能，不过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至于南进，则攻击目标尚有澳洲和印度，但具体的困难亦将使之大费踌躇，美国必不放弃澳洲外围之所罗门群岛，该岛之与美国，进可以攻取靠菲律宾之失地且进而作为战略反攻之基地，退则可以保障澳洲本土，故所罗门群岛已成为美日两国必争之地，而日来日军复以退出瓜达康纳尔闻了。进窥印度，首先给以阻碍者则为运输舰船之不足，而缅甸又处于中英两军之严重威胁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于南北碰壁之下，而又必须积极其战略防御之各种准备，于是西进则将成为必然之势。西进之方向有二，一为再度向我大后方大举夺取昆明、贵阳、长沙、洛阳、西安诸战略要点，将平汉、粤汉两铁路衔接贯通起来。一为向敌后我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首先是华中。不管敌之是否或迟早向我大后方进攻，敌之向我根据地之进攻则为必然而且很快的。此种进攻之基本战略意义有三：（一）确实占领我之根据地，借以保障敌之心脏地带（上海、南京、连云港、徐州等地）之安全。（二）以之为向我大后方进攻之基地，而免后顾之扰。（三）准备于其战略退却时作支撑点。

　　此次敌对我淮北边区之大扫荡以为战略侦察性质，借以了解我之实力及抗日战术。敌今后对我边区之进攻，估计将采用扫荡、蚕食、清乡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必不一定于同时同地采用同一种，势必于同时或同地采取各种方式，或同时同地三种方式兼用。即在此时扫荡，彼时蚕食或清乡，此地扫荡，彼地蚕食或清乡，有的也许于同时同地之内有扫荡、有蚕食、有清乡。我们的同志先不要代替敌人定出一个“阶段论”，以为扫荡之后始有蚕食，蚕食之后始有清乡。假如先入为主存了一个成见，将必以反扫荡的一套对付敌之蚕食或清乡，或以反蚕食的一套对付敌之扫荡或清乡，结果必将铸成大错，而临时无所措手足。敌之蚕食对我，我以反扫荡退出敌人合围圈的一套以对敌，则恰如敌之所愿而上大当。尔后，敌或将在两个大举扫荡之间，采取蚕食政策，而缓慢的、零星的、逐步的、跃进的、偷袭我之一、二据点而巩固之，清乡伪化之后继续如法泡制，逐渐缩小我之根据地。这种办法不张扬，不震荡，往往易于被敌所麻痹。

　　对付敌人的蚕食政策，最好的办法是：（一）反蚕食。将主力位于机动地区，对敌之行进道路及所欲占之据点，不失时机的以伏击、袭击、阻击诸战斗方式打击之，因为敌既欲不张扬则部队亦必不多，这是它的弱点和矛盾。此外并附之以民兵的积极活动，锄奸肃反即所谓政治斗争严密布置。（二）以蚕食对蚕食。在敌之正面以“反蚕食政策”对付之，尤应于其侧后及大后方实行对敌占区之蚕食，突然袭击其据点，武装宣传队活动，以争取伪军，宣传敌占区群众向我背敌。

　　在进行反蚕食斗争中，不要走向另一偏向，即忘记了敌人的扫荡。敌人在战术的运用上是极其狡猾灵活的，每当敌人于我不备之时，可能集结兵力突然的扫荡，将我根据地分割起来，而后分头进行蚕食，成为切西瓜形，切开之后即分而食之。敌人对扫荡、蚕食、清乡，构成富有连环性的一套有机战术，同样我们亦应将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构成连环性的一套有机战术。

　　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斗争形势中，有时以武装斗争为主，有时以政治斗争为主。善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鲜明动人的口号。敌人此次扫荡中，能以其政治阴谋配合其军事行动，不断以飞机在沱西、湖东散发荒谬传单，以挑拨离间我军民之间与友军之间的关系，内中有“新四军告五路军官兵书”，同时也有“五路军告新四军指战员书”，大都挑拨之词。对我们的地方武装则喊出：“只打洋八路不打土八路”，烧了房子之后对群众说：“因为这房子给新四军住了”，或者说：“因为你们挖路了所以烧房子”。最滑稽的是在被敌烧毁余火未熄的房子的墙上写着大字标语：“打倒惨无人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敌人这种宣传方法的确也笨拙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某些方面确颇为技巧。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不善于抓住具体事实，提出群众所要求、所欢迎，敌伪所震动、所感叹的口号。

　　总之，今后的局面，必是困难的、复杂的、残酷的，然而又是暂时的，我们必须以一切努力熬过难关。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准备上，有最充分的动员，向着最坏的情况作准备，即古人所说：“无恃其来不，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使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除去党中央、华中局所指示所号召我们的目前必要工作，精兵简政（这是没有时间性的）、加强民兵、敌伪军工作、敌占区工作、统战工作之外，我们尚须：

　　（一）学习军事，研究战术，不仅军事干部必须加强其本身的业务学习，即党务政治民运干部同样要学习军事。哪怕就是一个小的战斗，也应慎密的加以检讨，提高到战术理论阶段，以之教育自己并教育他人。

　　（二）工作方式必须改变，小会多于大会，口讲多于手写。实行巡回领导，上层深入下层。

　　（三）要善于判断情况下定决心，分析环境决定政策。搜集情报研究情报，不放松敌伪之一个微小的动态，以冷静的、客观的头脑分析判断之。

　　（四）对上级之一切指示，如电报、指示信、决心等，均须精读研究，读一遍即有一遍不同的印象，万勿粗枝大叶，胡乱轻易放过。